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先生与南京大学

南大之缘

程千帆先生经常说：“两个人成为师生，一个人投考某个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弟子，这是一种前生的缘分。”程先生跟南大是前生结下的因缘。

程先生幼年时曾经读过私塾，在家族的有恒斋里面读过很多古书。但是他长大以后进了新式学校，在南京的金陵中学读完中学。1932年，程先生从金陵中学高中毕业。那时他碰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化学老师王实铭，程先生崇拜这位老师，由此产生了对化学学科的强烈兴趣。程先生金陵中学毕业以后，获得了保送金陵大学的资格。开学时，程先生到金陵大学报到。当然，他想读化学系。结果走到报到的地方一问，各个系科的学费是不一样的，化学系比较贵，每年要150个大洋，程先生家境清贫，交不起，就问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系可以读。老师说中文系最便宜，于是他临时改报中文，从此进了金陵大学的中文系。虽然如此，程先生进金大以后，对化学的兴趣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他正式选修了当时非常年轻的化学系教授戴安邦先生的一门课程。戴先生是中国配位化学的奠基人，后来是南大化学系的权威。程先生晚年重返南京大学任教以后，在路上碰到戴安邦老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称“戴老师”。当然，他后来的学习偏向古代文学了，跟化学就渐行渐远了。

程先生临时改上中文系，对他后来的学术人生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也为他结下了另外一份缘分。因为在程先生进金陵大学之前的两年，苏州的才女沈祖棻考上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沈祖棻是浙江海盐人，但是出生在苏州，所以她的词里有一句说“家近吴门饮马桥”（《浣溪沙》）。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的人都主张她学商，她就报考了中央大学的商学院。中央大学的商学院那时在上海，也就是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沈祖棻考上了，读了一年，觉得跟自己的性情不合，就申请转学，转到了中文系。两年以后，到了1934年，沈祖棻从中文系毕业，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也就是中文系的研究生班。程先生那个时候读到本科三年级了，两个人就相遇了，这是天作之合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沈祖棻当年继续在商学院，而程先生读了化学系，他们就可能成为陌路之人了。程、沈在金陵大学中文系相遇，这是一种缘分。

程先生那时候是学弟。说实话，他们相识的时候沈祖棻已经颇有才名，她在词的写作上已经得到诸多老前辈的赞赏。她的成名作为《浣溪沙》：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此中最后一句词使她获得了一个雅号，叫“沈斜阳”，很有名。程先生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名声，但程先生是一个才气横溢、性格活泼而且敢作敢为的人，所以他在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在课内课外都非常引人注目。后来他们两个人就相识了。他们比较多的相会地点是在程先生的宿舍里。程先生的同宿舍有一个同学叫高文，高文是沈祖棻的研究生同班，那批研究生都喜欢昆曲，经常到宿舍里来练习昆曲。程先生正好住在一起，所以经常会见面。在当时金大的老师中间，比较促成程、沈姻缘的是汪辟疆先生。汪先生对这两个学生都很欣赏，觉得他们两人可以配成一对。

到了1936年，程先生本科毕业，沈祖棻研究生毕业。程先生一毕业就考上了金陵大学的研究生，可以继续读研。沈祖棻就工作了，先后在南京朝报、汇文女中等处谋职。程先生家境困难，考上研究生以后，同时也在金陵中学获得一个教职，在那里教语文。我想，假如世道一直太平的话，他们两个人的生平会很美满。可惜，正像苏东坡咏杜甫时所说：“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诗人总会是穷苦的，天意让他们流离失所。第二年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大家都开始逃难，大学也纷纷内迁。程先生、沈先生也内迁，他们先逃到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在当地很有名的安徽中学任教，同时也在那里结婚，然后就又逃到长沙、乐山以及成都，数年来一直流离失所。两个人后来的经历相当复杂，他们在1942年曾经在成都的金陵大学有一段短暂的同事关系，没有几个月又分离了。那时候的教职非常难找，往往教了几个月就换到另一个单位。一直到程先生晚年，才在南大安稳工作了十多年。

