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戍边实践对兵团精神形成的主要借鉴

自汉代开始，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陆续开展屯田，形成了屯垦戍边新局面。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新疆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新疆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历史实践证明，历朝历代在新疆开展多种形式的屯垦戍边，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兵团精神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屯垦戍边实践中凝练产生的，历朝历代屯垦戍边经验，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的历史支持，为兵团精神的形成注入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历朝历代的屯垦戍边实践

西汉前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区，并不断进犯中原地区。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新疆，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对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3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国内其他区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朝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猎骄靡时，在乌孙国的眩雷（今伊犁河谷）即开始了屯田，史称赤谷屯田。公元前101年，汉驻军屯田于轮台、渠犁（今轮台和库尔勒）两地，并置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务。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新疆，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立都护府乌垒城（今轮台县境），总领天山南北两道，屯田遍及西域各地。轮台、渠犁、焉耆、龟兹（库车）、车师前（吐鲁番西）、楼兰（今罗布泊周围）、伊循（今若羌县东米兰）、姑墨（阿克苏）、赤谷（乌孙国都，今伊塞克湖东南）等地都是重要屯田区。公元前68—62年，西汉相继派兵驻车师交河，设置戊己校尉专司屯田。西汉时期屯田近70年中逐渐形成都护、戊己校尉、曲侯和屯长四级管理体制，直属中央大司农管理，屯田士卒两万余人。公元8年，王莽篡国建立新朝后，西域大乱。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沿袭西汉管理，继续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管理西域，屯田区扩大到伊吾庐（今哈密）、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县）、柳中城（今鄯善县鲁克沁一带）、高昌壁、疏勒（今喀什疏勒县）。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新疆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匈奴、鲜卑、丁零、乌桓等民族部分内迁并最后与汉族融合。327年，前凉政权首次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设高昌郡（在今吐鲁番盆地）。从460年到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历阚、张、马、麴诸氏。魏晋南北朝的将近400年内，中原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对西域的管理虽相对削弱，但派遣官吏、推行中央政令从未中断过。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的范围。突厥、吐谷浑、党项、嘉良夷、附国等周边民族先后归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新疆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高昌回鹘尊中朝（宋）为舅，自称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1251年，西域实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并在嘉峪关和哈密之间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6个卫，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务。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国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

隋代隋炀帝即位后积极经营西域，于公元610年在西域设伊吾郡，在伊吾大兴屯田。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始于公元630年，截至公元791年，历时161年，以军屯为主，有军就有屯，在11个屯田区中，有7个是西域战略要地，主要分布于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吐鲁番地区）、乌垒（今轮台县策大雅乡）、于阗（今和田附近）、庭州（吉木萨尔县一带）、轮台（唐轮台、乌鲁木齐南部乌拉泊古城）等地。东起巴里坤，西至楚河畔，南到昆仑山，北至准噶尔，屯田遍及天山南北。唐朝设置支度营田使专管西域屯田，屯田人数5万余人，共屯田3.33万公顷，西域屯田出现繁荣局面。唐朝中道衰弱之后，以至五代、两宋时期，西域屯田相继衰微结束。

元代新疆屯田长达20年，军屯与民屯并举，后因撤出军队，屯田遭到破坏，以至明代逐渐废弛。主要分布于哈密力（哈密西北）、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北护堡子）、滕竭儿（今阜康）、亦里黑（今伊宁）、曲先（库车）、可失哈尔（今喀什）、斡端（和田）、阇辉（且末）等地。有屯军2万余人，屯民3.7万户，屯田6.6万公顷。

清朝时期，新疆地区屯垦空前发展。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派苏德尔募兵到哈密、巴里坤和木垒等地屯田。1725年，清军在阿尔泰举办屯田。后屯田范围遍及南北疆。清代屯田共经历195年，屯田主要分布在东疆地区巴里坤、哈密和吐鲁番3地；北疆地区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晶河（今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阿尔泰等13地；南疆地区喀喇沙尔（今焉耆）、新平（今尉犁）、卡克里克（今若羌）、库车、阿克苏、乌什、巴尔楚克（今巴楚）、喀什噶尔、叶尔羌以及和田等地。1840年以前，清朝前期在新疆共有屯丁12.67万人，屯田20万公顷。1840—1850年，布彦泰、隆迎阿任伊犁将军，新疆屯垦掀起第二次高潮，先后垦荒83万公顷。1864年后，新疆爆发战乱，浩罕国阿古柏和沙俄乘机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屯垦事业遭到毁灭性破坏。1878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1884年建立甘肃新疆行省，左宗棠、刘锦棠大力倡导戍屯，新疆屯垦事业出现第三次高潮，1905年全疆新垦荒地64万公顷，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耕地增至70.3万公顷。屯垦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发展，巩固了祖国边疆。

