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国文化

《史记》是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经典著作，记叙了从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三千余年的历史。全书以人物为中心，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130篇组织而成，共52万余字，开创了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先河。鲁迅曾称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文学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来看，《史记》一方面总结和继承了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优秀特点，一方面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诸多走向，是一部承上启下、富有独创性的史著。

司马迁的生平及《史记》的成书背景

《史记》一书的成功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识、思想、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司马迁不凡的精神和卓越的学术见解，催生了《史记》这一不朽著作。因此要了解《史记》，必须了解司马迁及其思想。

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数、黄老之学。他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均有研究，写有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六大家进行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文中虽推崇黄老思想，但是仍强调兼容并包。司马谈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撰写《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包容各家思想言论，是对司马谈学术理念的一种继承。司马迁自幼受家学熏陶，“年十岁则诵古文”，及长师承名家，20岁开始游历各地，考察文化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至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了著述《史记》的准备工作。以担任太史令作为契机，司马迁广泛阅读了大量宫廷藏书，积累素材并构思史著的写作体例，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写作《史记》。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一书最开始并未定名，两汉时期一般称之为《太史公书》，至三国时期正式以《史记》称呼，后世遂沿用不变。

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飞来横祸，他因受李陵案的牵连入狱，并遭受了腐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匈奴，李广的孙子李陵，主动请缨率五千步卒北击匈奴。在战役中，李陵的军队为匈奴主力人马包围，李陵力战后失利被俘。消息传回汉朝，汉武帝震怒，并就此役询问朝中大臣们的意见，据《汉书·李陵传》的记载，当时“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司马迁力排众议，为李陵辩护，也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于是汉武帝派去探子到当时汉匈边境打听消息，却听闻李陵得到了匈奴单于的器重，不仅娶单于的女儿为妻，还贵为匈奴高官，同时还传回了错误消息，说李陵教匈奴人用兵。汉武帝大怒，下令灭了李陵全族。李陵得知后，遂绝了归汉之意，在匈奴生活了20余年，最后葬在了异国他乡。

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当时被判“诬罔”罪，这是属于欺骗皇上、欺瞒皇上的罪行，按汉朝律法应该被判死刑。但司马迁在生死的抉择上，将史书的写作事业放在自己的生死及尊严之前，做出了请求死刑改刑的决定，并提出了后人所熟知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种生死观，将人的生命与人生价值紧密相连，在当时具有突出的超越性，也为后世留下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这种生死观，无疑是推动他忍辱继续撰述《史记》的一大动力。因此受刑之后，司马迁仍旧发愤著书，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基本完稿。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百三十篇，司马迁是完成了的，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缺补。《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注曰：“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亦云：“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注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史无详载，说法也不统一，大约在征和三年，也就是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不久。《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写作《史记》的目的，即：“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通过对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历史的考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演变的趋势，提炼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而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目标，是与他的家国情怀分不开的。

司马迁的学术和思想与父亲司马谈的教诲息息相关，司马谈也早计划要编写一部史书。在去世之前，司马谈曾对司马迁说：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此是叮嘱司马迁，要从真正的“孝”的意义出发，将史书写作作为他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而扬名后世，荣耀父母。接着，司马谈又从史学家承担时代使命的角度说：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讲到，从孔子《春秋》以后，没有史著问世，周秦之间许多大事未有记载，这是史学家的失职，吩咐司马迁要履行职责、承担使命。

基于父亲的嘱托和自身对文化的认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声明：

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这里司马迁明显是以接续周公、孔子自命的，以“道之所在”自居。虽说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先秦士人身上已有表现，但司马迁祖述周公、孔子，而后到自身这种文化传承序列的提出，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发展及“道统”提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韩愈在《原道》中认为“道”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而自己要承担起传承道统的重任，“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韩愈《重答张籍书》），同样以继承道统序列自居。当然，韩愈和司马迁理解的所要传承的道统内涵是有区别的，两人所处的时代对孔子及其学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士人以自己为“道之所在”自居的精神和对道统的追求一直没有中断。《史记》在撰述中对文化本身作用和地位的凸显，以及司马迁表现出的追求接续文化传统的此种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及后人对文化精神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意义。

