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为什么三次进城又三次回乡

路遥是一位积极关注现实生活、努力把握社会思潮、主动把自己的人生融入历史洪流的作家。他以自身“城籍农裔”的成长经历和亲兄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为触发点，用《人生》唤起了数代人对农村有志青年命运的关注，让“城乡交叉地带”的人与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标志性的历史轨迹。高加林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状况下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像保尔·柯察金和于连·索雷尔一样，为自己理想的生活模式而努力奋斗。他想要离开封闭、落后的农村，摆脱终身在泥土中劳碌的农民生涯，选择一条靠知识养活自己、展现自己才华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户籍决定知识青年职业选择的时代，高加林错过了三次实现理想的机会。

在小说首页，路遥引用了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引自路遥著《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作者开头就着力描写高加林失业时暴风骤雨般的内心世界，接着就用他三次进城、三次回乡的生活经历，为人们展示了人生之路的迷雾与陷阱。

进城卖馍：记忆与现实之中的痛苦

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的工作，让他过去生活中“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再次成为耕耘在土地上的农民。这种理想身份的丧失，令他愤恨和痛苦。究其原因，高加林对生活的认识建立在学校教育和书本阅读构建的文明世界之上。此时的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与城市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进而将自己想象成从里到外的城里人。

高加林第一次为解决家庭生计而进县城卖馍，这次体验加深了失业带给他人生的痛苦。卖馍的过程中，他将三年前在县城读书的校园生活与当下卖馍农民的落魄现实不断地进行两极化的比较。昔日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当下生计的艰辛枯燥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凸显出他对当下生活的不满与痛苦，也最终促使他逃进过去经常光顾的县文化馆，回避当下必须卖馍换钱的现实困境。可以说，当他挎着卖馍的篮子、走上那条通往县城的简易公路时，他的精神意识就沉溺在过去和当下的情感斗争中，最终与记忆中的理想自我妥协了。

高加林在进城的路上，看见那些纷纷攘攘为生计而奔赴县城的同乡们，没有一种投身于现实生活的热情与激动，只是“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太婆一样，上集卖蒸馍去了”。当他走进城门，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等充满城市文明象征的建筑，都在提醒他校园生活的美好记忆，“往事的回忆让他心酸”。他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依然停留在知识青年的角色层面。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农民是社会地位最低、让他羞于见人的角色。同时，他自认为让这么优秀的知识青年成为“乡巴佬”，会让那些马占胜之类的村镇文教干部感到良心有愧。这种心态，就导致他在县城遇见过去的熟人——中学同学和文教干事时持两种不同的态度。

高加林摇摆在过去生活和当下现实的交错记忆里，太阳西斜时“垂头丧气出了城”，巧珍为他解决了卖馍失败的现实困境。尽管在回村的路上，突如其来的爱情让高加林暂时“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接受了巧珍的表白，但是，回到村子后他又懊悔自己在感情冲动下与巧珍热吻。可以说，过去的记忆不断地提醒高加林当下生活的痛苦，也促使他要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过去设定的人生目标。

高加林一心想摆脱农民身份、生活在城里、依靠精神劳动养活自己，并没有摆脱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这种传统理想，随时代变迁而具体化为做“公家人”的职业理想。城市具有地方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聚合功能。在高加林的想象中，进了城，也就成了靠知识吃饭的“公家人”。

进城挑粪：理想与过去之间的屈辱

不识字的农女巧珍面对农民身份的高加林，才敢于抱着实现理想爱情的希望去追求爱情。巧珍的爱情并不足以让高加林遗忘过去的生活记忆和人生理想，只有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幻想，才能使高加林“短暂地忘记疲劳和不愉快”。一旦往昔的记忆被当下的场景再次唤醒，就会重新激活他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高加林为了给村里收集耕肥，第二次在夜中进县城拉粪。他拉着茅粪桶走在县城的夜色里，灯火喧哗的城市夜景和空寂安静的乡村生活，在他的脑海中再次形成鲜明的反差，激荡着他不安分的灵魂。相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那些存留在教室、电影院、体育场等城市空间中的记忆瞬间被激活了。高加林路过县广播站，马上把想象中黄亚萍此刻的夜晚生活场景与自己当下流汗流泪的挑粪工作进行比较，之后又通过与“先锋”队菜农因争抢车站公厕的粪便打架，宣泄自己此时的愤懑无奈和苦闷情绪。

但是，他还来不及平息因打架而感受到的不平与愤怒，就在副食公司家属院里承受了更深重的侮辱。住在家属院里的张克南母亲，嫌弃高加林在夜晚纳凉的时候挑粪，辱骂他是“一身粪”的“乡巴佬”。这更是刺痛了高加林的自尊心，他只能强忍泪水，为有文化有知识的自己受到屈辱而不平。来自当下现实的屈辱体验沉淀在高加林的思想意识里，也成为他未来人生选择的一种无意识催化剂。