1912年新疆积极响应辛亥革命，1912—1928年，新疆发展民屯，使新疆耕地由70.3万公顷增加到80.1万公顷，基本解决全疆军民衣食问题。1928—1933年，新疆屯垦遭到极大破坏。1933—1944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下，新疆执行两个三年计划，建立屯垦委员会，第一次创办机械化农场，兴建水利工程，使耕地从30.8万公顷增加到112万公顷，粮食产量增加到58.65万吨。1944—1949年，新疆屯垦事业再次衰落，北疆屯垦遭到破坏，南疆屯垦陷入瘫痪。

历朝历代屯垦戍边的实践经验

作为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屯垦戍边彰显了胸怀家国的情怀与担当。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崇尚爱国的民族，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动力。历朝历代屯垦戍边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史，是无数戍边人无私奉献、为国守边的生动篇章。屯垦军民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扎根边疆，肩负起保家卫国、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为屯垦戍边实践持续凝聚内在力量，为国家在边疆地区筑起一道历经两千多年的安全屏障。历朝历代中央政府都把稳定新疆、固边戍边、保卫领土作为国之大事而倍加关注，派出大量兵力常驻新疆，如汉朝驻新疆的军队长期保持在数千人左右。唐朝武则天时期，仅安西都护府直接管辖的“汉兵”就达3万余人，其他归都护指挥的少数民族军人尚未计入。乾隆统一新疆后虽然实行了“北重南轻”的军事布防战略，但据统计，南路包括哈密在内的驻军人数也有8000余人。这些常驻新疆的军队，平时操练屯田，战时则行军战斗，为稳定边疆社会局势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加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民屯，形成了维护新疆稳定，行使国家管辖权的重要保障力量。

数千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奋斗拼搏的历史已经把勤劳勇敢沉淀为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这种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使屯垦军民在面对边疆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社会形势时，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将亘古荒原变成良田，创造了人类开发史上的一个个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传统在开发建设边疆中的生动体现。历朝历代屯垦戍边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为新疆地区发展以及与内地大规模、持续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真实写照。两汉时期，内地各类屯垦人员为新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如先进的冶炼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隋唐时期，内地水利灌溉工程技术、大型石碾及其他食品加工工具、食品制作技术及手工业技术也被带到新疆。元代，大量内地农民和能工巧匠迁入新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大增，不仅满足了本地军民的粮食需求，而且还成为远征中亚和欧洲的蒙古军队的重要粮草供应基地。在清代，农业经济在天山北部得到快速发展，结束了“南粮北运”的历史。同时，大量内地人员迁入新疆进行兵屯、民屯等，不仅直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新疆近代经济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历朝历代屯垦军民始终坚持发扬民族团结、和睦互助的优良传统，同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屯垦戍边历程中，历朝历代屯垦军民与边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形成的共同理念，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根基。新疆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团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屯垦戍边体现的是国家行为，代表的是国家意志，贯彻的是国家认同理念，执行的是国家政治军事战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仅捍卫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护各族人民不受外来压迫，促进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发展，提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提升。这种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凝聚形成的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根深蒂固，形成了磅礴的团结奋进、和睦互助的力量。

自古以来，由于地理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新疆和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现多元状态，存在南北、东西差异。自汉代以后历经各代，新疆和内陆地区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经济联结和文化交流越来越紧密，屯垦戍边更为这种沟通联结增加了动力、注入了活力。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里多元文化荟萃、多种文化并存，比如道教从中原地区传入新疆，佛教从印度经过新疆传入中国，都是最好的写照。中原经济文化和新疆经济文化长期的互通有无，既推动了新疆的发展，也同样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发展。盘点2000多年的屯垦戍边史，其中蕴涵的开放包容和融合发展的历史内涵，为包括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舞台，不断丰富着新疆和内陆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载体、形式，使两者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兵团精神对数千年屯垦戍边实践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爱国主义精神是兵团精神形成的内核，是兵团精神的根和魂。在兵团精神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更多被聚焦于确保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实现，表现在实践中就是兵团承担着屯垦戍边的职责使命。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兵团发展壮大的各个历史阶段，贯穿于兵团精神形成的各个阶段，在长期实践中变成了兵团人的普遍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超越了时空界限，是对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生动呈现，有力刻画出“我为祖国守边疆”的精神印记，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升华延续，使兵团精神从形式到内容传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比如，早在兵团艰苦创业之初老一辈军垦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真实写照以及新时代兵团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中涌现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边境线上的“活界碑”第九师一六一团职工魏德友、“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第十师北屯市一八五团职工马军武等爱国戍边先进典型，都是用最平凡的坚守、最质朴的情感、最热血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爱国主义的忠诚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