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溪夜行》是张九龄作吗

耒阳，向被誉为荆楚名区、三湘古邑。这里有一条圣灵的耒阳溪，发源于湖南省汝城县耒山、桂东县万洋山，上游与郴水相接，流经耒阳县，西北流至衡阳入湘水，是唐代从衡阳逆水南下的一条重要水道。耒水流域发生过不少神奇故事：耒阳，据说是炎帝创耒之地，后来养育了造纸术的发明家蔡伦，张良、杜甫、韩愈、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等都与耒水情牵意连。下面谈的这个故事围绕着张九龄、戎昱二人和一首诗《耒阳溪夜行》展开。

张诗乎戎诗乎

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张九龄《耒阳溪夜行》

乘夕棹归舟，缘源二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戎昱《耒阳溪夜行》

署名戎昱诗有自注“为伤杜甫作”，署名张九龄诗无此自注；二诗诗句的差异还在第二句，“缘源二转幽”是戎昱诗，张诗作“缘源路转幽”。

从二诗的有关文献看，《文苑英华》卷一六六“地部八”作《耒阳溪夜上》，同书卷二九十一“行迈三”作《耒阳溪夜行》，均无题下注。《唐诗品汇》卷五八、《唐诗纪》卷五四、《永乐大典》卷八六四八、《唐诗类苑》卷一百十三、《诗隽类函》卷一百十、《唐诗归》卷五、《全唐诗》卷四八等都主张诗，如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卷三：“约为开元四年（七一六）辞官南归途经耒阳溪时作。”

《唐音统签》卷二八九、《大明一统名胜志》之《衡州府》卷十二、《（万历）湖广总志》卷第八三、《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作戎昱诗，其中《统签》和《全唐诗》有自注“为伤杜甫作”。具体说，《统签》之《丁签》三十六《戎昱集》诗下注云：“自注为伤杜甫作。”这是目前见到的较早的有自注的文献。有意思的是，《统签》卷八○又录作张九龄诗，且无自注。又《杜诗详注》之《诸家咏杜续编》、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王达津《唐诗丛考·戎昱生平系诗》、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等都一致作为戎显诗并加以征引。

两股势力都很大，到底是谁作？从题下自注“为伤杜甫作”看，明确是杜甫卒殁以后作。考张九龄生于678年，卒于740年，而杜甫卒于770年，无论如何，张九龄无法见到杜甫的死。如果“为伤杜甫作”不伪的话，断不是张九龄之作。如果自注为后人妄加或伪托的话，有可能是九龄之作，也有可能是戎昱之作。可是，主张九龄作者都没有解决“为伤杜甫作”是谁加上的问题，只简单地归于后人伪托，似乎没有说服力。从时间节点上看，也有问题（详下文）。不管有无自注，都有可能是戎昱作（亦详下文）。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说：“观诗题与题下注，以及诗意，当然是杜甫卒于耒阳后，戎昱曾经行此地，有感而作。”具体时间没说，大历五年杜甫去世之后是没有问题的。

很可能是戎诗

先从戎昱谒见杜甫说起。戎昱见杜甫故事的文献依据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

《戎昱集》五卷，唐虔州刺史扶风戎昱撰。其侄孙为序言：“弱冠谒杜甫于渚宫，一见礼遇。”集中有哭甫诗。世所传“在家贫亦好”之句，昱诗也。

后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二全袭此说。看来，戎昱侄孙所作序今虽不见，宋人陈振孙盖亲眼见过，因而这个题解是较为可信的。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并说“其侄孙之偶尔疏忽或陈氏之抄误”，“集中有哭甫诗”不应是此诗，并说“诗意根本看不出什么‘伤’的意思”，这似乎有些臆断。更有甚者，有主张九龄的学者以为此诗表现的是“一种归心似箭、满怀喜悦的情调”。若是这样，诗的尾联又是“猿声”又是“别家愁”该怎样理解？真实情况是：张九龄开元四年（716）南归的主要原因是“不协时宰”，借秩满“拂衣告归”，哪有“喜悦”可言！

这里的渚宫，是楚国的宫名，故址在江陵。戎昱是荆南（江陵）人，约生于玄宗天宝初年，少年时曾经安史之乱。戎昱的科举功名，《唐诗纪事》云他举进士后为卫伯玉所辟，《唐才子传》云举进士不第。中还是不中，至今仍是疑问。大历元年（766）戎昱曾由剑门之蜀拜见过岑参，大历二年秋，戎昱从成都回到江陵，旋入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为从事。《郡斋读书志》谓“又为卫伯玉荆南从事”，正指此，而且有《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诗为证。杜甫大历三年三月来江陵，有《奉呈江陵幕府诸公》诗，诗中说：“王门高德业，幕府盛才贤。”则此一时段戎昱在江陵谒见杜甫的可能性很大：从时间和二人的行迹看确有可能。是年秋末杜甫移居公安，年底又赴湖南，此一时段谒见已不大可能。总之，这次谒见是可信的，并为后来写伤杜甫诗埋下伏笔。反过来说，如果戎昱没有见过杜甫，不太可能写诗悼念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戎昱写下这首《耒阳溪夜行》，题下自注说“为伤杜甫作”，可见戎昱对杜甫的敬重。

