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癖、叙事迷宫与摄影术

一、中国谍战小说传统

从欧美谍战小说的发展源头来看，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对世界政治局势变化的紧密呼应，二是和侦探小说之间的血脉关联。前者主要体现为欧美谍战小说发展的第一轮高潮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各国现代情报机关的设立为谍战小说作家们提供了想象的依托，而随着世界格局从“二战”到“冷战”再到“后冷战”的不断转型，也直接影响了不同时代谍战小说题材选择上的变化;后者则既可以找到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名家都曾创作过“谍战”题材故事的“实事”性证据，也可以在文学类型发展的层面上将谍战小说视作侦探小说的某种“子类型”，如将谍战小说的主要情节理解为侦探小说中侦探为个人权利而奔走上升至为国家利益而奋战，由侦破谋杀到制止战争，由个体到国体等等。总之，谍战小说既是一种政治小说，也是一种侦探小说。

具体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谍战小说的第一次创作热潮，也大概可以看出上述两个特点。一方面，中国谍战小说的产生与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现实中谍战经验与间谍传奇故事的出现，正是作家们各自驰骋有关谍战想象的社会舞台。另一方面，民国侦探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程小青和孙了红也在这一时期分别开始从事谍战小说的写作或翻译，无论是侦探霍桑还是侠盗鲁平，此时都各显神通，对付起日伪政权操纵下的各路间谍。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谍战小说大多是以“女间谍”为主要人物的传奇经历与浪漫故事（如孙了红《蓝色响尾蛇》和茅盾《腐蚀》），其中又常常流露出作者的某种“世界主义”想象（如徐訏《风萧萧》中的美国人或穆时英《G No.VIII》中的白俄）。一方面，“女间谍”在这些小说中除了“情报人员”的身份之外，往往又是情感寄托的对象（如《腐蚀》中的赵惠明、《风萧萧》中的白苹、《露薏莎》中的露薏莎）或情欲投射的客体（如《蓝色响尾蛇》中的黎亚男），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间谍+情感/情欲”的基本书写模式，俨然是此前“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某种变形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大多数中国谍战小说都显得浪漫有余，逻辑性与悬疑感严重不足，而小说家们似乎也无意于精心建构一个逻辑严密、悬念丛生的谍战故事，而是更想借助这个多少带有些神秘性的职业来展示一段爱情传奇。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些谍战小说又多少继承了此前社会言情小说的某些成分和套路（比如徐訏《风萧萧》中“一男三女”的爱情模式之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反特、惊险小说，是“冷战”世界格局与“人民政治”话语下谍战小说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这些反特小说在写法上深受苏联同类型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其书写内容上的变化又和新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与革命话语实践保持了紧密的相关性和高度的一致性。比如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逐步推广，仅在1956年上半年，就有程小青《大树村血案》、高琨《谁是凶手》等合作社题材的反特小说出现。在蒋介石“国光计划”提出之后，张明《海鸥岩》、李凤琪《夜闯珊瑚潭》等东南沿海与海岛背景的反特小说大量产生。而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则出现了尚弓《斗熊》等北方边境捉“苏修”特务的反特小说。反特小说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小说类型。在反特小说中，“反间谍”的行动主体不再是无所不能的“福尔摩斯”式人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此同时，反特小说也不再将身份悬疑作为小说的核心审美机制，人物的高度脸谱化使得稍有经验的阅读者在特务首次登场时，就能够通过其动作或外貌描写看穿他的真实身份。这种书写方式背后是一套“人民政治”的话语逻辑，反特小说的创作目的，不在于提供某种阅读消费快感，而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何在现实中反特防奸，因此在小说中提供一些清晰的、可供识别的特务形象与反特经验就成为该类型小说创作的内在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谍战小说之一种的反特小说，其政治小说属性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侦探小说属性。

