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回响》的伦理叙事呈现

《回响》是作家东西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在推理故事中精确洞察人心，展现了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叙事写作技巧。这部作品被称作“现代社会病态的心理镜像，是现代人精神病学的一个标本”，其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悬案的推理，另一条则是以冉咚咚为主的情感线索，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纠缠中，揭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最真实的幽深处”。作者借用“创伤叙事”“反讽”等技巧，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将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个人精神困境以及爱情伦理的当代书写推向了极致。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论体系中，伦理是指文学作品中在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价值判断与评价。由于经济高速发展，一些传统的伦理观念在当代语境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分析创伤下的代际伦理、反讽视域下的精神困境以及第三人称叙事下的爱情伦理，对个人成长、两性爱情、代际发展的困境与悖论进行深刻洞悉，并结合现代人遭遇的精神病症进行理解，有望对建立新的伦理秩序提供启示。

一、创伤叙事下的代际伦理

《回响》中，几乎每一个主要人物出场时都会伴随着对其家庭背景的描写，可见，这部社会伦理剧情为主的小说实际上与家庭伦理有密切关联。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亲子状态是分析个体精神状态的一个入口，也是分析代际纽带冲突的敏感点，而呈现家庭的畸形也是在展现时代发展给社会小单元带来的创伤。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渐趋瓦解，个体化特征更加明显，文艺创作中的家庭伦理叙事也逐渐由书写青年叛逆转向思考代际关系。后家庭时代的个人更加难以避免家庭带来的创伤，这种心理创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隐痛”，甚至发展为一种“暗恐”。

《回响》中与案件密切关联的人无疑具有神经质人格，透过其经历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都存在成长创伤，而童年时期的创伤则直接来源于家长方面施加的精神暴力。在传统的家庭道德的规训下，子女听命于父母，而父母的权力远超孩子，话语权的压制使得亲子关系愈加不平衡，最终个体因为“失语”而无法正常表达诉求。受害人夏冰清的梦想是演员，可是父母却私自改了她的报考志愿，展现了为人父母却扼杀女儿生命活力的专制；吴文超的父母离婚与再婚都没有过问儿子的感受，这种对儿子视若无睹的行为亦是一种“冷暴力”；冉咚咚的父亲出轨隔壁阿姨、刘青一直承受父亲的语言暴力、徐海涛父母的溺爱与纵容……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下一代一面遭受着失爱的孤独，一面承受着精神世界被阉割的痛苦。家庭创伤带来的精神病态，容易导致个体产生反社会人格，这些深受创伤的人物成为观照当代家庭病因的标本，也是治疗社会创伤的视点所在。

除了对创伤“病因”的追问，叙述者还揭示了当今家庭呈现的创伤“症候”。很多时候，孩子更愿意与陌生人分享心事，而拒绝与父母交流，父母对子女的了解少之又少，这便是两代人之间存在严重隔阂的体现。“他们似乎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他们再次证明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叙述者借助审讯人冉咚咚的视角去观照这些父母，发现无论是夏冰清的父母，还是刘青的父母，他们对孩子的了解远远不够。创伤运作的关键因素在于它的“延迟”，也就是说，一个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能被认知为创伤。他者介入才能引起父母对孩子的关注，而创伤带来的隐痛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作者对文本之外的家庭危机提出了警醒。

叙述者在叙事中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是以充满创伤的物理空间呈现的。从空间看，四处充满伦理创伤的叙事场域实际暗示了该问题的“普遍性”。从时间上看，叙述者常使用“凡尔赛”“社恐”“蒙圈”等具有时间特征的网络词汇，强调问题发生的当代性。

二、反讽中的人性悖谬

东西的小说有明显的先锋叙事特点，不仅在于其复杂的心理描写，还有文字间透出的浓厚反讽意味，揭示了人性悖谬。

首先，是语言方面。故事一开始，作者在描述尸体漂浮的状态时写“像做俯卧撑累了再也起不来似的”“一截树干”，荒诞中体现了西方叙事特有的死亡主题，类似的比喻既折射出人心的淡漠，也表现了叙事者的悲观情绪。除此之外，人物的语言与真实动机之间的种种矛盾亦展示出人性伪善的一面。面对警官的讯问，嫌疑人含混其词，试图摆脱法律的制裁，在自我欺骗中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以逃避良心的谴责。徐山川矢口否认给佣金一事，徐海涛表示自己是为了不再让叔叔婶婶被骚扰，吴文超说想让夏冰清去一个没有纷扰的世界。他们用伪善的语言进行自我标榜，企图逃脱罪名，当真相大白时，这些施害者才显示出金钱驱使下的丑陋面目。前后的反转，呈现出金钱利诱之下的道德失序、人性沦丧。

