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平原》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最早发表于《收获》2005年第4期和第5期，同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平原》被认为是毕飞宇作品中写得最用力的一篇，“《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在现在为止，《平原》是我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我在平原上‘一口气’奔跑了三年半，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a。但是，隔着十几年回望，《平原》在社会反响上没有收获奇迹。在毕飞宇的作品中，从影响力来看，因改编电视剧热播而广为人知的《青衣》，被视为毕飞宇创作的转折点，其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青衣》的创作，意味着对‘先锋派’的挥手告别，也意味着终于走上了一条‘正路’……没有《青衣》的转向，就没有《推拿》的成功。”b《玉米》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之一，受到广泛好评，并获得鲁迅文学奖。《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名声大噪，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视剧和电影。而《平原》，只能说是不温不火。2021年，何平、丁帆先后撰文评述《平原》这部十六年前的旧作c，尤其是丁帆在文中重申“《平原》才是毕飞宇的最好长篇”d，“直到今天我还仍然坚持认为《平原》的历史厚重感和对未来的辐射力却不是一般长篇小说可以比拟的”e，特别强调“作为填补苏北平原在长篇小说史上‘史诗性’作品空白的力作《平原》，显然是被以往的文学评论所忽视了”f。这样的论断不仅关乎《平原》作品本身，也指向当代文学批评状况。《平原》受到如此好评，为何“被以往的文学评论所忽视”？而如果把评论家们对《平原》的重读，对照卡尔维诺所说的“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g，那就显得颇有意味了，再联系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细究下去，《平原》文本内外还有不少因素值得考量，还可以“接着说”。

一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议题，关涉文学史书写、文学教育和文化传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它也是一个热门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何为经典”与“为何经典”、“永恒经典”与“时代经典”、“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讨论，显示了对经典不同的定义和定位，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立场和逻辑，也折射出经典问题本身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提出了著名论断：“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h他也强调“重读”的意义：“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i王宁在对《西方正典》的评析中指出：“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 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j童庆炳则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k这些论述将原本针锋相对的本质主义经典观与建构主义经典观融合统一，形成了关于文学经典化的一种共识：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作品内部要素（经典性）与外部要素（经典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部文学作品首先本身必须具有原创性的艺术价值和丰富阐释空间，同时还必须借助文学批评、文学史、意识形态等外在要素的作用才能实现经典化，进而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因此讨论《平原》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就应从作品本身和文本之外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接受等方面具体展开。

关于《平原》作品本身，丁帆等评论家已做了充分而有力的论述，这里就做个概述。以日常生活书写历史和人，是《平原》的基本特质。《平原》所写的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毋庸置疑是很特殊的一年。但毕飞宇完全没有展开宏大叙事，他以1976年这个叙事时间横切历史，呈现宏大历史在一个乡村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形态，平实的叙述中写出了封闭环境下人的愚昧、挣扎、残忍和悲哀。他以对权力与人的异化的深刻刻画抓住了历史的某些本质，使作品内核充满隐喻的历史张力。在《平原》中，毕飞宇成功塑造了下乡知青、村支书吴蔓玲和回乡知青端方这两个复杂而又极具审美震撼力的主要人物，此外还以顾先生和混世魔王这两个人物打破以往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右派分子”和知青的形象定位，更以《水浒传》的“冰糖葫芦式”人物塑造法l，塑造出乡村医生、乡村地痞、地主女儿、翻身农民、媒婆、神婆、信教人士、边缘怪人等各色人等，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构成了王家庄的日常。

《平原》的另一重要特色是毕飞宇在作品中完成了对王家庄这一文学版图的全景式铺陈和整体性建构，作品客观上也具有展现“里下河文学”风貌的文学史价值。小说叙述中一些标志性事件的介入提醒着历史的特殊性，但《平原》还是呈现出超越时代性的风景、风俗和风情，那是古老乡土中国的乡村文明景象。乡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苏北平原上王家庄的农事、民俗和乡村情感人际关系都跃然纸上。“《平原》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上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m毕飞宇的语言功力使作品在日常的琐碎上增添了一种诗意的壮阔，“毕飞宇在《平原》中的语言，就如同植物自在的生长，郁郁葱葱，饱含着生命的韵味”。n《平原》在不动声色地介入历史的叙述中又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前的一种乡土记忆，的确可谓“中国农耕文明田园交响曲最后的乐章”o，“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p。