1977年，程先生被武大勒令退休。于是他把户口从沙洋农场迁回武汉，成为珞珈山街区的一个街道居民，每月工资49元。这个时候，正巧沈祖棻遭遇不幸。自古才女多薄命啊！本来她本人也退休了，可以安度晚年，结果却遭遇车祸不幸遇难。1977年的春天，程先生蜷缩在珞珈山伸进东湖的那个角落，小地名叫作“渔村”，缩在那里的一所小房子里为沈祖棻整理遗著。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就在那个时候，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拍板，聘请程先生回母校来任教。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同意见，但匡亚明力排众议，决定聘请程先生回母校来。他委派南大中文系的副主任叶子铭教授，借到武汉出差开会之机，当面向程先生转达南大聘请的意愿。南大的程门弟子对叶先生都怀有感恩之心，当年叶先生完成了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他到武大校园去找程千帆，结果打听来打听去人们根本不知道有程千帆其人。即使有人知道他，也不知道如今在哪里。叶先生在武大校园里围着珞珈山转了两个多小时，左找右找，终于在东湖边上渔村的小房子里找到了程先生。叶先生就向程先生转达了匡亚明校长的邀请，同时又问程先生，您有什么要求。程先生说，只有一个要求，重新工作。其他一概不提。叶先生当时就表示，你人来就行，其他的事我们来帮你办。程先生6月份得到邀请，8月就走进了南大的校园。1977年8月，程先生来到南大，立马就在鼓楼校区的教室里试讲。当时匡亚明校长、范存忠副校长等学校领导都亲临现场，听了一课。只讲了一课，匡校长就当场决定，立马聘他为教授。从此以后，程先生就在南大当教授了。

他到了南大以后，遇到了曾经就读金陵大学外文系的陶芸先生。陶先生出身世家，她的兄姐都是很有名的人物。陶芸毕业以后就进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她的先生也在外交部，1949年以后她的先生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而后另外成家。陶先生就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孩在南京生活。几十年以后，程先生来了，两个人当年就认识，此时都是单身，就重新组织了一个家庭，陶先生就成为程先生的另一个人生伴侣。所以我觉得，程先生和南大是有多重缘分的。此后，程先生就一直在南大工作，到1988年他自愿退休。当然，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还继续指导我们，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一直到2000年去世。

以上我简单介绍了程先生和南大结缘的过程。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缘分。他早年在这里读书，认识了他人生中的两个伴侣，晚年又回到南大来。说实话，要不是有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大概就在珞珈山下终其一生了，这一切都是机缘。也正因为如此，南大的程门弟子，包括许多三传、四传弟子，我们就有幸得到了一位最好的导师，这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与程先生的缘分。

教书育人

程先生一直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育人，教书是第二位的。他认为我们培养学生，不管是哪个层级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必须要把育人、培养健全的人格精神，看作最首要的任务。他曾以他的生活经历说过一个例子。之前他在武大做系主任五年之久，当时已是武大的著名教授，但1958年后，全系上下的老师学生看到他都直呼其名——程千帆，再也没有“先生”“老师”的称呼。他说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一直在武大任教的吴志达，一个是后来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周勃，只有这两个学生始终称他为“先生”。他一直记得，这两个人始终不改口，一直叫他程先生。所以他说，作为一个学者，学问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人品更重要，人格精神更重要。

程先生本人在人格精神方面做得非常好。终其一生，程先生是一个有性格、有风骨的人，他有风骨，他有性格，他才会坦率地提意见。程先生到了南大以后依然不改这种性格。学校对他很重视，后来让他当了南大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有南大文科学报主编。照理说，他是到了60多岁才被聘回来的一个老师，在南大是客卿的身份，一般人在这种情境下会格外小心谨慎，但程先生不。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一次学校里面开全校工作会议，中层以上干部都参加，校领导讲全校的事情，科研、教学一路讲过来。程先生也去了。他听了半天，听到从校领导到各个重要处室的负责人上台讲话，他们讲完了，开始自由发言，程先生要求发言。他站起来就说，我刚才听了半天的会，听来听去，我怎么觉得我是坐在清华大学的会议室啊！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一个纯理工科的学校，没有文科，清华文科都是后来补办的。程先生说，我听到现在没有一句话说到文科，全部都是说理科的事情，南大是一个文理兼具的学校，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文科？程先生的这种观点，他的直率表达，对于南大后来扭转重理轻文的倾向，发展到今天文理基本平衡的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程先生的这种性格特点，我觉得非常像苏东坡。苏东坡因言得祸，乌台诗案，“黄州、惠州、儋州”。他曾经检讨过自己，为什么忍不住非要说话？他说，我说话就像吃一口饭，刚吃进嘴去，突然发现饭里有一个苍蝇，就一定要吐出来，不吐不快。程先生也是这样。这种性格，它的根源就是对国家、对事业的热爱。他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要提意见，大家集思广益来把它做好。这是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即便受到打击，也在所不惜。

