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凝视工人的命运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真正的改革开拓书写当然也要为时为事而著作，也可称之为问题文学，亦如鲁迅所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谓理想，当在未来，文学的理想理应给人们揭示向往的人生，成为照亮未知世界的一束光。这光照亮的是人心，标识的是人性善。人性善的实现，不能靠复古守旧，更不能单凭想象，而是需要不断地改革开拓积极进取。没有改革开拓，文学就难以展开理想的翅膀；唯有不断地开拓进取，理想的人生才有实现的可能。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三十周年之际，悦读咸立强的新书《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看大国崛起的文字记载，观山观水观改革，纪念一代伟人，畅想两个百年的世纪蓝图，跨进新时代，拥抱未来，不亦快哉！

咸立强的新著《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全书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共和国文学视野里的‘改革文学’概论”，梳理了改革文学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重点讨论了改革书写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问题。第二章“潜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文学想象”，提出了“潜改革”的概念，以《上海的早晨》《乘风破浪》等作品为中心，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工人主人翁意识的建构问题。第三章“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想象的重构”，将改革开放视为改革开拓的新的历史阶段，以《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新星》《小厂里来了个大学生》为中心，讨论了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想象的重构问题。第四章“改革的深化及其文学表现的演变”，着眼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改革的深化及其文学表现，以《抉择》《寂寞歌唱》等作品为中心，讨论改革文学的伦理叙事和底层书写等问题。第五章“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拓的文学叙述”，以《生活秀》《泥鳅》《谁能让我害羞》等作品为中心，讨论了都市化进程中的下岗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文学叙述和想象问题，重审文学创作的人民意识，进而指出改革文学不能只是为风云人物树碑立传，要关注人民，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改革开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普通工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弃之如敝履的包袱，这也是改革书写应该秉持的文学理想。

如何看待文学里的改革书写？从改革书写中又能看到什么？见仁见智是这类问题的最佳答案。《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无意于全方位扫描改革的文学书写，也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将注意力放在叱咤风云的改革者身上，他只是关心普通的无产阶级工人们的命运，热衷于讨论普通工人的家国意识，以及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建构，无非是想要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普通工人怎样才能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自由的人。从《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五个章节的设置及具体叙述来看，作者显然认为普通工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建起了良好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有美好的家国情怀。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意识和情怀一直被消耗，却没有相应的滋养。主人翁意识的建构与消解就是全书五个章节叙述出来的改革书写表现出来的内在的演变轨迹。

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叙述的也是国企股改，股权让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利益，“股权二字就意味着权利，意味着他们自己也能说了算，他们想让谁当厂长就让谁当，他们看着谁不顺眼就把他撸下来”。工人们空前团结起来，他们以房产抵押集体购股，按照当时已经定下来的改革政策，他们轻松地就取得了绝对控股地位。结果，他们不仅丢掉了工厂，失去了工作，连家里的积蓄都被掏空。主人与主人翁精神毕竟不同。这么多年股改下来，再也没有工人梦想着靠持股的方式成为工厂的主人。在一个只是挣钱生活自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说打工的普通工人，应该如何建构他的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这是《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的作者努力探寻的问题。

改革不是革命，但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形式的革命。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改革不但是革命，还被邓小平视为伟大的革命。回首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得不叹服伟人的远见卓识。改革的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让东方巨龙真正地醒过来了。三十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一个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几倍于广东省，2021年，再看台湾与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广东省已经是台湾的两倍，正是改革这场伟大的革命，让中华儿女终于实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农无税的美梦。

《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文学视为“革命”的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称为“改革”文学。前者是表现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文学，后者则是表现无产阶级建构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意识的文学。此外虽然还有种种类别的文学，但咸立强的关注点是无产阶级工人主人翁意识的建构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他在《改革开拓与文学理想》中重新厘定了“改革文学”的概念，力图在共和国文学的视野里重新审视“改革文学”，将改革文学视为与共和国共命运的文学，突破将改革文学视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限定，将改革文学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有以改革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里的改革包括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此外，他明确指出不能将“改革文学”紧紧局限在小说这一种文学体裁内，加上话剧也还是显得单薄。小说固然是“改革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门类，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拥有了特别的历史光环，但这并不能否定报告文学、诗歌、电视剧、电影、小品等以改革为题材的创作也应该列入“改革文学”范畴的事实。既然一切文学体裁都可以表现改革，那么表现了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自然都应该被视为“改革文学”。殷陆君谈到新闻报道与改革的关系时说：

记者是改革的记录者，也是改革的书写者；记者是记者，也是智者；是思想者，更是建设者。可以说，新闻报道成功推动了改革，全体记者积极参与了改革，新闻报道是改革实践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的报道、作风、文风和新闻媒体的改革创新也是改革实践的一部分。

事实的确如此，从大文学的观念出发，我们应该承认新闻报道也是文学，一些新闻报道读起来比小说创作更真实也更有文学魅力。现在，我们亟须突破“改革文学”既有观念的束缚，在更广阔的文学视野里重新审视和建构多样化的“改革文学”文本世界。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