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由个体书写，寻找通往存在“本真”的路径

一个问题，写作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日常吗？在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发出“娱乐至死”的呼鸣至今的当下，可以想象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本就以写作作为创作方式或谋生职业的作家或文字工作者，把书写当作每日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吃饭、饮水、睡眠、工作一样不可缺少吗？

当下的社交媒体内容生态堪称光怪陆离，娱乐形态不断推陈出新，日常言谈的间隙出现频率更高的词汇是电影、电视剧、音乐，在年轻人中时下流行的聚会项目是剧本杀。今天的人们谈论这些，如同距离我们最近的1980年代“文学热”中的年轻人谈论米兰·昆德拉、萨特，讨论伤痕文学和知青小说。他们写诗、散文、评论，相互通信。如今一个人更有可能收到“一起去看最近上映的那部电影”的邀请，而不是“最近你在读什么书/写什么”的询问。很少人会在日常中谈论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哪怕是与还算熟悉的朋友。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变化的原因一部分归于最近几十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职业分工趋于更精细的分化，也见于高等教育系统内学科划分以及研究领域更细分的发展。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效率与效用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有着更大声量的环境之中，一个人说自己写作，更有可能被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或能够带来某种实际的用处。不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群之中，有多少人会将“写作”作为自己生活日常的一部分？真的有这样一群人吗？

至少在成立于2011年的写作平台“三明治”上，每个月有200-300位写作者，每天会花30分钟至2个小时不等的时间用于写作。他们书写的内容大部分可以被认为是“个体生活书写实践”，可能是此刻、当下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录，可能是对过往某一段经历的回溯和梳理。

这些写作者的职业大部分与写作无关，公务员、医生、教师、品牌策划、公关、会计师、保险代理人、留学规划顾问、创业合伙人、咖啡店主、程序员等等。他们所在的地区也非常多元，既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贵阳、拉萨、乌鲁木齐等国内不同城市，也有英国、土耳其、南非、美国、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城市。过去十一年中，有超过20000位写作者在三明治的平台上通过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主题的“生活写作”，平均每人每天书写的文字量至少为300字，每月书写文字量在10000字左右。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写作”确实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日常。

“三明治”作为一个非官方、自发运营的文化组织，在过去十一年是如何推进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的？为什么“三明治”要倡导普通人的个体书写，将“生活写作”纳入生活日常？这是本文想要介绍和探讨的内容。希望通过对过往十一年“三明治”积累的当代中国个体生活书写实践经验的梳理，能够为个体书写之于普通个体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这一问题，提供一些主流视角之外的角度和信息。

一、两个项目：“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

目前“三明治”常规的个体生活书写实践，主要有“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两个项目，每个月都会进行公开招募，为参与者提供不同需求的个体书写系统支持，在此先做简要介绍。

“每日书”项目发起于2016年，运行机制是每50-80位参与者组成一个半公开的写作群组，每个人拥有独立的写作页面，每天完成至少300字的写作，每个自然月为一个周期，每月的第一天开始书写，至第30天结束（2月为28或29天）。目前“每日书”参与时间最长的写作者已经书写了超过四年，累计超过50个月。写作内容全部基于参与者的主观自由选择，但大部分参与者的创作内容都和个人生活有关。比如一位深圳的纪录片导演写自己曾经拿着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在南半球“流浪”的生活，那时她刚本科毕业，澳大利亚也刚对中国大陆开放“打工度假签证”申请，这对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来说都是新鲜事。一位在北京的全职妈妈，写下自己在38岁这一年终于学会游泳的经历。一位在日本东京生活了10年的国际投行交易员，写下自己和同事朋友的采访聊天，记录一位华尔街交易员离开金融圈后的状态。一位生活在上海自称“金融民工”的女孩，写下自己在母亲去世一年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装修了一套房子、通过了司法考试客观题部分、进了三次手术室，她用接连几个月的时间陆续书写。除了这些对个体有特殊意义的阶段或经历的生活书写，还有很多参与者在“每日书”中书写的是看似琐碎的生活日常，他们在写作页面上“这个月我想写什么”的区域中写道：“我的网课教学生活”“发现笔下的自己”“生活絮叨”“没有主题，就先自由自在地书写吧”“凌乱、无序、散漫的思想记录”“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大时代，记录自己的小时代”“生活的意识流”。