其次，情节的戏剧性也加强了这种反讽的效果。借助女警官的视角，小说对夏冰清一案进行了梳理：“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这件事。徐海涛说他找吴文超，是让他别让夏冰清骚扰徐山川，而不是叫他杀人。吴文超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带她私奔，却没有叫他去行凶……”一桩杀人案却形似商业工程的外包模式，将杀人作为一项任务，并不断找下家“接单”，最后将责任推脱到精神病患者身上，这一结局，看似合理，实则荒谬，是作者对于人性虚伪丑恶一面的冷峻审视。

最后，冉咚咚这一人物的前后“反转”也具有反讽意味。这个时而理性、时而偏执的女性展现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现实。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她将自己“臆想”为出轨丈夫的妻子，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对照，实现另一个“人设”的构建。在夏冰清一案中，冉咚咚更加关注夏冰清是否是第三者，暗示自己对破坏家庭者的不容忍；认为自己和沈小迎的处境一致，沈小迎的冷淡令她感到不合常理，从侧面体现出了冉咚咚的偏执。冉咚咚深陷自己营造的困境中不能自救，是现代社会心理病象的表现。在伦理失常、金钱席卷的时代，人们更加渴望爱与保护。在长久的婚姻中，稳定和亲情早已代替了新鲜和刺激，冉咚咚回归“疚爱”的同时，也意味其精神世界在不断追问后终于回归理性并得到安抚。

“反讽强调叙述过程中的距离控制，包括角度、情感乃至道德距离”，在这样一种客观的叙事立场下，东西在文中设置了种种矛盾，在故事文本与现实伦理的极大张力中，借助语言的怪诞、人物的异化、心灵的病症，勾勒出现代人复杂的心理世界。读者通过揭示隐含于文本之中的意义和作者的伦理立场，可以窥见个体在现实中的种种病相。

三、第三人称下的爱情危机

间接引语是展现人物与叙述者之间关系的话语模式，是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明确报告人物语言和内心活动的叙述方式。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回响》中充满了第三人称叙述的“他说”与“她说”，作者借助这种有明显性别特征的表达呈现了现代社会机制下的两性关系。

在《回响》一文中，“他”与“她”几乎贯穿全文，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读者对于两性关系在当代社会发生异变的深度思考。文中出现了多对爱情关系，他们的关系无一不显示出病态与扭曲的特点。在《回响》所描述的物质化的世界里，女性深受金钱和男权的奴役，“一面享受他的伺候，一面承受他的背叛”，在貌合神离的婚姻中，沈小迎眼里的爱情早已名存实亡；夏冰清与徐山川的情人关系建立在交易之上；吴文超的父母将婚姻生子看作一种生产，这是爱情的变质。

这些爱情也具有脆弱的特点，冉咚咚主观上认定丈夫出轨，两人便很快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洪安格被“策反”后怀疑妻子出轨，二人也是迅速离婚，并且不久便找到了新的伴侣；吴文超父母因为不满意孩子的身高，选择离婚并各自组建家庭。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人们把婚姻当作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纽带并悉心经营，然而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婚外关系的发展以及情感交流的障碍等，婚姻关系变得不堪一击。究其根本，在于人们信任感的缺失。

作者刻意将人物抽象化，将作品中的具体人物泛化，通过人称的代指，表现当代婚姻情况的普遍性，从而窥见爱情伦理失序导致的各种危机。

四、结语

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霍妮提出：“文化条件不仅赋予个人经历以分量和色彩，归根到底还决定了他们的形式。”身处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为了创造更多财富，选择参与社会竞争。竞争与随之而来的敌意一方面会削弱社会关系的稳固性，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人们的神经症，而这种神经症发生的一个基本因素便是焦虑。在对抗焦虑的过程中，个体的精神病症传导给下一代，而后代延续这种焦虑并投射于爱情关系中，又产生相似的代际关系，读者通过《回响》可以看见人们在伦理领域面临的“围城”与“死循环”。

然而，作者的态度并不消极，他在揭示伦理困境的同时也给出了希望的出路。在小说结尾，东西以《疚爱》单独成章，通过写冉咚咚心灵的归来以及慕达夫始终如一的等待给出了“药方”，希望借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来应对当代伦理秩序所带来的挑战。

（扬州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佳（2001—），女，硕士研究生在读，贵州贵阳人，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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