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剜烂苹果”时有鲁迅的影子吗

鲁迅先生曾希望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具有辨别优劣的能力，帮助读者筛选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吴俊的文学研究从鲁迅开始，不论是精神还是文学批评上都或多或少受到鲁迅的影响，他的文学批评就有着“剜烂苹果”的功效。

批评的三重“轨道”

从1990年博士毕业至今，吴俊已在文学批评界辛勤耕耘30余年。在这期间，吴俊并未死守某一方阵地不变，反而大约每10年便会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吴俊以鲁迅研究作为学术起点，博士毕业论文便是以鲁迅为题而写成的《鲁迅的个性心理研究》，后以《暗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为名出版。在此论文中，吴俊从童年经验、家族病史、性意识等心理层面对鲁迅进行研究分析，很显然是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在此研究方法中，吴俊将传记作为材料以心理研究作为方法，几乎完全舍弃社会历史背景对鲁迅的影响，从而“向内转”聚焦于鲁迅心理，将鲁迅当成一个“人”来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吴俊的学术研究便转向了当代文学中的个案研究。王安忆、王朔、赵本夫、余秋雨、林白、郑敏、史铁生、韩少功等当代作家皆是吴俊的笔下之“客”，成果十分丰富。吴俊在这一时期的“个案研究”十分精彩，他敢于打破固有的“围墙”，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例如对于余秋雨，他指出：

如果余秋雨是学者而兼明星，或是明星似的学者，这对学者和明星来说都应该只会是件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好事……将学者情怀播散于大众文化，使书斋精神弥漫于社会生活，这应当是每一个学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要承担而不是轻视甚而推卸的责任。学者不该是冬烘先生，也不该是与社会隔离、蔑视大众生活的清高文化贵族，学者的学术文化成果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里获得其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应该寻求一切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其广泛的价值影响。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的价值实现意义上，余秋雨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

不同于其他学者对于余秋雨的批判，吴俊肯定了余秋雨的文化影响力，展现了他宽容的文化态度。正是基于这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分析，吴俊使读者们见到了新的文学风景。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吴俊的文学批评逐渐进入到“国家文学”研究的第二重“轨道”中。2007年，吴俊出版了《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一书，该书以《人民文学》为中心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国家权力和文学这一复杂的关系呈现出来，更进一步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在《人民文学》为中心的系列研究中，吴俊提出了“国家文学”这一核心概念：

从政治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我把它“命名”为国家文学。何谓国家文学？我的基本定义是，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谓之国家文学。换言之，当文学（在国家范畴内）？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

以《人民文学》这一国刊为中心，吴俊厘清了文学与政治之间忽明忽暗不稳定的关系，更深一步推进了当代文学的研究。相较于“中国当代文学”这类宏大且较抽象的概念，“国家文学”更加突出了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包含的某些政治特质。但“国家文学”是否能涵盖当代文学的整体特性，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否具有针对性，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许正是受到“国家文学”系列研究史料整理的影响，近几年来批评史料与批评史论成为吴俊研究的第三重“轨道”。从2011年担任教育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以来，历时8年全12卷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丛书于2017年底全部面世。该套丛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的记录收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的专业书籍，以编年的形式收录了1949-2009这60年间的文学批评文献，涵盖大陆、香港、台湾等各个地区，文献史料极其全面且丰富，是一部专业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的索引工具书，吴俊近十年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批评史史料整理、史论研究以及批评史的学科建构上。

以鲁迅研究为起点，再从个案研究延伸开来形成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国家文学”研究，再到近几年来的批评史料、史论研究，吴俊有着多重学术批评“轨道”。学术兴趣的广泛和不断转移，说明吴俊在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敏锐的问题意识使他不断寻找和填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引领学术前沿。

批评的多样特性

吴俊的批评态度是十分严苛的，批评语言也十分犀利。比如对于王安忆，他直言其创作中形成了“模式化的匠气”，极尽雕琢且带有工匠“气味”的语言也会让人产生一丝厌倦：

我在本文的旨趣范围内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和观点是，小说表现技巧的匠气和结构形态的封闭性以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偏执，构成了王安忆在近期创作中的瓶颈特征。匠气和封闭性，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瓶颈。

吴俊犀利直接地指出王安忆创作中的弊端，并分析其原因是“对历史她失落了其中的残酷性，对现实她漠视了其中的多面性”，“用‘自由’为标准来比较两个时代的差别程度而竟然会得出如此结论，真正令人匪夷所思”。如施占军所说，当时文坛中“上海批评家必说王安忆而且必赞王安忆，几乎已成了上海文坛的一条定律”，这样的研究环境之下，吴俊实事求是的批评显得既突出又难能可贵。又如针对林白的小说《妇女闲聊录》，吴俊批评其充满口语、方言的语言形式十分极端，对文学作品是一种伤害，并在文章开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阅读观感：

虽然我以极大的内心读完了这部作品，但它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兴奋感，也谈不上任何阅读快感，甚至有几次想弃之不看了。

再如对待莫言，吴俊曾在访谈中表示在当代作家中他最为推崇莫言，但谈到莫言的《天花乱坠》时，他评价道：

（莫言）还有一个老毛病，也是仗着艺高人胆大，不事节制而近于油和烂，毕竟并不能控制所有的文字。这在短篇中更显致命。虽然有不凡的身手，莫言还是把他的好故事给糟蹋了。

虽然一部文学作品的受喜爱与否绝不取决于批评家的态度，但是如此直接的批评想必是会冒犯到作家，但吴俊在批评中是毫不留情的。

这种犀利且带有感情的批评语言，除了和洒脱的个人性情相关外，也和鲁迅的影响有关。鲁迅杂文往往笔锋犀利且敏锐，带有着感情，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吴俊的文学批评虽然严苛且不留情面，但其批评皆是以文学的审美性为出发点，他一直坚守着文学的正义，他曾说：

