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与都：时间维度中的空间意义

近来，城市传的写作有若干作品出现，邱华栋的《北京传》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部。这主要是由于作者在结构作品时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形成了具有独创意义的文本。国外的城市传也多有影响较大者，如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的《巴黎传》。其视野宏阔，涉及面广，突出了巴黎以及法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其中既关涉政治、军事、经济，也有文化、宗教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应该说，这是一部透过巴黎看法国的城市史。因为“作为‘法兰西的缩影’，巴黎长期处在法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a不过，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巴黎的城市形态是怎样的，科林·琼斯似乎语焉不详。我们可能会知道在某一历史时期巴黎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什么，但却难以捕捉作为城市的巴黎之具体形象。从这一点来看，邱华栋的《北京传》就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仅知道了“北京”作为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之沿革流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能从邱华栋的描述中感受到具体的城市形态，如它的城墙位置、河流水系、建筑布局、人口分布等等。因而，这座城市是具体的、可感的、生动的，洋溢着人的活动意味的。并不是说这样的描写就忽略了由北京对中国历史的折射。《北京传》仍然具有这样的历史意识，只是，它是潜伏在作者对城市的描述之中的。这种描述的“纲”是时间维度上的空间意义。

一、 京与都，时间与空间

提到北京，绝大多数中国人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中国的首都。她是中国的代名词。但是，作为一座城市，其形成与沿革是怎样的，人们所知并不详悉。《北京传》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北京”的历史。这是一种时间维度的体现。但是，当作者叙述北京的历史时，并没有执著于在“北京”发生的事，而是尽可能详实地描述“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形态。这就体现出作者独具匠心的追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复原。在《北京传》中，时间与空间统一了起来，演化为一座活色生香的、可触可感的具有生命意味的城市。

这座城市最早的名字叫“蓟”。因为这一带地势较高，生长着茂盛的蓟草，被称为蓟丘，人们便由蓟草而名曰“蓟”。其出现的时间是西周初年。武王克商之后，进行了一次分封。他封商纣王子武庚禄父为诸侯于邶，地处今河南汤阴附近殷商旧京畿之地，以管理殷商遗民;封武王之弟管叔于鄘，在今河南新乡西南;封弟蔡叔于卫，在今淇县。由此，他们可监督武庚与殷遗民。同时，武王还封尧之后裔于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早的“北京”，在今广安门一带。不过，武庚与管蔡二叔发动“三监之乱”，周公以周成王之名平乱。之后，周成王再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除封姬姜之姓于齐、鲁、卫、晋外，还封宋、燕于成周，也就是今洛阳之南北两翼，构成了对周王室的屏护。这里的燕，就是被封于此的周召公奭的封地，其名来自燕山，其城在蓟之西约百里。由此可知，在今北京一带，周初有蓟、燕两个诸侯国。据邱华栋分析，此二国原应为殷商之方国。春秋时，燕并蓟，移治蓟城。作为诸侯国的蓟也就不存在了，这一带只留下了燕国。这就是北京的雏形。如果从周封蓟的时间即公元前1046年算起的话，“北京”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京”，《说文解字》注为“人所为绝高丘也”。就是说，“京”的本意是人工所筑的高大之丘，不是自然形成的丘。后因一国之都多建在高地之上，逐渐引申为“国都”之意。作为诸侯之国，蓟国之都城在蓟丘。这一高地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所以作为城市的“北京”，也就是当时的蓟城，最早是建在蓟丘之上的，是“京”。而“都”，本义为有先君宗庙的大城市，后引申为国家之都城。《说文解字》注曰，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都”的含义很多，如大城市，王公的采邑等，比较复杂。但后来人们使用较多还是“都城”，就是一国国君所居之地，所谓首都之意。就北京而言，正经历了一个由京而都的历史演变。

