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热尔图小说与迟子建小说的比较

乌热尔图和迟子建都对鄂温克民族进行了充分的书写。本文以《乌热尔图小说选》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两部作品为例，从创作动机、死亡叙事和叙事艺术三方面对乌热尔图和迟子建两位作家及他们创作的小说进行比较。

一、创作动机的比较

创作动机是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造活动的一股内在动力，其与一定的主观愿望或目的相联系，是由作家强烈的内在需要促成的。作家酝酿并完成一部作品需要创作动机的驱使。

乌热尔图与迟子建对鄂温克民族的书写都有自己的创作动机。乌热尔图在自己小说的自序中说道：“创作者的意愿毕竟与这本小册子里求助于苍白的文字所构筑的情境、空间，有着不大不小的缝隙，这条缝隙的存在有可能被时间的洪流无休止地冲刷，最终无声无息地整体淹没。”迟子建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首先，它必须拥有种子，种子是万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还有，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可见，二人对创作动机的理解是不同的。

（一）成长背景的不同

成长背景对乌热尔图和迟子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

乌热尔图从青年时期就生活在森林之中，后期回到草原的怀抱，成长经历一直与鄂温克民族息息相关，小说的创作动机也就十分自然地受到鄂温克民族的影响。而迟子建作为一位出生于大兴安岭北极村的女性作家，始终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暖的笔触描写自己的家乡。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乡展开的，从《北极村的童话》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再到《候鸟的勇敢》，迟子建始终致力于展现大兴安岭的风土人情。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对鄂温克民族的记忆，以现代化的视角，散文化的笔法，描绘了鄂温克民族的生活。丰富多彩的童年经历让迟子建对鄂温克民族这个群体产生了许多好奇，也提供了创作动机。可以说，两位作家的成长经历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充分的动机，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二）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担忧

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鄂温克民族家园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面对这样的情景，乌热尔图和迟子建都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了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担忧。在小说《老人和鹿》中，老人沙日迪无比怀念自己家乡野鹿的鸣叫声。那时，家乡的生态环境还没遭到破坏，经常可以听到驯鹿的叫声，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侵入，驯鹿的叫声越来越难听到。总之，乌热尔图的创作动机离不开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担忧。

迟子建被称为“潜在的生态文学作家”，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没有刻意展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冲突，而是将自然环境的艰险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民族认为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迟子建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鄂温克民族下山定居的情形记录了下来，而下山定居必然要以生态文明被破坏为代价，迟子建代替鄂温克民族发声，表达了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担忧。

二、死亡叙事的比较

（一）对生命的不舍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始至终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书中主人公们陆续去世，其中，一些孩童的死亡最令人感到不舍。妮浩的孩子果格力活泼可爱，然而有一年的冬天，一个叫何宝林的男人骑着驯鹿来请妮浩救自己儿子的病，妮浩为了救治这个孩子，忍痛放弃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在果格力去世后，她在山坡上唱起了对孩子的挽歌，不舍、悲伤的情绪强烈。

《乌热尔图小说选》里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达老非老人是一位萨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游客涌入营地，拥有萨满身份的达老非老人成了游客的观赏对象。老人感到了莫大的屈辱，悲壮地离开了人世。其中，主人公“我”对达老非老人的逝去感到难过，“我”对老人的记忆十分深刻，老人的死亡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

（二）令人尊敬的死亡

乌热尔图笔下的老人是鄂温克民族变迁的见证者，他们曾经的家园是充满生机的，但随着现代文明的涌入，老人们再难见到往昔的家园。小说《老人和鹿》中的老人一直喜欢听鹿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人发现越来越难听到鹿鸣，究其原因是驯鹿逐渐死亡。最终，老人也选择了死亡。老人通过自己的死亡警示后人要牢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后人再也听不到森林里的鹿鸣声，这样悲壮的死亡令人尊敬。

不仅是老人的死亡值得人们尊敬，一些孩童的死亡也同样值得尊敬。《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马粪包被熊骨卡住了喉咙，出于心中的大爱，妮浩帮助马粪包吐出了熊骨，而自己的女儿交库托坎走向了死亡，她的死亡令人尊敬。

