最先锋的新拓展

只要提到孙甘露这个名字，读者立刻就会唤醒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记忆。他甚至只属于1980年代，属于一度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的先锋小说。等我再到“线下”认识孙甘露时，离开1980年代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年，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先锋文学也基本上成了一个历史概念，对当事人还算是记忆中的昨天，对更年轻一代的人来说，不过是文学史教材中的一两个章节。现实中的孙甘露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先锋小说家的样子。他谦逊、热情、周到、低调、随和，让我这个整天处于俗务中的人都觉得远不能比，遥不可及。他让我怀疑，这是一个蜕变了的孙甘露么？他身上还有小说家的气质么。

孙甘露是先锋小说家里“最先锋”的。因为他在这一方面起步早，成名快，代表作传播度广，文学史研究提及率高。还有一点，鉴于绝大多数先锋小说家坚持走创作的道路，而且随着创作的深入，他们中的多数已转向另外一路，更贴近烟火生活，更接近于写实和实写。这么多年里，文坛还经历了谍战小说的潮涌、悬疑小说的惹眼。而孙甘露，似乎一直还停留在先锋小说的戳记里。他的创作没有保持高强度的延续，仿佛停在了当年的高峰之处。所以也没有办法评价他是否也会一起转型。

《千里江山图》是一幅答卷。小说家孙甘露回来了。“沉寂”了这么多年，孙甘露的小说配得上这个气势恢宏的标题。而且，更让我兴奋的是，《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葆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动人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他适合我的阅读口味，印合我近年来一直强调的长篇小说创作正在走现实主义与现代性、严肃小说与流行小说不断融合的判断。是的，以上所有这些说法，仿佛在《千里江山图》里一壶全收了。这让我相信，这些年，不管孙甘露在忙碌什么，内心始终放不下对小说创作的执念。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的那句寓言，不过我想把前后两句话倒置过来借用一下：他的工作是把房间的一角刷白，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艺术家。

一、定格化的人物出场

《千里江山图》正面书写了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上海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党与敌人进行的殊死斗争。因革命需要和形势所迫，中共中央需要从上海转移至瑞金。这一重大决策事关太多绝密信息和秘密行动，包括浩瀚这样重要人物的转移。“千里江山图”是这一行动的代号。而国民党一方则竭力地破坏这一行动，追杀参与其中的共产党人。一场殊死较量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条战线开始了。所有这些，从小说写作的意义上讲，是一个可以想到的故事外壳或背景铺垫。孙甘露把这故事揉开了、化开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组合、拼贴、推进。小说的章节没有标明序列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不同的章节如果进行次序上的微调、置换，似乎也是可以的。线性逻辑上有预谋，但在情节上并非完全顺位排列。

开场是一次秘密会议的集结，正反两方的人物逐一出场。这个出场的做法有些特别，仿佛是戏剧导演在为即将登台的演员塑型，设计他们各自不同的亮相方式。如何各有样态以示区分，又如何排列组合形成聚拢。这个描写的过程中，没有对人物身份的介绍，也没有对他们形象、面目的描写，仿佛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一一登台亮相。有一点说不清楚的酷的感觉，也有一点说不清楚的气氛上的紧张感。

首先是卫达夫，一出来就“感觉今天有点异样”;接着是易君年和凌汶，他们结伴而行却又背对背说话;再接着是秦传安，在关于音乐的描述中紧张地看表;然后是田非，秘密会议室的落实者，他的动作是不停地“摸摸口袋”，保证最重要的物品都在;接下来是崔文泰，他在进入会场前很认真地吃了一碗猪杂汤，是佯装淡定还是溜了个小差，后半部的情节将有所呼应;最后是林石，他在观望，也在看表。

这样的出场方式是不是有一点戏剧化，而且还是定格化的，作者即是导演，为每个人物塑型，同时也让他们依次出现在舞台上，营造出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是的，营造，此外不需要任何字词描述这种近乎窒息的紧张感。定格化，人物因此一个个立在舞台上摆出造型。