因而，在没有解决“为伤杜甫作”的来历之前，作戎昱诗较为妥当。考诸史料，大历五年冬杜甫辞世时，戎昱正流寓朗州，他大概会听到消息。戎昱作此诗，从时间节点说有三种可能：一是约在大历八年赴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李昌巙幕府时，耒阳是行经之地。戎昱盖从家乡荆南（江陵）起身，南下穿过洞庭湖和长江而入湘江，在衡阳入耒水“缘源”上行，即是诗句所说“缘源二转幽”，此“二转”即是再转，盖谓由湘江入耒水。《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记，大历八年九月，“戊戌，以辰锦观察使李昌巙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同书卷十二《德宗纪》上云，建中二年二月乙未，“以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节度等使”。可以确定，李昌巙在桂州的时间是大历八年九月到建中二年二月。据《郡斋读书志》卷十八《戎昱集三卷》云，初，李氏廉察桂林，月夜闻邻居吟咏之音，“迟明访之，乃昱也，即延为幕宾”。从此“初”字看，戎昱入桂州幕府，应在李氏刺桂州后不久，即九月以后，“霜华浮衣”成为可能。因是离家赴任，因生“别家愁”。王达津《唐诗丛考》认为，大历七年（772），戎昱三十八岁。似去桂林任职，路过耒阳，作有《耒阳溪夜行》诗，有道理。然而，从李昌巙为桂州刺史的时间看，似乎晚了一年。

二是大历十一年再赴桂州幕途中。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戎昱考》，戎昱有《哭黔中薛大夫》诗，薛大夫即薛舒。据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薛舒大历十年四月卒，十一年七月返葬于京兆万年县栖凤原。戎昱哭薛诗即作于薛舒北葬长安时，从诗句“夜郎城外谁人哭，昨日空余旌节还”看，戎昱应是参加了薛舒的葬礼。此年秋，戎昱再返桂林，这是他第二次入桂，有《再赴桂州先寄李大夫》诗为证。这次从长安出发，先沿长安到襄荆驿路东南行，出蓝关，经商州，出武关，经邓州内乡、南阳抵江陵，行一千一百余里；后从江陵沿长江南下入洞庭湖，再入湘水，至衡阳逆耒水西南行郴州，然后水陆兼程到达桂州。途中再过耒阳溪，写下《耒阳溪夜行》一诗。三是贞元十二年（796）赴虔州刺史任时作。据陶敏《中唐诗人事迹小考》知，戎昱贞元十二年在虔州刺史任。虔州，即今江西赣州。这次是从长安赴虔州，其南下路线也以江陵为中转站。然后沿长江顺下洞庭湖，出洞庭逆湘水经潭州到衡阳，在衡阳逆耒水南下，经耒阳到汝城、庐阳，陆行到大庾顺赣水支流贡水至虔州。综合以上三种情况，赴虔州这次可能性较大。何以言之？一是两次入桂州还有一条便捷水路：在衡阳继续逆湘水西南行，经祁阳、湘源，在临源入灵渠到达桂州，这样就绕开了耒水，当然也不排除专程赴耒水的可能。二是杜戎二人行迹相合，三是时代背景使然。贞元、元和的到来，随着韩愈、元稹、白居易执诗坛牛耳，杜甫与李白一起被重新认识，他们追摹李杜，并称“李杜”。戎昱赴虔州之前，一直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杜甫地位的升高他不会不知道。如今当他驶入当年杜甫受困五天的耒水时，写下这首“不是别家愁”的诗而“伤杜甫”，应是更合情理。

应该不是张诗

《耒阳溪夜行》署名张九龄，较早见于《文苑英华》卷一六六，题作《耒阳溪夜上》，同书卷二九一题作《耒阳溪夜行》。此诗又载于《曲江集》和明铜活字本《张九龄集》卷四，从以上各本情况来看似是张九龄诗，且张九龄乃韶州曲江人，耒阳溪亦为其南行必由之路。

