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女权运动与生态环境运动结合的产物。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尔维亚·普拉斯在意识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与对现实社会的谴责之间的差距后，以诗歌为武器来解构等级二元论，从而实现社会与自身的重生。

一、背景

作为自白派诗歌的代表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创作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诗歌，她以诗歌助推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美国诗坛上诞生了一个风格独特的流派——“自白派”。他们以诗歌的形式进行自我忏悔，用直白的语言挖掘诗人内心世界。西尔维亚·普拉斯是“自白派”的诗人之一。

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她的父亲早亡，母亲工作繁忙，对财富、家庭、地位的焦虑和高度自尊促成了她强烈的危机感。青春期的敏感无助使得她格外珍视她的婚姻，但其丈夫出轨，抛弃了她和年幼的孩子。一时间，普拉斯被极度仇恨与无力感包裹，将血泪铸成诗句。但是当她意识到自己诗人气质与传统标准所倡导的幸福主妇的神圣职责格格不入时，她又感到困惑和愤怒，始终纠缠于诗人、知识分子、母亲、妻子和女人的角色之间。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她在 1962年末写下了几十篇首诗歌，以大胆直露的自白方式写下了她内心的愤怒、绝望、爱和复仇。她始终无法摆脱情感的困境，难以逃脱女人生命中永恒的炼狱，所以她在生命与精神的重负下选择了死亡。

生态女性主义是 “一种基于性别和环境问题的普遍伦理批判，它不仅跨越了性别、物种、阶级和种族，而且消除了人为分离的鸿沟”。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打破二元对立，寻求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社会性的融合，呼吁人们珍爱生命，倡导平等、宽容、博爱、和谐的共同体智慧。

二、理想：普拉斯诗歌中的生态整体观表达

生态女性主义者将人类与自然放在同等位置，一视同仁。普拉斯写下了许多以动植物为题材的诗歌，其中“蜜蜂组诗”证实了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的观点，而《七月的虞美人》则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平等的理念。这些作品从联系和平等的角度关注生态，反映了她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苏珊·格里芬曾说过：“我们知道我们是由地球创造的。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就是大自然。”普拉斯的蜜蜂系列突出了女人与蜜蜂之间的联系。它们相互关照、相互联系，论证并展示了女性与自然的命运相交融的现象。

《过冬》是“蜜蜂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女人和蜜蜂在此融为一体。对为家庭日夜操劳的女性来说，冬天是“轻松时光”而且“无事可做”，但在隆冬，蜜蜂必须日夜不休地采蜜，最终集体死于天寒地冻之时，“这是蜜蜂们命悬一线的时刻”。对于妇女来说，虽然比较清闲，但精神上仍然很痛苦。同时，她们的工作也继续困扰着她们，“那个女子，仍在编织，在西班牙式的胡桃木摇篮旁，她的身体似寒冷中的球茎，麻木而无法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蜂群会活下来吗”，此处的蜂群也象征着女性，作者在追问，被奴役驱使的命运能否被女性推翻？又或者，女性是否能继续在牢笼之中苟延残喘？到此为止，女性和蜜蜂的命运已经融为一体。她们共同坚守，希望能够等到自己打造的春天。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有相同的根源。自然成了人类的工具，女人成了男性的玩物。她们都被困在病态的文明中，遭受压迫者的剥削和蹂躏。

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然也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征服而是互利。人类要树立平等的观念，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在《七月的虞美人》一诗中，诗人写道：“小小虞美人，小小的地狱火焰。你不会伤人吧？”带着这样的疑问，诗人进一步探究并论述罂粟花的优缺点，如“我不能碰那些烟雾。你的麻醉品、那些讨厌的胶囊在哪里？”诗人指出，罂粟本无好坏，是人类的滥用误用使其成为罪恶的化身。在诗人看来，女性和罂粟一样，皆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它们的身体充满了流血的伤口，正如作者在诗中写的那样，“看着你闪烁，鲜红又起皱，仿佛嘴上的皮。刚流血的一张嘴。小小的血红衬裙”。最后，诗人告诉我们罂粟花是无辜的，“但是没有颜色。没有颜色”。

普拉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深刻阐释了生态整体主义的联系与平等理念，她借助“乌托邦异质空间的隐喻功能”，完成了对“现存社会文明体系的对抗”和“深层精神生态的救赎”。

三、现实：普拉斯诗中对畸形社会的批判

女性的自我发现往往表现为对虚伪文明的反抗。因此，想要追求理想的普拉斯决定用血泪诗歌来反抗像磨刀石一样压迫着她的畸形社会。马克斯·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当作工具，只关心其实用价值。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男性中心主义将男女不同的生理机制作为压迫妇女的基础。女性和自然一样，都被看作是被动的、劣等的和非理性群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女性只有从属于男性，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申请人》一诗生动地表明，女性是男性拥有的商品，而让女性自困牢笼的婚姻关系也被定义为商品买卖。诗人通过在诗的开头展示现代科技的产物并提出疑问，“首先，你是我们的同类人？你用不用玻璃眼珠，假牙或拐杖，牙套或钩子，橡胶乳房或橡胶胯部”。女性第一次被物化，成为男性可以购买的消费品。随后，女人的定义随着男人的需求而改变，成为物化的特定工具。首先，女人是一双手，可以“端来茶杯，驱散头痛，你要它干什么它都干”；然后，女人是一套衣服，“它防水，防碎，防止火和炸弹穿透屋顶”。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它”还可以有生命体征，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活玩偶”，“它会缝纫，它会烹调，它会说话，说话，说话”。因此，面对这样一个耐用省事的工具，作者发出了疑问，“你可愿意娶它，娶它，娶它”。