会议还没有开始，紧张的气氛开始变得纷乱。抓捕他们的人出现了。于是出现对一场逃离的描写。重点是崔文泰，他似乎真的害怕、恐慌，而且又是借“猪肉”脱身。读者直到最后知晓了这位的命运，回过头来才会知道，孙甘露的这一描写实为生花妙笔。他会写，而且沉得住气。

反派人物的出场相对简单，但当秘密会议室的六位成员被捕入狱后，审讯的现场描述再一次呈现出聚光灯下的舞台效应。游天啸审讯董慧文的情形仿佛是从某一部反特电影里剪辑下来的。且看这一段：

游天啸摁灭烟蒂，像变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一沓照片，码齐，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地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是他吗？”

董慧文愣住了，她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

游天啸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我不认识这个人。”

……

上点年纪的读者，一定会联想起某个电影画面。类似这样的描写，一种与人物身份相吻合的程式化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这是孙甘露区别对待人物的一种预设。反派人物是类型化、程式化的，但很有表现力，足以引起读者注意。人物动作的程式化、标准化、身份化，目的是造成一种效果：众多情节片段式、碎片式呈现，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千里江山图》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人物，这或许不符合通常的长篇小说做法。过多新的人物出现，会给人一种借新角色来推动情节发展、转折故事走向的印象。但《千里江山图》却属于另外一种情形。主要角色定位后，其他的角色就以符号化的方式出现。他们在某个环节上起某个作用，然后悄然退场。在先锋戏剧里，这似乎是允许的，甚至是一种表现手法。当然，小说后半部转移到广州展开大量情节，新环境出现新人物也属合理。像莫少球、老肖，以及“孟老”这些人物的出现都比较晚，但在小说情节链条上又各自起着不可替代、不能删除的作用。

在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当中，浩瀚基本上没有出场，他是个传说，只是在最后时刻闪现了一下。老方也是被人提及比直接出场更多的角色，龙冬同样如此，读者也是借人物的各种转述完成对其革命、牺牲过程的认知。小说里最重要的正面人物陈千里，迟至第52页才出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的隆重色彩和中心位置。因为之前的描写足够紧张，为他的出场营造了足够浓烈的氛围。陈千里一出场就置身于某种强大的气流当中，接下来就看他如何施展身手了。

第一节里就让众多人物逐一出场，核心人物陈千里又迟至第六节。这种特殊的戏剧化处理，让《千里江山图》一开始就显出别样的风采。

二、叙述者的俯瞰式观察

孙甘露让人物逐一出场，并为他们亮相舞台时打上不同色调、不同亮度的追光灯。小说又分明让人感觉到一个叙述者的存在。他掌控着灯光的方位、色调、亮度，也调遣着人物的位移，为他们交错、相遇制造机会和线路。这个从来都没有以任何形式跳出来的叙述人不可见却可感，可以确认其存在。这个叙述人不是高高在上，但明显站位更高，几乎是俯瞰式地观察着正在上演的一切，故事的走向、最后的结局、人物的命运，都逃不脱这个叙述者的调遣。这个小说叙述人是一只吸引读者目光的眼睛。但我必须要说的是，孙甘露没有把这双眼写成一双冷眼，这双眼是有态度的，当它穿透人物表面，直抵其内心时，所进行的描写分明是有态度、有温度的。叙述人和小说人物有时会重叠，有时又明显分离。比如第70页，陈千里出现在大光明大戏院，“戏院门旁，那幅表现主义风格的巨大招贴画上有中意两种文字”。其中，“表现主义风格”这个观感和结论，是谁下的？陈千里还是孙甘露？我认为是叙述人代为表述的。当陈千里与易君年首次面对面时，双方的心理战是通过动作描摹完成的，同时也暗示了人物故事的走向。“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其实看不清的是内心活动。“他在躲闪什么？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指向已很明显。两人分手后，易君年在出门的路上把陈千里刚才递给他的一本《笑林广记》“扔进了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这是一处闲笔，却传达出某种意味。秘密揭开后再回头看，易君年的举止处处表达着他的反派本质。而这些观察和描写，多半是叙述人从看不见的某个隐蔽的高处观察到并告诉读者的。