为了促成和推动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文坛上急需形成一种舆论。这种舆论讲是一种文学的正义之声；其导向则在于重新恢复和建立严肃文学的价值典范地位。否则，中国文学的崇高精神将面临全面沦丧的危险，或为商业文化所全面取代。

鲜活的“在场”感是在阅读吴俊的论文与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最为鲜明的感受。批评主体的观点和价值取向是一篇批评文章的“地基”，吴俊批评文章中批评主体“我”就时常出现，“我认为”“我想”“我觉得”是常见的表达方式，这样的表达似乎不符合严谨、客观的传统文学批评书写。但是，学术研究具有主观创作性质，它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既然是个人见解的书写，文学批评并非一定要使用权威的口吻进行发言。一篇批评文章的形成的过程，便是批评家将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及知识经验“敞开”的过程，这种“敞开”可以和研究对象进行精神对话。吴俊认为：

文学批评是一种对于精神内涵的创造和揭示，它必须基于批评家对于美好事物的心灵感悟，对于宇宙、大自然的亲切向往，和对于人类现实生活的创造冲动。它要求摒弃一切个人的私心杂念和尘世的荣辱起伏，义无反顾、无所顾忌地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

吴俊“我手写我口”的洒脱式文风和经锤炼且带有情感的口语式表达息息相关，这在吴俊早期“个案研究”的文学批评中十分突出。比如，吴俊在评论马原时写道：

于是，马原小说的“叙述迷宫”一语，渐渐有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味——只有马原在一旁得意窃笑。在这种笑中，倒真正有了阴谋诡计的内容。（注：这是我的想像。）

这显示了他自由灵动、随意潇洒的写作状态，显示出写作中真实的“自我”，这可能也是吴俊所追求的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

吴俊的文章十分注重观点的思考过程和推理方法。如《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一文，吴俊首先指出“文学史的终结”的内涵，随后将其归因于社会的新媒体语境，指出新媒体语境与传统文化语境的差别，随之推导出文学史在不同层面上的终结。首先是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其次是文学形态发生改变，最后是评价标准的变化导致文学史终结的趋势。传统文化在与新媒体文学博弈中的落败导致“文学史的终结”，但其根本原因吴俊认为在于文学批评的终结。从“文学史的终结”到“文学批评的终结”，吴俊的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扣，逻辑十分缜密，给人引人入胜之感。

当然，这样绵密细致地推导必然需要翔实材料的加持，所以吴俊的文章十分注重“史”“论”结合。他在文章中十分重视史料的作用，这种关注并非从他近年来的批评史料研究中才开始。早在作为学术起点的鲁迅研究中，他便十分关注鲁迅的手稿、日记等史料，从中分析鲁迅的原罪以及暮年意识。同样在《人民文学》的系列研究中，吴俊同样重视史料的作用，例如在这一系列的代表作《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一文中，吴俊以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风波为研究对象，从《人民文学》副总编施燕平的日记史料入手，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以此对国家文学的走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鞭辟入里地分析。推理式的批评逻辑加上“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使吴俊的研究方法呈现出“深描”的特征。所谓“深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所提出的概念，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的描绘与阐释，可通过田野调查和作者自己的体验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在吴俊一系列论文中，如《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权利博弈》等，都贯穿着一种“深描”的方法意识。

在不同“轨道”的研究中，吴俊绝不只是简单冷漠的技术分析，而是以文学为中心进行犀利且具有锐气的文学批评，其批评注重史论结合，具有鲜活的“在场感”，严苛的批评态度和犀利的批评语言以及推理式的批评逻辑，使吴俊的学术批评具有多样的特性。

批评的贡献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向来存在一种家国天下的使命感，吴俊的文学批评同样显示出极强的文学担当，在他的批评中常常具有一种自省意识，这种自省意识背后隐藏的是他批评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批评的作用和出现的弊病、文学研究者在当下的位置与责任是吴俊文章中时常涉及的主题，他的批评就像是悬在每一位批评家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对于文坛中的批评乱象进行有效的规范与纠正。比如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批评环境的变化，文学批评出现了许多危机，吴俊写出一系列的批评文章进行反思探索，如《另类文学及其宿命》《末路上的文学批评》《当行规遭遇挑战时——文学批评的一种困境》《文学批评面临的现时挑战》《我们时代的精神症状》等，尤其是《末路上的文学批评》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尖刻且中的，从中可品味几分鲁迅杂文的余味。他写道：

在我看来，90年代文学批评的偏颇，举其大者至少包括了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对于80年代的迷恋，二是热衷于“高调”批评。这两种现象的实质，都是对于年代文学现实特别是创作对于批评的挑战的回避。为了掩饰这一点，文学批评除了故作姿态的沉默以外，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遁词。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吴俊对于文学批评变化的判断具有很强的时间意识，对历史的变局十分敏锐。

此外，他在文章中也时常探寻作家在创作中表露的虚伪性，比如他认为诗人麦城具有多重人格面具，他指出：

任何智慧的布局包括宗教情怀，其实都无法改变作为诗人的个人直觉。首是那种孤寂，多疑甚至是阴郁、灰暗的内心自省。而诗人的悲剧往往在于，他的诗歌体验总是不可能支撑他的全部生活。这就像麦城总不能在他内心体验到的失败感中打发他的生活。因此，多重人格面具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