在“每日书”中的书写是半公开性质的，参与者的书写内容仅对写作社群内的其他参与者开放，参与者可以浏览其他人的写作并进行评论和互动。“每日书”项目不会对参与者的写作内容进行“好”或“不好”的评判，仅在创作上提供灵感启发的支持，比如设置“女性主题” “食物记忆” “世界公民” “城市漫步”等不同主题，并提供可以参考并尝试的思考及书写角度。以连续四年都在三月进行的“女性主题每日书”为例，我们在2020年向参与者们提供了30个问题，比如“你曾被要求剪短头发吗？”“你对年龄有焦虑吗？”“你提到月经或卫生巾会感到尴尬吗？”“你晚上独自出门会害怕吗？”“如果对调性别，你最想以另一种性别的身份体验什么事情？”参与者可以在这30个问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短故事学院”项目则发起于2017年，参与者们可以在编辑一对一的陪伴下，在14天内完成一篇5000-12000字左右的非虚构个体生命故事作品。对于缺乏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来说，从“想写一篇故事”到“完成一篇生命故事作品”之间是存在距离的。非职业的写作者有珍贵的写作意愿和写作冲动，同时也需要必要的写作技巧指导，以及往往只存在于职业环境中的作者与编辑的支持关系。因为写作终究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创作，纵然市面上已经有很多诸如《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非虚构的艺术》等关于如何进行非虚构写作的出版物，但所有的写作技法的知识都必须落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才能被理解，才有意义和价值。

因此在“短故事学院”的项目中，我们将完成一篇生命故事的过程从写作技巧层面进行拆解，以在线分享的形式向参与者提供“写作工具包”，让没有经过写作专业训练的参与者可以循序渐进地了解写作的不同环节，比如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选题、如何为主题寻找合适的素材资料、如何开一个好头、如何搭建文章的框架结构、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如何为故事收尾、如何修改调整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每天根据建议的任务目标进行写作，再由编辑一对一给予有针对性的反馈，写作者可以根据编辑的反馈再继续推进写作，直至14天左右整个作品最终完成。

专业的作家、媒体从业者或者其他文字工作者通常具备独立完稿的能力，编辑仅在确定选题及修改阶段介入，与写作者进行讨论，视情况而定是否需要修改调整以至定稿。但对于非专业的写作者而言，在整个书写过程中与编辑建立紧密联系是必要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仅仅提供了写作技巧上的支持，往往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陪伴。

二、个体时代降临：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

自“每日书”和“短故事学院”这两个项目发起至今，事实上我们能够观察到过去十余年中国社会中个体表达的变化趋势，即从“他者记述”到“自我表达”的转变。

在三明治创办的2011年，个体在公共平台的表达渠道虽然仍十分有限，但技术对社交媒体的革命性影响已经汹涌而至。2009年，新浪微博的出现让一部分用户从博客的长文本转向140字以内更轻量、更即时性的表达。在更早一些的博客时代，有一定长度的完整文字表达对表达者的逻辑能力、写作技巧甚至文学素养都有很高要求，而微博的出现似乎打开了一个更容易进入的表达通道，也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通个体发出邀请：发出你的声音，说出你想说的话。普通个体在这种更轻型、更无压力的表达媒介中，无意识地练习着“小声说话”，哪怕只是喃喃自语。2011年也是微信正式面世的一年，微信最开始只是一个通讯工具，随着2012年“朋友圈”功能上线、“微信公众平台”被推出，微信为个体表达提供了新的可能，“小声说话”不再是对着空旷的广场，而是在更私密的熟人朋友圈子内的半公开表达。此外，摄影、视频等领域的开放也为普通个体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空间，比如2011年面世的Lofter等摄影图片分享平台，2013年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开始扶持“UP主创作者”，即普通个体被鼓励用视频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或任何想对外分享的知识主题。