按照邱华栋的梳理，北京的建城史“经历了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和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特别市、新中国首都”等各个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时间维度中，北京的地位并不一致。商周的蓟燕，为诸侯国国都;秦汉至唐，为地方政府所在地之城;辽时为陪都;从金时起，至元明清，到今天，北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首都”的地位，持续大约八百多年。从蓟丘之京建城三千余年，到金中都开始建都八百余年，北京城的历史可谓兴衰跌宕，风云变幻，折射出中国发展演变的大致历史。

不过，就《北京传》而言，最突出的贡献并不是这种有关北京城历史沿革的梳理，而是对北京这座城市自身形态、空间布局的复元。这一工作少有人做，多的是对某一历史阶段城市形态的研究。也正因此，这部《北京传》就有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邱华栋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前人记载，甚至实地考察，对不同时期的北京城之建设规制、城市布局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其细致程度如果不能说是前所未有的话，起码也是十分少见。如“元大都”一章，叙述了刘秉忠奉命营建大都时，如何选址，寻找水源，确定城市中心位置，设计规划，形成中轴线，以及建设次序等等，元大都之空间布局在书中渐次展开。所以，邱华栋为我们呈现的是不同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形态。期间有各种建筑、人物、事件，以及诸多内容相互之间的联系与秩序，仿佛带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之中。

《北京传》的这种空间形态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城市布局的复元中。实际上，邱华栋的视野已经突破了具体的城市，延伸至城市在中华版图中所处自然地理位置的空间格局之中。

二、 北京湾，中国弧

据说侯仁之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介绍，美国地质学家贝利·维里斯将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北京市所在之平原地区称为“北平湾”，即“北京湾”，这可能是这一概念的出处。北京之西为太行山脉，其东北为燕山山脉，东南为渤海海岸线。这样的地理环境正好形成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冲击平原地带，所谓“北京湾”即此。而研究者认为，华北平原正是“北京湾”的放大版。从东北之燕山南下至南北向的太行山，再至东西向的秦岭，又大致勾画出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三角形地带，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北平原。他们认为，华北平原就是放大的北京湾，也可以称之为“华北湾”或“中原湾”。

不过，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地貌的某种特殊性。如果北京湾是一个地域相对狭小的冲积平原的话，所谓的“华北湾”就是其放大版。而进一步的放大则是被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名之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区域。他认为从我国东北地区的南部（主要是大兴安岭），经内蒙古南部、山西与陕西之北部的阴山山脉，至宁夏的贺兰山山脉、甘肃、青海一带的祁连山山脉，再到四川、云南的横断山山脉，形成了一个“半月形”。这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如同两条有力的臂膀，维护着它们东南部中国的腹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中原为核心的农耕地带。由于这个半月形具有生态的相似性，成为一条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带的不同地域，可能会存在相同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古人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会寻找适宜的通道，迁移至不同的地区。

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教授在此观点之上提出了美丽的“中国弧”的概念。在中国弧之东侧，其地理条件更适宜于农耕，而在其西北侧与西南侧，则表现出地貌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多元性。如有限的农耕，狩猎与游牧，商业与贸易等等。而这一美丽的中国弧，不仅是中国地域内部文化交流的纽带，亦是东西方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

如果从这样的层面来分析北京的地域空间，我们就会发现，北京湾只是中国弧的一个缩小版。它在中国弧之东北侧，既是那一带原生本土文化形成的重要地区，也是接受中原文化之外的草原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重要地区。历史证明了这一分析。不论是蓟还是燕，均为炎黄一系本土文化生存之地。而由于其在中国弧之近侧，又较为方便地接受了来自草原之游牧、狩猎与半耕半牧的文化。由于临近草原，可连通东西，亦使北京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接受更丰富更复杂的外来文化。这使北京湾成为一个文化汇聚之地，不同的文化能够在这里融合新变。很多时候，中原农耕文化甚至会退居于相对弱小的地位。

