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非虚构：对实践阻碍的克服

一、需在实践层面具象考察的缘由

“非虚构写作”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逐渐流行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新鲜与疑惑并存，人们发现其惊人的容纳度——“似乎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虚构”a，同时，对其的疑虑也较为凸出。更多人认识和接受“非虚构写作”的主要障碍，目前在三方面：首先，称呼存在意义上的疑问——既然有了“人物传记”“家族志”“调查报告”等具体称呼，是否有必要再用“非虚构写作”涵盖它们。其次，对其刻意将虚构剔除在外的诟病——“虚构写作”成果斐然，为何偏偏要排除虚构建立一个非虚构的“阵营”。讨论其必要性之后，最为严重的一点，是对能否真正做到非虚构的怀疑——如果非虚构本就不能达成，那么，“一厢情愿”掀起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应该早日退去。

第一个方面的困惑，主要来源于对“非虚构写作”认识的不足，同时也包含着受到新名词冲击后的情绪反应。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之前，不仅大众对“非虚构写作”陌生，在中国大陆的学界中，这都是一个少数人使用的称呼。近些年来，虽然作品频出，大众对其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正处在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过程中，一些人情绪上难免产生防御性抵触，以“古已有之”等理由简单否定着“非虚构写作”称呼的存在价值，也有一些人是在严肃的思考中审查这桩“新事物”。

严格地看，其与“人物传记”等称呼的概念不在一套系统对应的话语关系中。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层级关系，只不过是“人物传记”等类作品确实符合了“非虚构写作”对作品的筛选标准而已。时间上“非虚构写作”称呼的晚近登陆，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几者之间并无刻意层级。并且，从“非虚构写作”的标准来看，除了这些属于已有文类的作品，还有很大空间来容纳未有专名称呼类型的文本。这也是《人民文学》当年要引进“非虚构”新专栏的原因——设置容纳更多类别作品的空间。同时，因“非虚构写作”之名，“人物传记”等类型的作品也在研究层面上被破除一些成见，为重新打开深入认识增添了可能。因此，大可不必因为先有了“人物传记”“家族志”等具体称呼，就否定“非虚构写作”的存在价值。

第二点的指责，受到文学偏好的影响，并可能有潜在的文体保护意识。文学作品创作常常不预先严格区分虚构与否，而以达意、表情和审美为重。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大陆风行着虚构文体作品为上的态度，一度连与现实关联更明显一些的现实主义虚构作品都因此变得等而下之了。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一些继承。但“虚构写作”被理解和使用时，实际上便隐性地存在了对应的“非虚构写作”，两者在一个系统的话语关系中界定彼此，因凭各自特点而在不同路径上发挥作用。

不应该局限在文学范围内看“非虚构写作”，如此范围的局限会造成“非虚构写作”从部分到整体层面均有的意义丢失。古人非虚构的方志及地理游记，虽有部分因文采奕奕而在文学范围内被人颂扬，但终是文学范围以外的文献资料作用为主;到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四十自述》序中表达了促成“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的愿望，除了“给文学开生路”这部分原因外，也还有“给史家做材料”的期待，即渴求由个人写自传而转向为时代做宝贵记录。b古人“经史子集”的说法，尚且超越文学的范畴，当前文学范围之外作品涵盖的缺失，将体现为“非虚构写作”整体层面意义的丢失。“非虚构写作”最可贵的特点之一，便是强大的包容性，局限在文学内部，便损害了整体包容度。

不同于前两点在范围层面考量这个新鲜称呼的到来对原有体系的影响及意义，第三点质疑涉及“非虚构写作”的根本——非虚构的基本要求。能否非虚构，分认识和实践层面。写作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虚构，便不在非虚构写作之列。但在面对质疑时，应明确，“以完全客观的认识和呈现来要求将使得这一文体在现实中偃旗息鼓，更使事物回到类似‘物自体’的状态，无法对之进行写实的言说”c，“非虚构写作”不应该受到苛求。

“非虚构写作”必须是非虚构的，这是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写作中，约束克制、不含有虚构地完成作品的意识并不明显，因此，在追认古代作品的非虚构属性时，判别尤需谨慎。到近现代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转变，人们对非虚构的意识和需求才有所增强，但直至近年，仍然有虚构假托非虚构之名的现象，这些作品当然不应因自称便属于这个行列。虽然一些新闻机构对非虚构写作设有事实核查的环节，非虚构仍主要靠作者来把握。