《千里江山图》里，中共地下党有两个内奸，易君年和崔文泰。比起易君年的深藏与狠毒，崔文泰不过是个趋利而动的可悲可鄙角色。正像一开场他是吃着猪杂汤出场，背着一爿猪肉逃离一样，一切都指向他可恨中的可怜。同时，小说也写出他尚存的一丝出于卑怯、软弱、恐惧的反省能力。“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反省审视自己的人，平生头一回，他惊奇地觉得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人，在彼此不停地讽刺挖苦对方。”这样的描述，只能由叙述人代为完成。崔文泰其实无力也顾不得做这样的反思。

《千里江山图》的许多情节极具画面感。典型如陈千里和死敌叶启年在叶桃墓前的对话式对抗，不但语辞上针锋相对，毫无松驰之处，心理动机、内心较量也一样有剑拔弩张之势，让人观之有沉入之感。故事并没有动作上的打斗，然而正义与邪恶、胜与负在各自退场的情景描述中已经分得极其清晰。

陈千里：“他长舒一口气，望向墓地上空，天色不知什么时候起了变化，浓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了，他凝视着叶桃的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地刻着叶桃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朴素如她在世时的面容。平静，令人依赖，视死如归。”

叶启年：“从墓地到河边的那段路，叶启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他面无人色，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寒风席卷而来，墓园中的落叶被卷至半空。”

叙述人的态度就在这看似写景的叙述里，与革命意志相匹配的情感表达，无需热词，都在语辞间流露而出。

用第三只眼观察世界，表现人物，这是先锋小说本来的做法。孙甘露当然深谙此道。但这一回并非冷眼，是带着态度的观察，是带着评价的描述。心理描写，既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外化，同时也带有深入骨髓的解剖。有时是彩笔，有时是剪刀。真可谓辣手、老道。

三、逻辑线索的高密度运行

《千里江山图》是新鲜出炉的新作，但我的阅读却始终不能脱离一个看点：还有哪些是当年的技法，一看就知道是当年是哪个门派的掌门。而且，我好像还真看出点这方面的门道，感觉非常亲切，不出所料似的。

现代小说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确变了。但并不是变得冷漠，变成“零度”，而是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克制，每个人物都仿佛心事重重，若有所思。情感逻辑没有那么强烈了，小说靠什么运行？逻辑。逻辑推理的合理性，逻辑的缜密性，逻辑的复杂程度，小说家对这一切的调度能力成了重要考验。智性成为现代小说的重要品质。《千里江山图》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孙甘露对革命者的崇敬和深挚的感情是完全可以感知到的，而且十分打动人心。但整部小说却没有作者跳出来抢叙述人的话语的现象，没有大段的抒情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他为小说故事的发展做了严密的逻辑部署，周密、呼应，都做得非常到位。人物的行动本身就体现出大义凛然的正气，生动的描写本身就是一种抒情。《千里江山图》的大结局，身手不凡的陈千里将潜伏在我方的最大特务卢忠德除掉。与此同时，他的战友们，包括他的弟弟陈千元，一个接一个地往塘桥镇上的一个小饭馆集合。这些“客人们很少说话。他们知道小饭馆外面有大批特务，在那片黑暗中躲着很多敌人。他们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会被捕，也许会牺牲”。是的，这是护送浩瀚同志安全去往瑞金这一特别行动的一部分。陈千里也知道，“那些同志马上就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元。为了‘千里江山图’，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诱饵’”。所有的人都为了革命的目标而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大无畏地选择了牺牲生命。面对如此感人的故事，孙甘露依然保持着冷峻的、周密的叙述语调。最重要的逻辑线索，即是否可以使读者沿着前面的故事理解人物受到什么样的力量驱动而走到这一步。理解者则会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看着是去饭馆，事实上是赴死;缺乏对故事逻辑的理解，则只看到有人在饭馆里要酒要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