路遥深谙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之妙，“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用了一个细节暗示高加林在不久的未来接受黄亚萍求爱的必然性。小说写道，高加林拉着粪车在灯火映红的河边停下来，此时的心情“燃烧着火焰”，他“浑身的血沸腾起来”，向远处“灯火映红的河面”奔去，快到河边时路过“先锋”队菜地，“报复性的摘了一抱西红柿”，然后在水里憋气、下沉、上浮，吃掉西红柿。可见，高加林在抢粪中感受到的不满，通过这些奔跑、游泳、偷菜的行为而得到宣泄，但是，被张克南妈妈辱骂的屈辱与愤懑并没有得到合适的排解。

高加林通过与他有关联的同学黄亚萍、张克南来获取县城青年的生活内容，并时时将自己当下的生活现状与小县城上层青年的生活样式做比较。他们有同样的教育经历，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方面差异巨大。这让现实中的高加林感到更加痛苦和不平。

路遥渴望劳动改变命运，这种劳动更倾向于一种精神层面的脑力劳动，并没有摆脱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文化观念。同时，他认为土地是人类世界生命延续的根源，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空间终归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暂时性状态。巧珍对体力劳动和农村生活的热爱，就体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迷恋，这与高加林对城市生活模式的向往，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因此，高加林的进城理想及现实选择，本身蕴含着路遥自身的困惑。

进城务工：现实与未来之外的绝望

路遥认为，自己是既带“农村味”又带“城市味”的人。“农村味”代表他过去的生活体验，“城市味”是他当下生活状态的写照。这两种味儿也在第三次进县城后的高加林身上此起彼伏。过去农村生活形成的人生理想和当下城市生活习惯之间的冲突，促使他不得不在前途理想和真实情感之间做出抉择，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结局。

高加林第一次进县城卖馍回到高家村时，感到自己在困境中匆忙地与一个农村姑娘发生爱情，是堕落和消沉的表现。在他的内心深处，“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可见，高加林的思想意识里依然沿袭着传统文化中“门当户对”的婚嫁观。但是，在他第二次进城拉粪前，身处农村艰苦生产劳动中的高加林想象未来的人生方向，渴望将来能离开农村去外面务工或当干部，希望也能把巧珍带去。这时的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高加林第三次进入县城，从一个青年农民变成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从过去生活经验里城市的过客暂时变成城市中的一员。对这种转变，他感到激动和满足，并决心努力工作，展现自己的才华。当黄亚萍向他表白爱情，并许以省城电台记者的未来职业发展方向时，他认为这将是决定自己命运转折的机会。更让他自得的是，他战胜了出身县城干部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青年张克南，赢得县委干部家庭出身的“城里的小姐”的爱情。

此时的高加林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习惯，在会场、体育场、国营食堂等城市空间里赢得人们注目与尊重。报刊、广播等媒介更是让他成为县城的名人，自尊心得到最大的满足。他也滋生出超越县城获得更大光荣的愿望。他的生活习惯、恋爱方式和人际交往原则，都随着新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改变。黄亚萍按照“现代”化的大城市生活标准去装扮、改造高加林，塑造自己心中的“完美爱人”形象。高加林也以为，他接受黄亚萍的爱情，可以无视舆论和良心而融入这种新奇而激动的爱情，是追求自己的“活法”。

高加林想要的谋生方式是用笔耕耘在白纸上的精神付出。他向往白底黑字上描画出的世界，忽略了真实的现实世界。身为通讯干事的高加林，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摆脱农民身份，而是能否进入省城那样更大的城市空间。他已经暂忘了那段失业在农村生活的困境，遗忘了那片养育他的乡土。

高加林以为他与巧珍之间出现交流障碍，是由于巧珍无法理解文字编织的幻象世界带来的精神愉悦。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巧珍对于他将要实现的人生未来理想，没有权力、经济上的帮助。高加林理性权衡巧珍带给自己的现实生活和黄亚萍将带给自己的未来理想，感情的天平就倾向于选择命运转折的机会。但是，他忘记了，当时在失业困境中接受巧珍的爱情，虽是对傲气十足的巧珍他爸的报复和打击，但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可见，高加林两次接受爱情的心理状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每一次他都从自身当下所处的现实出发，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机会。

普鲁斯特认为，人类经验之真理，只有通过理解记忆和时间，才能加以把握。人永远难以认清当下自我存在的真相，只有经历过后才能看清来时的路。高加林在当下的迷雾中，做出错误的选择。等他意识到一个人“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时，注定已再次堕入绝望的深渊。

路遥说，作家的作品要接受现实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乡村和城市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两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在时代发展的今天，“城乡交叉地带”的边缘日渐模糊，遗落的乡愁渐渐游走为城市空间的老街旧巷。新一代的“城籍农裔”人，也只能在记忆中追寻泥香，在时光之城中体会人生的局限与漂泊。

（作者系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