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失荆州是因为“大意”吗

关于关公失荆州的原因，已经有无数人探讨过。人们所说的原因很多。

壹

先说外因，即关羽本人之外的原因。我们从三国的角度分别来分析归纳。

从曹魏这边来说。其综合国力远胜过西蜀。据守樊城的曹仁本人就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再加曹操后续派出援救樊城的十二营精兵实力更加强大，主帅徐晃指挥有方，在系统性谋略上胜关公一筹，而且能吸取于禁被汉江洪水淹没全军的教训，等待不利于己的洪水退去，再发动进攻。而关羽暨西蜀一方能据守荆州就不错了，哪能轻易离开荆州去抢夺曹魏的更多城池？

从东吴这边来说。其综合国力也胜过西蜀。水师在三国中排第一，而荆州紧挨长江，正好可以发挥水师优势，正如吕蒙所言，对于东吴来说，关羽所守的荆州，易取易守：“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相比之下，关羽暨西蜀以陆军为主，其守卫荆州就不易了。

更何况曹魏和东吴当时还强强联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向曹操遣使称臣请降，曹操接受了，并让孙权的弟弟孙匡娶了曹仁的女儿，双方从此结为姻亲关系。这表明孙曹开始形成实质上的联盟。在那之前，本来孙刘是有姻亲关系的，即孙权把妹妹孙尚香嫁给了刘备；但正如刘备所抱怨的，孙权早就唆使他妹妹永久性地回娘家了。这种毁婚行为昭示着孙刘联盟实际上已经瓦解。关公正是在孙、曹两边夹攻之下失掉荆州而且丢掉性命的。

从西蜀这边来说。荆州是西蜀当时的战略要地，既比邻曹魏，又毗邻东吴，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危局。刘备和孔明在进川之前，留下关羽守卫荆州，可以说是对关羽莫大的信任；当时在刘备身边，也确实没有比关羽更有文韬武略或资格来担当此重任。曹操能从许都迅速派出大部队驰援樊城，而刘备却做不到，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荆州离成都即大本营太远，离荆州不太远的上庸等地，虽然有刘封、孟达等麾下的小股部队，但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即便他们出手相救，也是肉包子打狗，即不仅救不了关公，自己也会搭进去。再说，刘备也没有下达命令要他们去救关公。另外，刘备和孔明给关公这个封疆大吏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刘备虽然把自己的小舅子糜芳留在关羽身边，名义上是辅助关羽，实质上有节制关羽的用意；但糜芳根本不可能对关羽有节制的能力和魄力。刘备、孔明他们有点放任关羽。就关羽身边形势而言，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他这个主帅身边既没有能替他出谋划策的大谋士，也没有能替他攻城拔寨的大将军。很多事都需要他自己谋划且自己实施，实在太为难他。

我们再说内因，即关羽本身的问题。

大多数人认为，关公失掉荆州的原因是“大意”。因为这是小说第七十七回的题目里直接说的。

有人分析，关公的“大意”有如下表现。

政治战略眼光不如军事战略眼光。刘备和孔明率军在汉中与曹军大战并且取得胜利。曹军败走，蜀军却并不追赶直捣许都，为何？因为诸葛亮懂政治，当时西蜀的综合实力远不如曹魏，其军力也不可能追击曹兵到许都，一旦孤军深入，可能反而会全军覆没。况且，刚刚打完大战，西蜀虽然胜了，但兵力损耗也很大，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关羽呢，以为大哥他们在西边打了大胜仗，自己这边也要有大动作，一方面是为了策应，另一方面是为了显摆自己的能力或建立自己的功勋。他以为如果他这边北伐能够成功，那么，他自己有可能直接打到许都，把曹操从汉室傀儡皇帝身边赶走或消灭，从而实现他的伟大理想——清君侧、复汉室。哪怕他自己做不到，但在他的策应下，刘备他们乘胜追击，有可能达到这个最终的战略目的。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刘备他们不仅没有追击，而且回到成都去了。东西两边夹击曹魏的战略从军事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政治上看却站不住脚。关公不懂政治战略，所以贸然北伐。假如关公有政治战略眼光，那么，他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在没有征得最高统帅部同意的情形下，自顾自离开荆州北伐，荆州或可保住。