三、叙述艺术的比较

《乌热尔图小说选》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小说都是叙事类的文学作品，但两位作家的叙述手法却有较大差异。从叙述视角来看，两部作品都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有所区别的是，《乌热尔图小说选》大都是以男性的口吻诉说故事，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从头到尾都是以一位九十岁的女性老人的口吻来诉说故事，并且两位作家的小说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也各具特色。

（一）叙述人称的比较

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视角是指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具体包括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乌热尔图的《乌热尔图小说选》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第一人称叙述也叫内在式焦点叙述，作为叙述者兼角色，“我”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但叙述往往带有主观性。

乌热尔图的生活经历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叙述鄂温克民族的故事。通读乌热尔图的小说会发现，他常常以男性猎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也会通过孩子和老人之口来抒发情感，发出感慨。乌热尔图的小说选择以男性的口吻叙述可能跟他是一位男性有关，也可能是男性的口吻更能展现鄂温克族民族血气方刚的猎人力量。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我”常常在文本中出现。比如，小说《小别日坎》中的“我”因为不严谨的行为断送了小别日坎的一生，“我”感到十分自责和愧疚。乌热尔图的小说还有很多个“我”的出现，作者通过小说中的“我”叙述故事，将自己的情感投射进去，有效避免了情感的过于直露。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我是个鄂温克女人。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这样的开篇直接交代了这本书是以女性口吻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来展开故事的。书中的“我”通过自己的视角，叙述了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迟子建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前曾去拜访过乌热尔图，她在小说中写道：“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韩少功的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多年不见的鄂温克族著名小说家乌热尔图。他淡出文坛，在偏远一隅，做着文化史学的研究，孤寂而祥和。我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想法，他鼓励我下去多看一看。”迟子建同乌热尔图的一些小说创作一样，选择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充满温情而不直露。

（二）艺术特色的比较

乌热尔图的《乌热尔图小说选》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作品虽然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但二者的艺术特色不同。乌热尔图关于鄂温克民族的小说大多是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注重自然环境描写和民族心理描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篇幅较长，整部作品仿佛是一部鄂温克民族的史诗，人物群像的刻画非常生动。

乌热尔图的小说大多以短篇的形式呈现，虽然篇幅不长，但往往能表达出核心思想，如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表达出了乌热尔图对民族文化不断消退的痛心，小说《琥珀色的篝火》表达了对善良的鄂温克民族的赞颂。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也同样注重自然环境的描写，如小说《小别日坎》中写道：“这里的景色非常秀丽。清清的流水唱出清脆的歌声，雪白的桦树顶着绿色的树冠，把林子衬得十分明亮。阳光在这里分成了条条光柱，变得五颜六色。小鹿怡卡跟在我们身后，发出嗷嗷的叫声。”心理描写在短篇小说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乌热尔图通过心理描写将人物的悲伤、矛盾和忧虑展现出来，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老人和鹿》中的老人再难听到野鹿的叫声，内心十分痛苦，最后抱憾而死，这样的结局反映了鄂温克民族对自己家园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痛苦心理，乌热尔图也想借此呼吁大众关注鄂温克民族这个群体，希望大众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鄂温克民族的生命史诗，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全文由四部分组成，题目分别是清晨、正午、黄昏和半个月亮。整部小说是通过一位老年妇人之口来叙述故事的，死亡的气息仿佛一直在笼罩着这个部落，但全文的感情基调并不完全是哀伤的。小说的情节结构清晰，许多情节都彼此呼应，如“黑熊”贯穿全文，成为整部小说的代表意象。这部作品比较显著的艺术特点就是创作出了许多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都被塑造得非常饱满，许多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建通过肖像、动作、语言、心理和神态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艺术形象，充分发挥了人物描写的作用。

综上，乌热尔图和迟子建都是十分出色的作家，他们都选择了对鄂温克民族进行书写，并在小说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乌热尔图和迟子建都是鄂温克民族的代言人，两位作家的成长背景和成长轨迹有所不同，但创作动机都出于对生态文明被破坏的担忧。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孩童的死亡还是老人的死亡，都令人感到痛心。乌热尔图和迟子建对于鄂温克民族的书写都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动声色地通过人物之口传达出来，其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乌热尔图和迟子建都是为鄂温克民族作出贡献的作家，他们笔下的鄂温克民族熠熠生辉，是山林中的精灵。

（北方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刘晓玮（1999—），女，安徽蚌埠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作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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