新时期以来，麦家和小白的谍战小说创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中麦家的谍战小说题材仍不脱国共抗日（《风声》 《风语》）或“冷战”对峙（《暗算》）的范畴，这显然是对此前两个时期中国谍战小说创作的某种继承。但在麦家的小说里，具体的历史时空背景和复杂的政治关系格局往往只是相当缥缈的远景，其小说所着力构建的，是在这一政治历史时空下的一处近乎封闭的“微型空间”。比如《风声》里坐落在杭州西湖畔的富家私宅;《风语》里国民党在重庆的最高秘密机构五号院，即“中国黑室”;或者是《暗算》里某神秘深山中的701破译局。麦家的谍战小说借助这一“微型空间”在相当程度上斩断了小说核心故事与历史时代背景之间的具体关联，从而使关乎家国主题的谍战小说被“浓缩”/还原为传统侦探小说般的破译密码（《暗算》）或“暴风雪山庄”模式（《风声》），卢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麦家的这类小说为“历史游戏”a。此外，麦家在小说人物设置上采取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身份书写策略，弱化其政治背景，而强化其能力传奇或性格独特。比如麦家笔下的谍报人员往往被极力刻画为听觉天才、密码高手、数学专家等“奇人异士”，以能力或性格之“奇”作为其行为选择和情节发展的根本动因。

小白的《租界》 《封锁》 《特工徐向璧》等谍战小说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谍战小说”中需要有基本的阵营立场判别与人物身份划分不同，小白小说中各方势力派别的纵横交错、人物身份的复杂多变、行为动机的真假虚实，以及个体内心欲望的色彩斑斓等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以小说《租界》为例，这部小说的故事舞台就是整个上海租界——一个充满了不同政治势力、多重欲望与世界性想象的独特历史时空，一切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动线在这里都变为可能。在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小白又对其笔下人物的政治身份进行了“万花筒”般的渲染和呈现：国民党政府、租界警察、共产党地下党、帮派混混、新崛起的恐怖分子、贪图爆炸性新闻的小报记者、白俄军火贩子、越南买办、韩国流亡政府成员等各色人物纷纷登场，甚至还有很多隐藏的、假冒的政治身份乃至关于身份的“瞒”与“骗”（比如冷小曼与顾福广）。小白选择了1931年的上海作为故事发生的时空，其笔下各色人物怀揣着不同的目的活跃在上海租界这个大舞台上，而作者也没有试图将它们做简单的正义/非正义、革命/反革命的二元区分。在《租界》里，小说人物的政治身份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让人应接不暇，多到让读者时时刻刻需要判断、警惕和猜测某一登场人物的政治身份、行为动机，乃至立场转变，多到连小说最后的关键“包袱”都是紧紧围绕冷小曼和顾福广政治立场的变化和暴露而展开的。

从表面上来看，小白的小说是通过某种“以繁代简”的书写策略来完成对谍战小说中政治小说属性的克服，并由此确立了作者个人的创作风格。而在小说情节层面“以繁代简”的背后，其实暗含着小白对于知识性细节的“执迷”、对于“叙事迷宫”的营造，以及对于“何谓小说”的本体性思考。在这些意义上，我们与其说小白的小说是对于传统谍战小说的类型超越，不如说其在根本上是“反类型”的。因为“小说类型”本质上意味着一种创作模式的内在规定和读者相应的阅读期待，而小白的小说创作却在不断尝试打破相应固化的类型模式并挑战读者的期待心理。

二、《租界》：用知识重建一个上海

李敬泽对小白在《租界》中所表现出来的“知识癖”有过一个很形象的概括：“小白从历史档案中、从缜密的实地考察中，以一种考古学家的周详……和一个诗人的偏僻趣味，全面地重建这座城市。”b他准确地将小白的文学趣味与创作态度归纳为“考古学家的周详”与“诗人的偏僻趣味”。

小白在《租界》中的确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知识癖与考据癖，小说里的每一处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里其实都充斥着历史事实、档案文件、电影画面、街道地图、建筑照片、航班时刻表、赛马纪录、收发票据等历史资料文献做背书，仿佛小白在试图让他《租界》里的每一句话，他笔下“租界”里的“一砖一瓦”都做到言必有据和有案可稽。而根据毛尖对小白小说的进一步考据或“八卦”，我们才知道，就连小说里玛戈随口提到的一句“杏仁粉”，竟然“需要电影《英国病人》的超链接：男女主角在一次下午茶会上，偷偷去房间幽会，事后女主角丈夫指出，你的头发里有杏仁粉味道。所以，对《租界》做一次词源考据，除了人物档案和城市空间需要大量注释，小白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需要索隐”c。

对于小白的博学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身为文化随笔作家的小白早在《好色的哈姆雷特》中就已经为我们展示过其知识体系的驳杂，尤其是他对于各种冷门知识的熟悉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从莎士比亚这个姓氏中所暗含的性意味到衰老对毕加索创作力的影响，从“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到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最为俚俗的成人段子，小白似乎是无所不知的。但这仍不能打消我们对身为小说家的小白所产生的疑惑：如此这般对知识的癖好似乎已经升级成为一种知识的“炫耀”，那么这样的书写方式对谍战小说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创作有着明确历史背景的小说必须要先做好一定的资料考证和案头工作，以便小说可以给读者营造出一种“真实的幻象”，或者最起码不要暴露出“历史的谬误”的话，那么类似于“杏仁粉”这种近乎有些“卖弄”的细节影射又意义何在？