但是，毕飞宇竭力避免了《平原》走向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决非对古老‘乡土主题’的简单承袭，那里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其命运的最早憬悟与表达”q，那么在《平原》这里，毕飞宇则摒弃任何乡土情怀的流露，始终以从容冷静的叙述将文本密密实实地框定在那种历史氛围里，“那是乱世的景象。然而，这乱世太独特了。它不是兵荒马乱的那种乱。它很静，是死气沉沉的乱，了无生息”r。作为村支书、“铁娘子”的吴蔓玲“前途无量”的白天与她孤枕难眠或悲愤忍辱的黑夜，端方想逃离而不得的苦闷与他对家庭权力的夺取和对民间权力的掌控，以及小说中的性话语与人物命运暗示、心理恐惧与死亡叙事、意想不到的疯癫书写、“带菌者”戛然而止的留白等诸多意味深长的片段，无不展现出作家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度思考，揭示出特殊历史中封闭环境里人的真相，“它们一旦进入历史瞬间的程序之中，就会进入值得纪念和反思的历史审美范畴”s。

总体来说，毕飞宇在《平原》中以卓越的语言表达和丰富的细节呈现提供的“信息量很大”，使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平原》是一部意蕴丰富、经得起重读的小说，作品本身具有经典价值。

二

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谈到：“如果说在文学史的讲述当中，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视其代表性与示范性——为例，是由特定的文学经典观念决定的，那么，对这些作品的诠释，往往可以说是对一种文学经典观念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表达。”t那么《平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命运如何呢？它是否被书写、被怎样书写？这里选取四部书写了新世纪文学的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来讨论。

孟繁华、程光炜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于2011年出版，该书最后一章标题为“新世纪文学”，该章第五节“中篇小说”，评价毕飞宇是“新世纪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作家之一”，“《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u该章前面几节谈论长篇小说，没有提及毕飞宇，《平原》和《推拿》在该书中均“榜上无名”。

陈晓明所写《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于2013年出版，该书第十八章标题为“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第一部分“多元分化格局与个人化写作”概述了毕飞宇的创作，选取介绍的作品有《上海往事》 《青衣》 《玉米》 《平原》和《推拿》，其中《平原》是被这么介绍的：“小说讲述回乡知青端方经历的爱情和人生波折。毕飞宇这回是写一个乡村男子汉，端方就是他理想中的新一代农民。他一方面要写出他的铮铮铁骨，另一方面也要发掘他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地带。端方先后遇到地主的女儿三丫和南京来的知青支书吴蔓玲，与前者以悲剧告终，与后者的结局有些令人匪夷所思。”v在对端方与吴蔓玲爱情纠葛的进一步叙述中，评价“他们二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交合在一起，结局岂止是错误，几乎是荒诞”w。最后，陈晓明再次强调了对结局的不满：“如此结局多少有些突兀，并非不能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来理解这样的结局，但在艺术的处理上，多少显得有些生硬。”x接着，作者另起一段对《推拿》予以充分肯定：“毕飞宇的《推拿》以细腻温雅的艺术表现为人称道，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擅长深入内心去把握人物的性格与命运。”y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也是在2013年出版，书中对毕飞宇的创作评述则与陈晓明的看法不同。下册第九章“叙事新潮”第四节“新潮小说家”以“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 《玉米》”为小标题论述毕飞宇的小说，充分肯定毕飞宇对女性生存环境及精神状态书写的功力和成就，“《哺乳期的女人》 《青衣》 《玉米》 《平原》分别对乡村环境和都市环境中女性的欲望和受周围环境挤兑所迸发的反抗有较为出色的书写”z。编者以三丫为例，评述“当女性的生存环境急剧变化，受到不容分说的历史胁迫时，女性的存在依然具有自足的韧性”@7，但没有细致地分析《平原》，而是多把《平原》与《玉米》并列谈论，“他将《玉米》 《平原》中围困在历史社会语境中柔弱的女性逐渐放大，让她们成为个体人物命运的代表，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8，指出了《平原》创作的延续性：“从被戕害的女性到强势女性，从《玉米》到《平原》，毕飞宇写出了女性悲剧深化的过程。”@9该书在随后的论述中对《推拿》则提出了批评：“《推拿》显示了毕飞宇离开历史叙事轨迹，向先前的都市生活回归的努力，但观念化的轨迹过于明显。”#0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第四版于2020年出版，下册第十四章“2000-2018年小说（一）”第二节“精英文学的坚守”论及毕飞宇的创作，在介绍毕飞宇“新世纪以来有中篇代表作《青衣》和《玉米》，长篇小说《平原》和《推拿》”#1之后，对这四部作品分别做了概述。编者以1100字左右的篇幅论述《青衣》的艺术特点和特殊意义，以近500字的篇幅论述《玉米》中权力与人性的关系，以800字左右的篇幅介绍《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主要内容、关注和思考人类尊严的主题以及善用比喻的语言特点等内容。在论述《玉米》与《推拿》的段落之间，用68个字评述了《平原》：“《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端方在政治环境下的悲剧命运，是‘文革’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异化的结果，表达了作者对‘文革’政治权力的深入反思。”#2其中，“《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论断明显有误。毕飞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上海往事》，第二部长篇小说是《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平原》是毕飞宇的第三部长篇小说。#3