非虚构的意识主要靠写作者自己把握，具体实践上，却常常遭遇把握之外的困难。即使是今天，非虚构写作的实践仍然不是一件易事，写作所呈现的对象很多时候是写作者自身之外的，写作者主体对于客体的呈现有赖于客体的配合程度。因此，除自传以外，极易受制于历史或现实中资料的缺乏，又不能在技术层面以虚构来辅助完成。

因此，本文接下来在“非虚构写作”实践层面具象考察，分析相对于写作客体的不同程度的被动处境中，写作者主体是如何克服阻碍来使其写作继续抵达非虚构的。本文依托三位中外作家在非虚构写作上的具体实践，了解非虚构写作实践技术层面克服阻碍的情况，将增强读者对于抵达非虚构的信心，回应能否真正做到非虚构的质疑，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接纳“非虚构写作”。

二、以“我”观察，与“我”比对

尽管不是为非虚构写作的名号而写，但生活中常见一类非自传性质而又单向度地掌握着话语权的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中，写作者对写作对象有一定熟悉度，但并非写作对象本身，也并非刻意调查或故意采访挖掘的陌生人事，所写事件可能缺乏新鲜感，新闻性不强。人们往往对这类作品的非虚构写作属性意识淡薄，故而缺乏从非虚构写作角度的积极研究。而对这类非虚构写作认知的缺乏，影响到对非虚构写作整体的了解。比如，了解其虽掌握话语权却因非虚构基本要求而受制于写作客体的现象;又如，怎样精准呈现写作对象，又怎样使自身的话语权不影响非虚构，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类作品中，用来弥补写作主体的被动局面的，多是主体本身的观察和经历，作品在材料上依赖写作者自身的观察所得，在呈现中也极力调动作者本身相关的经历作为补充。比如作家王安忆的怀人之作《我和彭小莲》d。王安忆如实托出，和已故友人彭小莲“上辈的渊源，我知之不多”，但其克制内心伤感，在细致观察、敏感发现的基础上，以自身与彭小莲交往的经历记录为主，兼及他人处的可靠见闻，突出彭小莲的特点。其以“我”的观察、与“我”比对的穿插运用，用自己与彭小莲不同做法的对比，以及对不同事件中彭小莲自身做法的观察，勾画出彭小莲的一生，最终使得故人形象得到了印象式保存。

具体讲来，首先，为非虚构地呈现彭小莲的精力旺盛、活泼外向和守信重诺，王安忆从见面的情形开始回忆。结合见到真人以前听过同事的描述，王安忆注意到1980年代在家中初见的彭小莲“光彩照人，语言活泼，表情生动”。几年后彭小莲突然到来，王安忆回忆她迫切倾诉电影没有过审的懊恼。在王安忆的观察中，一夜无眠后彭小莲情绪激动得时站时坐，谈起自己的电影拍摄和钟爱的电影世界来仍然生龙活虎。文章中，王安忆写了当时自己的心理。彭小莲可以不休不眠、不请自来、对着较为陌生的王安忆倾诉自己的苦恼，王安忆却没有这样的“疯”劲，对陌生领域事物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些畏惧回避。彭小莲隔天即要落实王安忆只随口一说的话，吓得王安忆委婉拒绝。到2000年以后再及有往来，进行电影方面的合作，王安忆发现彭小莲做起事来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她自作主张的行为甚至引起过王安忆的“抗议”。

在对之后交往的叙述中，一方面，王安忆以自己写小说与彭小莲拍电影的经验相比较，衬托出彭小莲制作电影转化利润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她观察到，彭小莲作为理想主义者坚持谈论无望或已成定局的东西时，仍旧激动——“拍桌子跺脚的，那台灯一亮一灭，仿佛灵感的闪烁，很是好笑”。这呼应了彭小莲第一次去找王安忆时的场景，时代变化，不变的是彭小莲的风风火火。在直来直去这个性格特点上，王安忆还以2018年彭小莲在香港与她见面时对于一部电影的斥骂作为例子加以呈现，并表示了对其性情的理解。至此，彭小莲大大咧咧、勇往直前的真实形象已入人心。