《北京传》注意到了这种地域的特点。邱华栋分析了北京的地理位置，指出其北部是燕山山脉，可为其屏障;西部是太行山山脉，由南向北环抱。其东南则是平原开阔地带。事实上，还面临大海，也就是渤海。除了高山与平原之外，还有水系的流向。北京最重要的河流是永定河。永定河由洋河、桑干河两大支流组成，以桑干河为主干。永定河的源头有两处。一是桑干河，其源之一为山西忻州宁武管涔山之恢河，其二为山西朔州之源子河;二是洋河，其源有三。一是东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二是西洋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和县，三是南洋河，发源于山西阳高县。简而言之，永定河之源有山西、内蒙古两地。一为由农耕中原而来的河水，一为由游牧草原而来的河水。它们在今河北之怀来县相汇，成为永定河。我们分析永定河的源头与流向，是为了说明北京湾的形成与北京湾之外地区的地理关系。而永定河又与潮白河、温榆河一起，冲刷出一个土壤肥沃的扇面平原，被称为——北京湾。它恰恰是中国弧之东北侧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

从河流的流向可以看出文化的联系。北京湾地处华北平原、辽河平原的交界之地，同时又受到了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俯瞰式的影响。因此，邱华栋认为，从文化上讲，北京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三者的交汇点，也是采取上述三种生活方式的人类能够聚合的地点，非常适合建立一座城市。要而言之，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处于一个高原由此升起，草原由此展开，平原由此延伸，海洋由此覆盖的“四合之地”。

三、 四合之地，天下之中

所谓“四合”，古人认为是四面围拢或四方配合。还有一种解释，是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是为“四合”。而这里所言之“四合之地”，首先是指四种不同的地貌——高原、草原、平原与海洋汇聚的地区。但是，应该也在不同层面或角度上体现了围拢、配合，以及能够实现天、地、人、己四端协调融洽、相互包容聚合的含义。

高原由此升起，是指在北京湾之西部、北部，维护着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其边缘是西部的太行山与东部北部的燕山及大兴安岭。太行山以西，黄土高原起伏延绵，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带。由于太行山的存在，阻挡了融冰期海水的蔓延。在若干年前，大约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由于气候变暖，地球北部的积雪与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今天的华北平原被海水覆盖，沉入海底。而由于太行山的存在，海岸线终止于此，因此保护了太行山以西地区文化的生长。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海岸线退缩，华北平原地区终于成为陆地，包括北京湾一带也成为适合农耕的地区。这一平原地带与黄土高原存在文化上与地理上的联系，其文化是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地理区隔就是由太行山分割的第二阶梯与第一阶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多样的。如由河流水系形成的联系，永定河即是其中之一种。还有就是高原山峦之间的陉口，如周口、古北口等。沿太行山一线，太行八陉等通道就连通了高原与平原。尽管存在着地貌的不同，它们仍然具有相近的生产生活形态。更重要的是，从华北平原进入黄土高原，其地域一直延伸至中国西北地区，也就是狭义的西域地带，并进而至伊朗高原，可俯视中亚地区。

北京湾从地理上邻近草原，包括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以及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山脉形成的高山林地与草原。这一带历史上是非农耕族群生活的地区。比如阴山北部之匈奴故地，大鲜卑山之鲜卑故地，由鲜卑一部室韦而来的蒙古、契丹，以及众多其他族群等，多生活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与广袤的草原之中。这些非农耕族群的生产方式表现出复杂性。虽则仍然有农耕存在，但已不是最重要的。可能会有与之相应的渔猎、畜牧，以及游牧等生产方式。其中的一些族群则表现出极为辽阔的游动性，如鲜卑就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从鲜卑山迁徙至呼伦湖一带，再迁徙至阴山之北。而其不同的部落则纵贯草原之东西。也有一些族群并没有把农耕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仍然以定居为主。在燕山与太行山之间，以及大兴安岭的山间均存在许多跨越高山的通道，使草原与平原联系起来。在北京湾一带，尤其是其东北部，实际上仍然表现出非常典型的畜牧形态。草原，其地广阔，连通欧亚，亦是最早的欧亚通道。这使北京湾一带的文化具有典型的开放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