不同编撰者编撰文学史的理念和方法不尽相同，文学史著述也难免遇到各种难题，本文无意考察文学史写作得失。这四部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者都是当代文学的著名评论家，从以上的内容呈现可以看出，他们对《平原》评价的视角、态度和观点存在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平原》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也可说经典价值——尚未得到文学史权力的足够了解和认同，在上述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平原》处于被忽略、被误读、丰富性未充分彰显、被轻视等不利于经典化的境遇。

三

《平原》为何会有这种明珠暗投的境遇？我以为，在《平原》文本内外，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值得关注。

首先是作品本身面临的文学批评和接受方面。《平原》跟《玉米》一样，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王家庄的人和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如果不深入文本内部细读，有人可能会认为《平原》是以端方视角来讲一个男版玉米的故事。这种误读一旦产生，对《平原》的评价影响就是致命的——这样的《平原》不可能成为经典。当然，经典化的权力更多的掌握在批评家手里。批评家如何看待《平原》对《玉米》的延续性，对《平原》的文学评价可能有出乎寻常的重要影响。毕飞宇多次在访谈中讲过一段经历，“我跟陈晓明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42005年，就在《平原》发表不久，他与陈晓明在一次会议上见面时，陈晓明一上来就表达对《平原》的遗憾。陈晓明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谈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他觉得中国的小说家其实是有先天缺陷的，离开了历史这个脚手架以后，中国的小说家几乎不会写作”#5，他问毕飞宇，你之前的作品《玉米》写的是“文革”，现在的《平原》写的还是“文革”，你能不能从历史中抽出来写作呢？毕飞宇并不认同“历史终结论”，但用行动接受了陈晓明的建议，那就是离开历史叙事写了《推拿》。#6这个经历显示了作家与批评家互动的意义，但是其大众传播效果对《平原》来说是不利的。《推拿》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经典化”。可以说，《推拿》获得了成功（事实上从丁帆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围绕《推拿》的争议）。毕飞宇讲述这段经历意在说明陈晓明对自己创作《推拿》的影响，但他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逻辑，无意之中可能会让一些人甚至陈晓明本人在认知上认同陈晓明对《平原》的基本看法：《平原》是对《玉米》的重复性历史叙事，写得不好。前文引述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平原》的评价可谓佐证。回头去看陈晓明在当年对话中的论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毋庸置疑是站不住脚的，当今世界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福山看来，历史的进程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带入到以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7。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味着历史的发展具有趋向一致的方向性，以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只能是他的一种愿景而不可能是现实。历史不会终结，而是会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写历史不是毕飞宇和中国其他小说家创作的“先天缺陷”，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写历史，能不能写出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好作品。与2005年不同，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的较为普遍和突出的问题正是很多年轻一代的作家缺乏书写历史的视野和能力。《玉米》讲述的是1971年的故事，《平原》叙事时间定位在1976年，虽然仍处在特殊历史时期，但历史在生活中的形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叙事地点同样是王家庄，《玉米》重在写王家庄的玉米这个人物的个体命运，《地球上的王家庄》重在揭示王家庄的人封闭愚昧的精神状态，《平原》则在写王家庄的全部，天、地、人、庄稼、风俗、日常生活。毕飞宇的书写是对当时社会生活世态的一种文学记录，也是一种历史启示录。《平原》不是一种重复性的历史叙事，它有延续性，更具独特性。如果批评家因延续性而否定独特性，只要有延续性就对作品打折扣，那么《平原》就会遭受被轻视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