麦克卢汉在1967年提出的洞见“媒介即信息”，仍然可以与当下中国彼此映照。媒介平台技术手段和呈现形式在新一轮创业投资的浪潮下飞速迭代，在此先暂且搁置“新媒介”对表达的限制和冲击，我们必须看到，从文字到摄影、视频，2000年代这最初的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普通个体表达启蒙的蓄势阶段：显现出从“看别人表达”到“我表达”的转变趋势。虽然在这个阶段，普通个体的表达更多是碎片化的，社交媒体的传播属性也更侧重于即刻的情绪和观点。

2011年“三明治”成立之初，我们观察和感知到了更蓬勃的对“普通个体”的关注，也从那时开始征集记录普通个体的故事，并发表在“三明治”的官方网站上。最初我们关注到的是“三明治一代”，即出生于1975-1985年之间、正处于30岁上下阶段的人群，这一代“中国三明治”的成长伴随着独生子女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为这些个体带来相较于父辈更优渥的物质条件、更充沛的自我发展的机会，比如更多的受教育可能，更多的国际交流和留学机会，更多元的职业道路选择。但同时，这一批人群也面对着几乎没有过往经验可参考的焦虑，像一块“三明治”一样处于职场、家庭、个人发展的夹层之中：父母和孩子如何同时兼顾？上司和下属之间如何相处？城市和故乡之间如何选择？按部就班的稳定工作和追求理想的个人事业之间如何选择？一位“三明治人”在九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2011年一整年，都在提醒自己进入了‘三明治’的状态。这一年我自己的工作开始进入瓶颈期，对按部就班的工作越来越疲惫，对生活的好奇感越来越强烈，渴望成长，渴望尝试新鲜的事物。我每天脑袋里面轰轰隆隆地过小电影，却没有任何创造和输出，这让我开始对自己不满。我一边被捆绑在生活的大板子上，动弹不得;一边想要‘做好自己’的念头越来越清晰。一边拒绝所谓‘成熟’，一边跟着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这一年有很大很大的迷茫，和很大很大的冲突，也有很大的动力和希望。”

这些中国青年人不得不面对的诸多“如何选择”，事实上也是一个个关乎本质的发问：我是谁？我想要怎样的生活？我要为我的生活做出怎样的选择？我将从这个选择中获得什么？又将要为这个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

十一年前被记录下的许多故事，在今日看来仍然会让人触动。一位叫千寻的女孩离开稳定国企，降薪2/3去做基层公务员，想要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一位摇滚青年实验他的“互联网人类学”;一对夫妇辞去令人羡慕的投行以及建筑工程顾问工作，走遍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数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一年的Gap Year，并全程记录直播;一位前奥美广告人决定回到家乡养蚕，复兴浙江桐乡传统的手工蚕丝被制作技艺。2014年，部分普通个体的故事被集结成作品集《30岁后，为梦想寻找现实的出口》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当年这些主人公的故事如今仍然在继续发展变化，我们也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络，对他们生命状态的新进展进行持续记录，或邀请他们自己用文字的方式记刻自己的不同阶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普通个体的经历和故事更容易被当作媒体某个特定选题报道的“素材”，由报道者对相关的普通个体进行采访，再进行第三人称的记叙，只有部分第一人称的个体声音在直接引语中体现。如果没有媒体的公开报道或者发表，没有来自有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权威他者”的“看见”，普通个体的经历和故事有书写和讲述的意义和价值吗？起码在2011年左右，普通个体也没有这样的普遍意识，少有进行相较于社交媒体上被切割成碎片的表达而言更完整的自我表达的欲望和尝试。因此在2011年“三明治”创立时，我们观察并记录的个体故事大多由三明治的编辑团队或志愿者对故事主人公进行采访并写作而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他者记述”。但这种记录又区别于传统的媒体报道，写作者和讲述者之间是一种有机联结的合作关系，而非有更强目的性的选择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