单纯从军事战略上来看，关公缺乏全局意识。首先，他缺乏对西蜀国内的全局意识。没有与最高统帅部充分沟通协调准备。既然关公的如意算盘是东西两线夹攻曹魏，那么，他应该事先请示或至少知会在西线的他的大哥刘备和上司诸葛亮，两边商量好进攻的路线和时机等细节。从小说情节来看，关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北伐有助于刘备的北伐，还梦想着两边同时北伐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全面胜利。假如他事先知会刘备他们，那么，刘备他们如果觉得东线北伐有意义并且有可能取胜，就会分兵支援关公；他们如果觉得没有意义或时机不成熟或没有胜算的可能，那么，就会阻止关公轻举妄动，让他固守荆州，他也就不会那么快失掉荆州乃至丢掉性命。其次，他缺乏对曹魏国内的全局意识。他只看到他自己比曹仁厉害，荆州比襄樊强大，从而非常轻敌；他没有想到，曹操可以从离襄樊不远的许都源源不断派出援军。再次，他缺乏国际关系的全局意识，他没有认清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孙、曹已经联合起来，目的就是为了夹攻西蜀，而且荆州首当其冲；西蜀是孤立的，而且他自己的言行还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也就加速了西蜀的失败和自己的败亡。

除了战略不明，关公还有战术不精问题。从狭义上来解读，“大意”指的就是这个战术问题。首先，他自以为用烽火等手段已经做好了防范东吴偷袭荆州的准备，但他不知道百密一疏的可能性；没有做好预案。其次，在水淹七军，即消灭了曹操派出的第一支援军并抓住主帅于禁之后，他应该急流勇退，班师回荆，然后守城；而不应该被短暂的胜利（况且这是老天爷用洪水帮了忙的结果）冲昏头脑，继续与更强大的第二拨曹魏援军对阵。他久攻樊城不下，徐晃援军到来，他对樊城的围困被打破，整个战役局面对他越来越不利。这时他不仅还不赶紧撤回荆州，反而从荆州抽调兵力支援前线，造成荆州防务更加空虚，以至于不久之后被吕蒙轻而易举攻下。假如他头脑清醒，回撤及时；那么，或许可保荆州无虞。

以上三个关公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都是表面的，其内在的，或者说原因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他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傲慢。他当然有傲慢的资本。吕布死后，他的武功天下无敌；而且他被认为尤其是自认为文武双全。其实，他要明白，好汉难敌四手。当年，吕布比他强，但在他们刘关张三兄弟群殴之下，就赚不着便宜。他关羽会面临同样的被围攻的局面。其次，他的文韬只是“熟读春秋”而已，“熟读”的言下之意是：没有通读，或者说没有读通，没有读透，没有读活；所以这份文化修养并没有给他带来长远的辩证的政治战略眼光。况且，“春秋”也不是什么兵书战策，所以他的军事谋略还远远没有达到诸葛亮那样出神入化的地步。因此，胡适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他们又想写一个神武的关羽，然而关羽竟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见易竹贤编：《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胡适这个论断过分贬低关羽，关羽并非全然无谋，更不是一介武夫——连张飞都不是；只不过关羽的谋略有限，而骄傲有余。

关羽可以傲慢，但不能傲慢僭越，傲慢无礼，傲慢得目中无人。在他眼里，只有刘备一兄和张飞一弟，对其他人如赵云、马超和黄忠包括诸葛亮都有所不满或轻蔑。他知道西蜀的军政大事都掌握在诸葛亮手里，但他就是不愿意积极向诸葛亮报告，以至于没有领会丞相的政治意图和军事战略，诸葛亮给他安排的任务是死守荆州，他的北伐举动是自作主张，没有征得刘备和诸葛亮的同意。他看不起有才无德的曹操，所以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降汉不降曹”，不愿意依附曹操，而且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以区区荆州的军力兴兵伐曹。他看不起孙权。他只是“侯”（汉寿亭侯），而孙权是“君”。但他最受用的别人对他的称呼是“君侯”——兼“君”与“侯”，或许在他喜欢被奉承的耳朵听来，“君侯”等于“君”+“侯”，比一国之君还牛，他不仅自以为跟孙权可以平起平坐，而且认为孙权远不如他。当孙权屈尊主动想要与他联姻——让自己的儿子娶关羽的女儿时，他大骂孙权的儿子为“犬子”，赞自己的女儿为“虎女”，意思是孙权哪怕作为一国之君也不配跟他这个“侯爷”联姻。他还怒气冲冲，差点杀了孙权派来说媒的诸葛亮的兄弟诸葛瑾。因此，他彻底惹怒孙权，东吴从此打消了跟西蜀联合的心思，一门心思投向曹操，并与后者联合起来对付关公。因为目中无人，他轻敌——不把吕蒙和徐晃这些敌方阵营的上将放在心上；因为目中无人，他逼反手下傅士仁和糜芳尤其是后者，使得北伐粮草缺乏后续接济、荆州防务缺乏侧翼保护；因为目中无人，他在困厄危难时，没有同僚肯来救他，使他穷途末路。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关公死于他自己的傲慢性格。诚如陈寿所评：“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蜀书》）“以短取败”者因骄矜而败亡也。

