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白话文百人百论》我自有用意

白话文运动从胡适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在这百余年时间里，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构成汉语语境的许多要素发生了转移，我们对于自身母语的认知也随之而有很大的改变，这一过程，复杂而难于索解。本人所著《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尝试通过历史脉络和问题线索加以分析，旨在提纲挈领，重在史论，却不得不将大量生动的细节省略，而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是活跃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人物。

壹

语言活动的主体永远是个人，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而人的言语行为是持续不断的，未尝一刻中止，语言是约定俗成，学习语言尤其母语，往往在无意识中完成。学和习，是两种不同的活动，语言通常是习得，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掌握了一门语言，而识字和写字却须经专门的训练。阅读、思考、交谈、讲授、讲演、写作、发表、出版，文字活动总会留下踪迹，最值得关注也令人兴味盎然的，永远是使用语言文字的个体。读书即为交友，在写作《白话文运动的危机》过程中，通过阅读结交了一百位朋友，结稿以后，他们的喜怒哀乐音容笑貌留存记忆，只有把他们一一写出来，白话文运动的百年变迁才显得有血有肉，那些逸出历史脉络而不能被问题囊括的材料，只能因人而传，人才是历史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弘道的永远是人——这是我写作新书《白话文百人百论》的动因。

新作《白话文百人百论》，是70万字《白话文运动的危机》的姊妹篇，是与史论相并列的人物部分。每篇三五千字，以姓名为题，遴选百年以来对汉语文体存感知有贡献的一百位人物，将其关于语言文字的见解与认识条分缕析，呈现出来。从百年之中选取一百人作为个例，以人名为题，既非人物论，也非其个人生平述略，而是以本人白话文演变的立场去解读其人其言，围绕其语言活动和传世的文字材料，但不限于此，对其生平中的大事和趣事亦稍有涉笔，透过这些精彩纷呈的个人，探求20世纪初以来不同的个人对于语言文字表述之道的经验。

贰

与白话文运动相互交织的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字运动以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侧重点各各不同，共同形成了当时的社会思潮，而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大学的创立，现代出版机构的创生，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创刊，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士大夫，他们以前无古人的气魄和眼界在使用古老而年轻的现代汉语，百年来白话文经典在他们手中诞生。

严译名著八种，林译小说百种，实际上哺育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蔡元培和北大，北大和黄侃、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关系密切，陈垣和辅仁大学，陆志伟和燕京大学，清华国学院和四大导师，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和杨仁山以及金陵刻经处，《新青年》和陈独秀，《新潮》与傅斯年、罗家伦，章士钊和《甲寅》，吴宓和《学衡》，周氏兄弟和《语丝》，林语堂与《人间世》《宇宙风》，英敛之和《大公报》，邵飘萍与《京报》，林白水与《社会日报》，史量才和《申报》等等。作为报刊写手，梁启超的“新民体”与张恨水的白话章回小说，同样拥有广泛的读者，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和陆费逵的中华书局，不仅出教材办杂志整理古籍编撰辞典，还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文风。没有陈独秀支持，怎么会有汪原放和亚东图书馆？没有齐如山，就不会有京剧改革和梅兰芳的《嫦娥奔月》与《霸王别姬》。张爱玲是双语作家，最早写作用的是英文，想走林语堂的路子而未能走通，后以中文著小说，亦曾摹仿张恨水不得而终于成了她自己。

语言文字的载体和传播方式，直接影响到语言文字的接受。晚清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晚期就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翻译时代，首次大翻译是始于魏晋南北朝而完成于唐朝的佛经翻译，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为这些汉文佛经的流传提供了便利。中国的第二次翻译时代与第二次印刷革命在20世纪同时到来，从西方引进的现代铅字印刷技术，以及现代造纸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书籍的存在形式。横向排版、分段、标点符号也应运而生，吴稚晖发明的注音字母通行若干年之后，终被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取代，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随之也被汉语拼音和部首检字法取代，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电脑的出现又彻底解决了汉字输入的难题。我们再也不说汉字落后，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已经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经过百年的波折，终于获得了文字自信。

重提旧事，并非仅仅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廓清时下面临的问题：思想和语言——表达的问题，白话文运动造成的种种困境，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如何接续道脉文脉，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这些在我看来是相当紧迫的问题。

白话文体的自觉意识，既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也是书面语言成熟的标志。汉语现代书面语的重建，事实上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一部分，也是古老中国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进退失据还是从容措置，每一位汉语的使用者，皆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对于语言文字未必有明确的看法和论述，但其声腔口吻乃至气质个性、思想观念，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自有其不容忽略处。我们阅读历史，与其说了解过往的事件，不如说结识精彩的个人。

进入21世纪后，大翻译时代呈现出一些新的样貌，由于全球化的商业交往和人员流动，中国人对于世界，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了解越来越深入，认知也越来越全面准确，翻译的规模大速度快，同时国内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事实上精通一门外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汉语，以汉语的眼光看待汉语，这是汉语语言文字上的自觉。比如历史上汉语四声的自觉开始于魏晋时代，而其直接的机缘正是佛经翻译中与梵文的接触。四声的自觉，是格律诗产生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没有魏晋时代的华梵碰撞，便不可能有唐诗的繁荣。所谓的“文化自信”不能不以“文字自信”为前提。把汉语学好，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白话文言之间的对立，已经打破，对文言的歧视正在消退。即便在时下微信里，文辞典雅显示作者修养深厚的作品，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赞誉。书面文字资源上一穷二白的状况，已经有明显的改善，新一代读书种子正在成长。

叁

白话文运动过去一百年了，回顾其得失利弊，是我们今天的学术责任。作为对现代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事件，它留下了浩瀚的文献资料。还原其语境，钩沉其事迹，梳理其脉络，对于那些重大问题重新思考，彰显被单一叙事压抑的学术声音和不凡见解，以求得回归历史的复杂多义，这是我在《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一书中所尝试的，其过程中鲜活的人物材料无法纳入，遂有了“人物志”这个系列的写作。这个系列人物评述，篇幅短小，不求全面评价其人其文，只存作者所了解其与白话文相关、或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论述和见解介绍给读者，目的在于铺设全方位思考白话文体的背景参照，省去读者翻检文献辛苦。此亦为以白话文体的角度、以修辞思维的视野，重新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以及言论，希望能有耳目一新之感。

《白话文百人百论》的选择标准是修辞思维，是从汉语辞章的角度，重新认知和审视历史上留下来的种种不同文本。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进行修辞批评，是我的一贯原则，从汉语辞章的角度，重新看待和分析历史人物及其言论。中华文化的复兴，首要在于汉语辞章的复兴，风雅久不作，返本开新难！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