张九龄作诗的时间起码有四种可能，前提是没有“为伤杜甫作”这一自注。一是开元四年。是年，张九龄以秩满为辞，去官归养。从长安到曲江的路线：北段同戎昱从长安出发路线（见上），南段从江陵出发，沿长江南下入洞庭湖，再入湘水，至衡阳逆耒水南下达韶关。主张九龄作者认为此诗是其南还时作，时间是此年深秋，如顾建国《张九龄年谱》、熊飞《张九龄年谱新编》主之。然而，关于其具体时间都没有深究。考张九龄开元前四年的主要事迹和行迹可知，先天元年（712）八月迁左拾遗，直到开元四年，“以四考为限”，此所谓“秩满”；开元四年正月，尚书李乂卒于长安，张九龄作《和姚令公哭李尚书乂》诗，则此时尚在京师；此年秋离京入湘作《南还湘水言怀》，中云：“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按正常行程，不久会在衡阳入耒水南行。然而，从“稻正熟”“桂初荣”看，此时耒水盖未及下霜。因而，与《耒阳溪夜行》诗“霜华衣上浮”不合。又，张九龄是归家，与“别家愁”亦不合。

二是开元十四年，谓张九龄往祭南海途中作，何格恩《张九龄年谱》和《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刘斯翰校注《曲江集》所附简谱、陶文鹏《盛唐山水田园诗歌赏析》主之。然则，考《册府元龟》卷一四四帝王部弭灾二云，“玄宗开元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诏曰：“太常少卿张九龄祭南岳及南海”。时间是六月，即便行一个月左右至耒水，也与霜景诗意不合。三是开元十八年，张九龄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便道归省途中作。此制书落款时间是“开元十八年七月三日”，即便行一个月左右至耒水，也不会下霜，故亦与霜景诗意不合。四是开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张九龄贬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五月赴荆州上任。开元二十八年春请假南归扫墓，由荆州回到韶州曲江，五月七日卒于韶州曲江之私第。此与诗意相差更远。

综上四条，与诗意较近的只有开元四年这次，然而还是不能切合到“霜华衣上浮”上。这样一来，将《耒阳溪夜行》归到九龄头上似有不安，这里且不论“为伤杜甫作”的真伪问题。

当然，有论者抓住“归舟”“缘源”说事，认定张九龄从长安归家，在衡阳入耒水南下；而戎昱的家乡是荆南（江陵），他要归家中间隔着洞庭湖和长江，若溯耒水南下，是南辕北辙。表面上看，此观点没有问题。深究之，发现不能自洽处有二：一是太拘泥这个“归”字。其实，“归”字除了“回家”之意，还有归赴、去往、趋向等意，戎昱赴桂州幕府、赴虔州任也可用之；二是没有交待戎昱回家的起始点。据可考的历史事实是：戎昱两入桂州、一赴虔州，若走耒阳溪水路的话，都可用“归舟”，而且是“缘源”南行。

主张九龄诗者还说此诗没有伤悼之词及涉杜甫之语。其实不然，前三联写沉寂的幽路（水路）、静风，肃煞的“岚气”，冰冷的“霜华”都是借实景暗写杜甫生前的困顿和身后的寂寞。末联“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更被忽视了，此联的意思是：耒阳溪上夜行中，猛听得断肠的猿声，愁思油然而兴，不为别家的戎昱自己，实为伤杜甫之亡也。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六说：

大历才子及接开、宝诸公相倡和者，未可缕指。钱起、司空曙之于王维，戎昱之于杜甫，其尤著者。

这里所言戎昱对杜甫的接受和敬重，正好照应了胡氏《唐音统签》选录《耒阳溪夜行》诗且加“自注”，看来胡氏坚定地认为此诗是戎昱作，那些主张九龄作者似找不到有力证据推翻它。有论者说，这是《全唐诗》的漏注，也有武断之嫌。《全唐诗》确有不少问题。康熙四十四年（1705）命编《全唐诗》，就是用范氏家藏《唐音统签》为底本，合季振宜《全唐诗》等唐诗集，参互校订、增补而成的。因而《全唐诗》把带自注的《耒阳溪夜行》诗放在戎昱名下，把无自注的放在张九龄名下，其文献依据盖为《唐音统签》。

且不论杜甫是否卒葬于耒阳，可以确认的是：大历五年四五月间，杜甫确曾由潭州到衡阳，在衡阳入耒水到达耒阳县的方田驿，在水上挨了五天饿。仅就此事而言，也是可“伤”的。因而，后来戎昱再行耒水之上，追忆当年谒见情事、缅怀杜甫晚年悲惨遭际，其“伤”更是自然之事。今天，我们怀疑乃至否定杜甫卒葬于耒阳，但不能由此完全否认中晚唐人的认知，如郑谷、罗隐、曹松、齐己、崔珏等均写诗谓杜甫卒葬于耒阳。且不管耒阳杜坟之真假，相当一部分士人起码在心理上是认同的，他们凭吊、题咏不绝，甚至影响到两唐书杜甫传的写作，他们竟误采小说家言入传了。退一步说，即使戎昱认为杜甫卒葬于耒阳，并写诗伤悼之，也无可厚非。在没有彻底搞清楚自注是谁加的、为什么加之前，不要轻言后人妄加或伪托，还是判给戎昱较为妥当。

（作者系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