除此以外，我觉得程先生的人格精神，还有一点体现得很鲜明，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恩图报精神。程先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晚年到南大，重新得到聘用、得到信任，后来事业做得非常好。程先生的晚年事业，大家都认为是余霞满天，是辉煌的晚年。他晚年经常在病床上修改我们的论文，也始终关心学术著作的编撰，他一直在思考工作的问题。他为什么晚年那么勤奋、那么艰苦地从事这些工作，分秒必争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因素是他说过的，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是还有另外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他对匡亚明校长知遇之恩的报答。1992年，南大文学院为程先生庆祝八十寿辰的时候，匡校长也到场了。程先生当众引用《世说新语》中习凿齿对桓温说的一句话：“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习凿齿是桓温提拔的，因此他说我要是没遇到桓温的话，我就是荆州这个地方的一个老从事，一个到老都沉沦下僚的小人物，因为你提拔了我，才有了我后来的一番事业。程先生当众引这句话，向匡老表示感谢。这是他的心里话，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动容。后来匡校长病重了，在匡校长临终之际，程先生到病房去看他，当众对匡师母也表示过这个意思。他说：“我永远感谢匡校长，是他让我有了二十年的学术生涯。”他这么努力工作，部分是出于知恩必报的精神。他要让世人知道，匡校长引进他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程先生跟南大是如此，他跟武大的关系又如何呢？学界或者说社会上有一些传闻，认为程先生对武大好像心怀不满，但实际上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程先生对武大同样怀有感恩之心，我们来看事实。武大的前身在清末叫作自强学堂。程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曾经是自强学堂的提调。提调，就是当时的校长，他的叔祖父曾经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他的家族跟武大就是有缘分的。

在程先生跟沈先生1942年进入成都的金陵大学任教之前，程先生1941年在四川乐山有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短暂经历。武汉大学内迁到乐山，当时武汉大学有一个老先生、系主任，名叫刘永济，刘先生是程先生的前辈。程先生当时才28岁，刘永济先生把他聘请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去任教，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的国立大学里面得到教职。程先生晚年回忆恩师们的时候，刘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象，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记刘永济先生》。程先生说，他当年进了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因为才28岁，刘先生不放心，不知道他的课讲得怎么样，所以程先生在教室里上课，刘先生就躲在隔壁听。我们可以想象抗战时期的墙壁多半是用芦苇之类做的，很单薄，隔壁是听得见声音的。刘永济先生悄悄地坐在隔壁听，听程先生讲得怎么样。一星期每天都有课，刘先生就一连听了一星期，并不告诉程先生。一周听下来，刘先生就说：“我放心了，他的课讲得不错，可以长期任教下去。”这件事情刘永济先生一直都没告诉程先生，直到七年以后，刘师母才偶然告诉程先生。程先生才知道刘永济先生这么关心他。所以程先生对刘永济先生始终怀有知遇之恩。

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人才济济，阵容坚强。当时武大中文系的教师队伍中有所谓的“五老八中”，就是老先生有五个人，中年人有八个人。刘永济先生是五老之首，程千帆先生是八中之首。程先生对五老都非常尊敬，不光是在人品上尊敬他们，学术上也常向他们请教，接受他们的教诲。他跟“八中”中大部分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八中”中间有一位先生叫缪琨，缪琨先生跟程先生共同编著了《宋诗选》，那是新中国第一部宋诗选本。所以说，程先生对包括“五老八中”在内的武大教师队伍都是非常友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