而真实的彭小莲还不止有这样的面向。从彭小莲病中观察到其糅杂交织的不同面，王安忆直惋惜了解时间的不够。首先，不同于平时的率直，彭小莲将病情对老友隐瞒得严严实实。王安忆倒推出几次聚会未成与彭小莲病情发展节奏上的相关，文中她记录下自己当时对彭小莲隐瞒病情一事气愤而又亲切的责怪。其次，王安忆以事例呈现彭小莲病中超出常人而与其行事风格一以贯之的“鲁莽与勇进”。小莲选择的治疗方法较为激进，与告知王安忆时谈话环境的温暖平和形成强烈比对。“小莲很痛苦，但气势还在。”——王安忆引用了许鞍华一次看望彭小莲后的真实短信。再者，“气势”在文中所录身体虚弱、坚持做公证时以繁体字签名的细小事情上也呈现出来——“她手臂沉重，握笔困难，还要写繁体字。我说：好了好了，将就点吧！她说：习惯了，怎么办？”王安忆作为旁人的观察，将彭小莲在疾病面前对尊严的坚持呈现了出来，并且，向不知情的读者点出，这个彭小莲要费力完成的公证，是为了“遗赠帮助过她的人”。

“暴烈”的行事风格与病中预处理身后事的心细如发、对友人关心的温暖周到形成对比，反映出彭小莲大大咧咧率直行动之下极为柔情而细致的内心。虽然《我和彭小莲》的标题中“我”和“彭小莲”是并列的，但“我”的作用主要是以“我”在二人交往和他人处真实见闻中呈现彭小莲的形象，以“我”的感想、做法与彭小莲的进行对比，将彭小莲自身不同行为进行比对。

三十年前，在《我的同学董小苹》e中，王安忆同样以“我”的观察以及“我”与董小苹命运的不同使自己成了读者认识董小苹的桥梁。《我的同学董小苹》从二人有交集的儿时记录起。董小苹是同龄人眼中的“幸运儿”，为说明董小苹的外表出众，王安忆回忆了自己母亲对她毫不掩饰地喜爱，以及造成了当时自己“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的情绪反应，还复述了小学老师对董小苹充满喜爱的形容——“娃娃一样”。然而美好的事物让一些人“不安与不平”，加上资产阶级身份，在特殊的年代给董小苹一家带来了灾患，从董小苹在交好时对“我”倾诉的在外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看出，这个相貌、才智都优秀的女孩，内心深处最介意的是家里的阶级成分问题。

王安忆以比照自己同时段经历、感受的方式写着董小苹，又以几年之后对董小苹家的展现与幼时王安忆所见的景象对比，鲜明显示出董小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公与不幸。王安忆举例了董小苹上大学的波折、工作后的挫折。但董小苹骨气还在，对自己的要求还在，勇气和韧性也还在，从王安忆的视角，她看到董小苹在大雨积水中从容不迫，周到待客、照常过日子，在外国人的误解面前不卑不亢。这些让王安忆对比出自己环境中虚荣的部分，从而反思自己的生活。非虚构地写这样一个在艰难世事中没有屈服的人，王安忆在文中提到一个美好的假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既是“假如”，那便是与现实不符的，如何来体现这个“假如”？文中，王安忆又以自身的经历比照。

这两篇作品非虚构的技法异曲同工，运用充分。写作者主体在作品中行为的重要性为所要表现的客体“彭小莲”“董小苹”侧身让位，但又以观察、比对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客体的呈现中，为客体真实生动的呈现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总体而言，在写作者单向度地掌握着话语而又缺乏在客体材料上的主动权时，这类非虚构写作以“我”的观察、与“我”比对为主的素朴的技法，整理从局限角度获取的事实，完成受限于非虚构写作不能虚构性质的客体呈现。

三、反差叙述，调整面向

本文留意的另一类非虚构写作，与作者自身经历拉开了较远距离。2020年秋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硕士专业新设的“非虚构写作实践”课程f上，王安忆要求学生在作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时，选择在自己出生的那年、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之所以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所限制，主要是希望由此硬性拉开一个“他者”的距离，使学生看到更大更多的部分。这项要求给这些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时间遥远，材料搜集有一定的难度，想要获知事情的原貌也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写作者自身已有的经历已很难成为补充材料。

为帮助学生克服资料获取受限的困难，组织构架，完成非虚构作品，王安忆以画地图、开清单、提供细节、描述照片等方式启发学生，提醒学生避免“想当然”，鼓励建立“对具体的信心”，找到事件“特殊性”。除此以外，丽贝卡·思科鲁特《永生的海拉》g一书出现在王安忆为这门课提供的非虚构写作阅读书单中，也许正含有这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