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夫妇”与当代进城故事的开端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进城”故事，最早的要数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小说中的夫妇二人，早先都参加了革命。丈夫李克是知识分子，妻子张同志则是农民出身。北平解放后，他们一起进城。在乡下的时候，夫妻关系和谐融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而在面对城市生活时，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还发展到了分居的程度。最后，矛盾得以化解，重归于好。进城前后，李克夫妇所经历的一切，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显得平淡无奇。或者说，在通常的认识中，《我们夫妇之间》只是当代中国“进城”故事的一个简单的开端。不过，倘若我们将这篇小说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视野中，其作为开端的复杂性及其启示意义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进城”故事

“进城”故事，有传统的“进城”故事，有现代的“进城”故事。传统的“进城”故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刘姥姥式的“乡下人进城”。这个乡下人新奇于城里的一切，兴奋地对比着城市与乡村的种种不同，街景、风物、习俗、物品、衣着、口音，不一而足。“乡下人进城”是见世面，当然，之所以称之为故事，也往往因为这个乡下人在城里闹了点笑话、丢了次丑，引得城里人发笑；或者，返乡后，向邻里乡亲绘声绘色讲述自己在城里的见闻，令众人艳羡不已。

传统的“进城”故事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风俗剧。而现代的“进城”故事，则是文明形态转型意义上的。无数的农民离开世代所居的村落，来到陌生的城市，打算谋得一个位置，生活下去。这是现代工业化浪潮所推动的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也是现代城乡的巨大差异对农民所形成的文明召唤。曾经带有喜剧色彩的风俗剧，也变成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剧。居住环境的逼仄、工作环境的恶劣、身份转换的尴尬、精神世界的撕扯，构成了现代“进城”故事的重要内容。

同时，传统的“进城”故事是个体层面上的，这个人只在相对稳定秩序中的城市里游历了一番；而现代的“进城”故事则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城与乡都处在变革之中，每个人的生存境遇都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中阿Q的“进城”故事更接近传统的“进城”故事。当然，民国初年的城乡已经处于巨变之中，只是阿Q和他周围的人大多并不知晓而已。而祥子的“进城”故事，则更接近现代的“进城”故事，祥子是要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他融入城市生活的种种努力，以及不断遭遇的挫败，直至精神上完全的堕落，正是现代“进城”故事中个体的典型境遇。不过，祥子所面对的北平城，是一个乡土文明意义上的城市。虎妞、刘四爷、小福子、众多的人力车夫以及大杂院里的居民们，仍旧生活在一种固有的城市秩序中。

与阿Q的“进城”故事、祥子的“进城”故事不同的是，作为当代中国“进城”故事开端的《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进城”故事。新中国成立了，整个社会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每个人都处在身份转换、观念调整的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李克进城之初，觉得就像回到了故乡一样，他原本打算给妻子做一个城市生活的“向导”，但是，城市生活本身已然发生了变化，他只有从固有的城市经验中走出来，才能解决家庭的问题。李克的妻子张同志进城后，则面临着如何克服自己的农村经验以适应城市生活的问题。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面对着类似的境遇。保姆小娟来到李克家里帮着照顾孩子，一声“太太”，让李克的妻子紧张万分，她让小娟叫自己“张同志”，并且像姐妹一样帮助小娟学习文化知识，而小娟是不太适应这种变化的，毕竟，她更习惯于传统的“老妈子房”传授的东西。小说中的所有人都似乎从固有的秩序中脱离出来，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重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当代中国“进城”故事开端的《我们夫妇之间》，其复杂性首先就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进城”。

女性的自我想象与现代夫妇伦理秩序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进城”故事，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聚焦于夫妇伦理秩序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夫妇伦理秩序的理想形态是基于男尊女卑的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各安其分，各安其命。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回想起进城之前与妻子的生活，那几乎就是一幅传统夫妇伦理秩序的完美画卷：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而进城之后，夫唱妇随、相敬如宾的静穆、和谐消失了，妻子似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与自己是意见相左的。

李克最初把这种不和谐归于妻子的“狭隘、保守、固执”，归于妻子的农民习性。事实上，李克未曾认识到妻子真正的变化所在。妻子之所以反感保姆小娟所称呼的“太太”，固然与革命思想的影响有关。在乡下，只有富裕人家才用这种称谓，出身贫寒的妻子因革命才获得了新生，她对“太太”这一称谓的反感是自然而然的。不过，在城市生活中，“太太”则是一种对家庭主妇相对普遍的称谓。李克的妻子无法接受这种称谓，其中未尝没有新的自我想象。