《不孕的女人》表明妇女的身份已从 “工具”升级为“繁殖工具”，但这个 “繁殖工具”在生育问题上却没有自主权。此外，虽然怀孕和生产的过程充满了痛苦和危险，但男人仍然可以视而不见。男人可以缺席性交后怀孕的全过程，而女人却要对所有的痛苦负责，如怀孕的痛苦，分娩的折磨，甚至堕胎的悲痛。“死亡的凝视灼伤我，但是无事发生”，女性在堕胎的折磨中挣扎，渴望得到帮助，但无事发生。在这种堕胎或不孕的情况下，女性是“空空如也”的，就像“没有雕像的博物馆，庞大而充满柱子、门廊、圆厅”。女性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此外，女性还可能被怀孕所困。她们“脸庞空洞，沉默如护士”。她们不遗余力地照顾婴儿，除了哺乳外无权做任何事情。在男性缺席的背景下，女性咀嚼妊娠的痛苦，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生育工具，将后代的控制权完全交到了男人手中。女性的生育、抚养并不能证明她们是生命的创造者，而只是低级繁殖工具。女性生育不再是为了繁衍自己的后代，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而是为了繁衍男性的后代，延续父系家族的血脉。生育目的被置换，女性的生育能力被男性奴役，使得怀孕从自然的恩赐变成了社会的惩罚，从自然的自由变成了强加的奴役。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应该征服和利用自然。工具理性的扩张放纵了人类对自然的虐待。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一切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统治他人权利的观点，批判一切不平等现象”。《榆树》是一首揭示环境污染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作品。诗人通过描写榆树的毒果和女性的不孕，表达了她对化学污染带来的危害的担忧和不满。诗中写道：“或许我将给你带来有毒之声？现在是雨天，多安静。这是它的果实：白如锡，毒如砒。”正如恩格斯在 19 世纪下半叶所指出的，人类不应过于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每一次胜利，大自然都会报复人类。普拉斯认为，“有毒之声”是大地寂静、动物沉默的根源，这种恶性循环的最终恶果将是“白如锡，毒如砒。”在《图腾》一诗中，普拉斯开始为沉默的大自然及女性代言，为大自然的悲惨遭遇而反抗。这首诗有双重含义。它不仅指野兔被陷阱捕获，也暗示了在残酷的婚姻中，女人也会像笼中的野兔一样被毁灭。此时，普拉斯怒不可遏，她对贪婪无耻的人类进行了反击。她大喊 “被剥了皮，剥掉了人性。让我们吃它像吃柏拉图的胞衣，让我们吃它像是吃基督”。她大声强调 “这世界炽热如血且有人情”。然而，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在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许多物种的生存权利被人类无情地剥夺了。

普拉斯通过“对乌托邦的否定和批判”来反对和批判社会中的“生态现实和社会问题”。她主动向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设定的发展模式宣战，然而，随之而来的痛苦成为她拒绝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四、解决办法：普拉斯作品中对于等级二元论的消解

等级二元论将事物分为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前者优于后者。卡伦·J·沃伦认为，等级二元论扭曲了人们对事物之间差异的理解，进而将正常的差异作为区分主人和奴隶的依据。因此，人类需要差异带来的多样性取代二元两极结构。普拉斯通过对等级二元论的解构，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生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进而倡导构建和谐世界。

在普拉斯的蜜蜂系列中，蜂巢象征由女性主宰的社会。蜜蜂系列中的《过冬》一诗写道：“蜜蜂们都是雌的，工蜂和身躯修长的蜂后。它们已经消灭了雄蜂，呆板的、笨拙的蹒跚者，粗野的人。”在诗的结尾，诗人满怀憧憬地写道：“它们将品尝什么？圣诞玫瑰吗？蜜蜂飞舞。它们在体味春天。”在诗歌的幻境中，诗人她表达了摆脱男权社会桎梏、打破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愿望。

在普拉斯的诗歌中，她通过死亡获得了精神重生。卡伦认为“导致自杀的原因是孩子般的依赖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身处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时，他可能会用死亡来解脱自己”。诗人在《边缘》中写道：“这个女人已臻完美。她死去的身体挂着成就的微笑，一种希腊必然性的幻象。”显然，这个微笑是表达她对死亡满意的象征，同时也展示了普拉斯的死亡观：生与死是一条在精神层面可以反复跨越的河流。

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写道：“如果你不能给我和平与爱，那就给我痛苦的名声吧。”普拉斯失去了家庭和爱情，得到的只有苦涩的名声。普拉斯短暂的一生留给世人的诗歌财富并不多，却足以让她在苦涩的名声下绽放光芒。如果说诗歌是一种生存方式，那么普拉斯就是在竭力用诗歌摧毁一切，拒绝非正常世界的现实，追求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共存的世界。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王春霞（200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晚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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