另一方面，司马迁的思想也是在时代背景下，借由个人机遇，最终升华而形成的。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六国，但秦很快为陈胜吴广起义所推翻。西汉统一之初，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巩固统治，发展经济，还来不及全面系统总结历史经验。到了汉武帝时，汉朝进入了鼎盛时期，经济上从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发展到“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政治上“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文化上也出现了从不同角度总结诸子百家思想的著作，如《淮南子》等，系统的总结历史经验及思想理论的时代条件成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武帝发布的诏书上也提出了“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的理论总结要求，与前述司马迁自己讲的写作《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出相似的时代需求。所以，《史记》的成书，是时代召唤和司马迁个人思想的结合，是个人价值追求和时代浪潮相激荡的重要文化成果。

《史记》的写作特色及其影响

《史记》作为一部经典传统史学、文学著作，写作特色鲜明而丰富，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史记》的写作特色首先表现在贯通古今的文化史观方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先秦时期的书籍，许多已经包含了历史资料，融入了人们对历史的研究，但是往往是将历史作为阐述政治主张的依据，并没有自觉将历史作为单独的体系进行研究。孔子作《春秋》着重一字褒贬，目的主要在于阐释微言大义，并未对历史进行溯源、反思和借鉴，对当时的历史也没有做系统的、全方位的记载，因此《春秋》仍是传统的经书而不是史书。司马迁作《史记》虽然意在接续《春秋》，但是《史记》一书作为史学成熟的标志，却有独特的创新。可以说，《史记》的问世，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从经学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司马迁综合先秦史籍的体例，创造出了史学记述研究体例——纪传体。《史记》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这既是史学编纂方法，也成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五体本身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有不同的侧重和针对性，结合起来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构成了《史记》的各层面。这种新的史体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人物生平，同时《史记》礼、乐、律、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分别记述了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学术、经济等问题，把这些问题都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规范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开创了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范畴。

通过网罗古今零散的历史资料，并将其纳入一个完整的系统，司马迁树立起自己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史记》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是要追求理论体系，要阐述作者对历史的看法，这就将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融合了起来，开创中国传统史学体例纪传体之先河。所以，《史记》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个方面，规范了史学本身作为一门学问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遵循的方法，从此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两汉以后，在目录学分类上，史籍独立成部，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史部已居第二。纪传体的体例得到了后来历代史家的认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的基本模式，因此郑樵在《通志》中称赞《史记》：“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而《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其他二十三史不同之处在于，《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以下，均为断代史，这充分展现出司马迁所具有的连续性的史观。这种连续性的史观，又与司马迁主要通过文化视角对历史的观察和认识密切相关。比如，从文化史的角度，司马迁将孔子写入了《世家》这一记载历代诸侯的范畴中。

对于司马迁将孔子写入《世家》的安排，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不符合世家的编排标准，是《史记》体例不完备的表现，但也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司马迁的史识，正是司马迁作为一个高超历史学家的表现。

孔子在传统哲学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在汉武帝以前孔子一般还是被认为属诸子百家之一。司马迁认识到了孔子的重要性，将他尊为“至圣”，可以说司马迁是西汉以前对孔子评价最高的作家。孔子并非诸侯，但司马迁将之列为世家，理由是“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迫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即孔子的入世家，不在其血统，而在于其在文化上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司马迁认识到孔子在文化上的这种意义，而且他同样认为，人类的命运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在他心目中，对文化的信任超过了对现实政治的信任，或者说，文化比政治更有持久力，更能够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正是如此，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对于春秋时代的形势只是简单交代，详细叙述的是孔子作《春秋》的情形及所及于诸子百家的影响。在《孔子世家》中叙述孔子一生的潦倒落魄，重点也是为了写孔子后来整理或撰述《易》《书》《诗》《礼》《乐》《春秋》。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司马迁通过自己的撰述，给予了明确的定位，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