我们仔细打量这对夫妇进城之后的生活，就会发现张同志无意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她有自己的工作，她有自己对生活的想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的新的自我想象突出地表现为觉醒、自主、人格的独立，而《伤逝》中的子君、《日出》中的陈白露、《憩园》中的万昭华、《寒夜》中的曾树生，这些现代女性的新的自我想象却无法真正推动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形成。一方面，她们往往无法获得家庭之外的工作，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得她们仍旧不得不处于男尊女卑的家庭秩序中；另一方面，即便是获得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也大多是花瓶式的，甚至是交际花式的。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张同志新的自我想象与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一起，带来了建构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真正契机。

在李克的眼中，这个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的妻子，“真是一个倔强的人”。她在家庭生活中处处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一种对家庭主妇从属性地位的反抗意识，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为夫妻感情上的裂痕。李克感慨道，“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显然，这是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形成过程中才会存在的问题。小说结尾，这对夫妇的重归于好，并非回到了李克曾描绘的传统夫妇伦理秩序的理想形态中，恰恰相反，这种重归于好是基于夫妇之间真诚的情感交流，他们互相倾诉彼此的烦恼，一起化解心中的谜团。

如果说，“感情的裂痕”是现代夫妇之间才会有的真正苦恼的问题，那么，这个“裂痕”的修补自然是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形成中才会发生的事。正如李克所说的，“我们结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现代夫妇之间的矛盾会带来婚姻危机，也会带来深入认识彼此的可能性，现代夫妇伦理秩序的不稳定，即表现在这种危机与希望的并存。同时，李克夫妇的重归于好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新的危机和新的希望还会不断出现，现代夫妇伦理秩序已经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正是《我们夫妇之间》所揭示出的当代中国“进城”故事的复杂向度之一。

改造与被改造：人与城市的双向建构

文明形态转型中的“进城”故事，也意味着人与城市关系的重构。人与城市之间自来便存在着一种双向建构关系。传统社会，城市是文明的所在，是政治、商业、文化的中心，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也护佑着人。现代社会，这种双向建构关系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和妻子多次说起改造城市的问题。改造，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这是革命者进城后所推进的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此，夫妇二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李克认为，改造应该是渐进式的，固有的城市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敬畏的东西；而妻子张同志则认为改造必须是激进式的，不合理的制度、秩序、人际关系都要迅速地加以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萧也牧是将李克夫妇置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社会命题的争论之中。不过，倘若我们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就会看到，当代中国的城市始终是在一种“激进”式的改造中不断发展，狂飙突进、沧海桑田。在传统社会，人创造城市文明需要世代的经营，而现代社会却可以在一代人，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城市面貌的巨变。

当下，不仅是农民返乡时常常有一种迷失的感觉，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人也有了无法找到家的方向的体验。在人对城市的改造方面，张同志和李克都是当代中国“进城”故事中的象征式人物。在推动城市文明不断向前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有张同志的影子。同时，面对急遽变化中的城市文明，每个人的身上也似乎有着李克的影子，我们会不由地对城市中逝去的传统、秩序、美感心生眷恋之情，希望改造能够慢一些。

在《我们夫妇之间》中，李克和妻子还经常说到被城市改造的问题。李克夫妇所忧惧的，更多的是那个时代革命信仰的纯洁性可能受到城市文化的“腐蚀”，这种忧惧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着进一步的体现。事实上，这种忧惧是当代中国人与城市关系中的普遍心理。传统社会，乡下人对城市也有着一丝畏惧心理。不过，一次“惊心动魄”的进城之旅，常常只是生活中的插曲而已。而现代社会，无数的农民涌入城市后，城市之于他们既是希望所在，也是梦魇所在。当代中国的一个个“进城”故事，不断地书写着“进城”的人们所遭遇的朴素人生形式的变形、人格的沦丧、精神的堕落。耐人寻味的是，在《我们夫妇之间》中，张同志忧惧的同时，似乎也欣喜于自己进城后的变化，衣着更得体了，做事更从容了，城市之于人的建构意义显现出来。这种忧惧与欣喜的交集，也成了当代中国“进城”故事中的典型心态。

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人口占比过半，中国已经迈入了城市生活时代。李克夫妇所遭遇的，依旧是当下的人们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当然都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而回望这个开端，既可以看到我们所遭遇的“进城”困境的深广度，也是在追问我们的“初心”。这对夫妇解决复杂“进城”问题时的“倔强”不无启示意义。

（作者系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