贰

关公失荆州进而丢掉自己性命，这不仅是关公本人的惨败结局，也是刘备集团由总体上胜利走向总体上失败的转折点，接下来他们的胜利都是小胜利，而损失是大损失，比如刘备之死、孔明之陨、国家之亡。笔者以为，刘备集团包括关公前面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建国立业，就其品质而言，是因为“重义”；后来之所以衰微，是因为“背义”（鲁肃指斥关公用语）。在关公失荆州这个重大转折关头，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

数百年来，这一点从未曾有论者道及。这不是笔者的臆想或推断，而是作者罗贯中的本意。这有两个方面的本证。一是《三国演义》的题旨。二是关羽本人的品德形象。

《三国演义》之“演义”有二解。一是作为专有名词，指的是文学体裁，尤其是历史小说。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有蒋大器之《序》，其中说：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三国演义”可以理解为关于三国的“演义”，即类似于“里巷歌谣”的小说。二是作为动宾词语，即“演”“义”。“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辞海》解释说：“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就《三国演义》而言，“义理”一词未必准确、合适。笔者以为，对这个词的解释应该先分后合。《文选》卷十潘安仁《西征赋》云：“晋演义以献说。”李善注：“《小雅》曰：‘演，广、远也。’”“义”包含“义气”“信义”“道义”和“情义”等含义。“义气”和“信义”带有江湖性质，“道义”更加主流，“情义”则比较宽泛。“演义”就是通过历史故事来推演或演绎“义”。这是小说的真正题旨。

《三国演义》第一回第一个情节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讲述刘关张三人“义”结金兰。请注意，他们结的是“义”，或者说他们结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关系，赖以维系的是“义”。

“义”是三人的共同品德，但程度上还是略有差别。刘备的“仁”超过了“义”，张飞的“猛”超过了“义”，正如孔明的“智”和赵云的“忠”都远远超过“义”。但在关羽的品德中，“义”占了绝对大的比例，他简直就是“义”的化身。因此，毛宗岗称许他“义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极为精到地概括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一般人认为关羽的“勇”超过“义”，胡适更是片面地强调“勇”到了“有勇无谋”的境地；鲁迅更为全面客观，认为关羽的美德是“义”先于“勇”。因为“义”，关羽在曹操处虽然受到极高的待遇和殊荣，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还想着找机会回到刘备身边。曹操呢，不以为忤，反而更器重他，最看重的就是他的“义”。据《三国志》卷三十六即《蜀志》卷六记载，曹操曾命张辽去试探关羽的去留态度。关羽感叹道：“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当张辽把关羽的话转达给曹操之后，“曹公义之”。此处“义”字可以用傅玄所撰《傅子》中曹操盛赞关羽的话来注释，即“天下义士也”。大概曹操认为，关羽记得他曹操的恩德并且想着要报答，关羽更没有忘记刘备的厚恩；这些都是“义”或者说“大义”的表现。曹操深为之感动，以至于明知道关羽要离开自己，回到刘备身边，是己方力量的大损失，敌方力量的大增强。但他还是决定“放虎归山”。裴松之在此处的注解中感慨说：“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曹操的这个态度说明，他也特别看重“义”，被关羽之“义”感动得自己也“义”气奋发了——连奸雄曹操也有讲义气的时候。此处曹操放了关羽一马，后面在华容道关羽放曹操一马。许多过分强调“忠”的论者都以为：关公应该出于对刘备的绝对的忠，而杀掉曹操，“放曹”纯属“义”气用事。但笔者以为：两人互放是互成其义，都是“义胜于利”的君子风度的表现。这同时也说明，在东汉末年皇权被架空、群雄并起而纷争的乱世，“忠”这种原本只应献给朝廷或者上司的等级体系品质可以被暂时搁置或降格处理，而“义”这种主要用于人与人之间相对平等的社会性品德显得更加重要、可贵、普适。

叁

关公作为“义”的化身，他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义象征。他一旦在道义上破产，刘备集团就丧失了继续发展的道德基础。那么，关公是如何失“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