小白也多次表明自己的这种写法是一种有意为之，甚至在各类公开访谈中也毫不避讳暴露自己小说里所隐藏的知识来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租界》无意于展现一段历史，它更像是为某一段历史订制的赝品。为了以假乱真，作者确实在搜集材料下了一点功夫……但这些细节上的考证，并不是为了让小说本身更加符合某一段历史。倒不如说，它们是想让小说所虚构的那些事件，更有可能在那些年代中真正发生。”d这段话背后体现出小白的一种文学创作观念，即他在小说中融入大量知识性和历史真实细节，并非是要让自己的小说更贴近于那段历史本身。相反，他更大的创作野心在于想用知识重新搭建一个极具真实感的历史时空。在小白的小说中，充满了“知识癖”的历史细节不过是他随手拿来搭建租界“拼图”的“道具”：“在好几个不同的历史档案文本里阅读到同一艘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戏剧里充当着不同功能的道具，那感觉很奇妙。你把它拿过来充当你自己的道具，那会造成怎样的效果呢？”e在这里，知识细节不依靠其历史真实性而获得价值和意义，知识细节本身即包含有某种权力结构和话语力量。因此，将大量的知识细节融贯到小说叙事之中，就如同前文所述《租界》中“万花筒”般的政治势力和人物身份一样，给人以一种炫目之感和沉浸体验。换句话说，小白在小说中植入大量知识，并非是想要带领读者回到历史中真实的1931年的上海租界，而是想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专属于小白的，同时又带有某种文学真实感的1931年的上海租界。借用福柯关于“知识型”的梳理和总结来看，《租界》并非是传统的对于“相似”“效仿”和“真实”的追求，而是在系统内部寻找符号意义，话语权力结构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本身，从而产生出词与物之间新的联结幻象。

小白小说中“知识癖”的背后是他关于文学与历史、真实与虚构的深刻体认（这种体认，有些类似于新历史主义者对于“历史的文本”与“文本的历史”之间的辩证思考）。如果我们说小白用文学“重建”了一个上海，那么在这个“上海”中，他极力想要呈现的是这座城市的复杂性——各路势力的勾连碰撞、多种欲望的混杂冲突、不同人物动线的错综交织，以及无数知识细节的索隐和考据。落实到具体的小说写法上，则表现为《租界》每一小节都转换了一个人物的观察视角和行为动线，最终形成了小说缤纷错落，又带有“移步换景”之感的五十五个叙述片段。每一个叙述片段都由不同的人物视角来展开，且在时间感上呈现出一种近乎“现在进行时”的叙述时态。这里所说的“现在进行时”并非是叙述语法意义上的，而是指小白小说的叙事与描写方式所带给读者的一种阅读时间感受，这是一种无距离的、消泯了作者身影和叙事人视角的、直接将读者拉入到故事时空现场的、近乎电影般呈现方式的叙事策略。而将这五十五个极具现场感，甚至是沉浸式的叙述片段重新组合拼接之后，我们便能得到一个属于小白的、“真实的”、文学的1931年上海租界全貌。这是一个用知识浇铸细节，再用细节拼贴重组而成的上海租界。

丰富的浸润着“知识”的文本细节，对应着的是同样复杂的人物政治立场和行动目的。好像只有这种足够复杂的上海租界构建才能承载起同样复杂的人物身份和行为动机。而小白谍战小说里这种以多代少、以繁代简、以多元代二元的书写策略也同时完成了对历史叙事简单化弊病的克服。在《封锁》中，鲍天啸其实很有可能是“军统”的身份，在小说虚虚实实的文本迷宫之中变得不那么惹人注目。而《租界》里的男二号顾福广所带领的一群人竟然是假冒共产党的帮派势力，奉行的也是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性革命纲领，这在小白笔下人人皆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上海租界里也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有小说之内的意外，而无小说之外的意外）。这就是小白的高妙与超越之处，他既让读者不会有“失真”或胡编乱造的阅读体验，又尽量避免了阅读过程中将小说和真实的历史作过分的对应和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