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间叙事价值

民间文化如同一种特殊的基因，能够融入个人的思维方式中，影响他们的意识活动和行为方式。迟子建在创作中几乎没有表现出文化焦虑，而是以从容大气的心态来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乡野民俗文化。她将东北人民的生活和文化融为一体，展现出对地方文化的深厚理解。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以知识分子的世俗情感和审美视角，洞察鄂温克族。她运用独具特色的民间语言，以宏大、自然的笔触生动地叙述少数民族的故事，丰富了当代边地文学的思想和美学维度。

一、叙事资源：神歌的改写与神话的重述

民间文学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主要体现在她对神歌和各种神话故事的借鉴之中。萨满神歌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内涵，其丰富了迟子建的生态小说叙事内容，为迟子建的语言表达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避免了迟子建在采用跨越民族写作视角时可能面临的尴尬局面。神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宗教文学，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与象征。迟子建深入学习了东北神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展示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深沉情感。

鄂温克族世代聚居在东北的大兴安岭等地，长期过着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游牧生活，举行治疗疾病和婚丧嫁娶的仪式时，萨满就会唱颂神歌，他们通过吟唱神歌来向神明祈求灾祸的消失和幸福的来临。神歌不只用于祭祀活动并发挥其功能性的作用，还是民众信仰的重要媒介。萨满神歌这一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迟子建的小说语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赋予了小说写作语言与众不同的节奏美与形式美。除此之外，萨满神歌作为叙事文化遗产，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内容和意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萨满神歌是一部描绘少数民族的生活史，其中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这种美好的愿景与迟子建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

从内容上看，萨满神歌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音乐体系，其中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作。据考证，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出现了八首萨满神歌，包括鄂温克人进行祭祀的大神神歌和家神神歌，还有族人之间表达感情的恋歌以及对动植物的赞歌。神歌在小说中的运用完美地展现了鄂温克人“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信仰，凸显了迟子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大部分神歌都是在迟子健大量收集的萨满神歌的基础上改编得来的，正因如此，她才能以鄂温克人的视角呈现独特的东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

除萨满神歌在小说以多种形式呈现外，东北神话故事在迟子建笔下也重获了昔日的光彩。迟子建将东北地区民间的神话故事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相融合，探索当代神话故事的现实意义。神话作为一种文化记忆，采用原始的叙述方式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想象和创造世界的空间，是作家创作的灵感缪斯之一。迟子建在创作初期就关注生态批评，她以《北极村童话》为创作基点，自觉讨论人与生态、人与万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内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迟子建试图通过重述神话产出新的文学作品，唤醒读者乃至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她专注于神话中原始的、奇异的、经典的元素，以新的形式讲述神话中的神与神的行为，加强神话与现实的联系，有利于神话在现行的、已被祛魅的人与自然的法则中求得生存空间。诚然，神话与现实始终存在鸿沟，但迟子建重述神话的行为仍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有力挑战。

萨满文化的消解与神话传说的祛魅正是人与自然疏离的外在表现形式，迟子建对民间文学的利用根植于大兴安岭的黑土地文化，她对自然神话故事的重提是其在现代化背景下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反思。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迟子建寄希望于神话的超验力量，希望人类重拾对大自然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提升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有不可取代的导向作用。

迟子建对萨满文化的引用与对东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利用，让民俗文化在她的文字中实现了症候式的表达，从而以文学作品为媒介传达关于生态和自然的重要信息，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与自然界的关系。

二、语言艺术：原生态的民间语言

民间语言主要是指那些具有鲜明民俗文化特色的套话，它们往往与正统或官方的文学传统脱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运用大量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间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她选用的语言与民间生活紧密相连，真实地再现了边疆民族的生活风貌。具体来说，作家描述鄂温克族的民俗时，常以基础的名词和动词为载体勾勒当地的风俗场景。这种语言风格有助于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感受鄂温克族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也使小说更具地域性和文化性。

通过对动词与名词的交叉使用，迟子建以真实而精彩的方式描述了鄂温克族的日常习俗，呈现了边疆地区的民间风情。在鄂温克人进行搬迁仪式时，萨满取下供奉的“玛鲁神”，用点燃的草料驱除秽物，以保证神像的纯洁。尽管背景与人物都与读者日常接触到的事物相差甚远，但这一场景的描述非常生动，因此读者能够凭借自身的认知理解并想象该仪式，拉近自己与文本的距离。迟子建在描述鄂温克族的祭祀习俗时，依然使用名词和动词的组合：在萨满的祭祀仪式进行时，他们会将动物的五脏“苫”覆盖在皮上，然后将动物的血液“抹”到神灵嘴上，“切”几片肉“投进”火堆，再将烟雾放入袋子中“摇晃”，最后归位，如此一来祭祀活动就算是完成了。在描述风俗和画面的文字中，迟子建采用白描技法，简单直接，使小说充满原生态的韵味。这些建立在自然崇拜基础上的民间习俗的描述，揭示了原始生活方式，使读者能够“体验”边疆民族原生态的日常生活。

迟子建吸收萨满神歌独特的语言，将其融入文学创作之中。萨满神歌多使用“啊”“呀”“呢”等语气助词，方便萨满巫师传唱。小说中的妮浩萨满失去孩子时，开始歌唱：“孩子呀，孩子，你千万不要到地层中去呀，那里没有阳光，是那么的寒冷，孩子呀孩子，你要是去就到天上去呀，那里有光明，有闪亮的银河。”神歌能够展现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憧憬，抒发人们的各种情绪。小说中出现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俗语——“擦黑儿”意指天色将晚，“乌涂涂”意指灰暗，“大发”意指过度。迟子建之所以选择使用这些民间词汇，是为了真实地呈现边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使读者能够近距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纯朴而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方言俚语不仅丰富了文本的内容，而且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她的朴素情感和浓烈乡土氛围。

迟子建以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为基础，以敏锐独到的眼光为着眼点，以文本的形式为读者铺开整个黑龙江地区人民生活的画卷。迟子建的小说语言就像是呼唤原生态的美妙歌声。总的来说，迟子建生态小说叙事语言的民间性、特殊性就在于它融会了原始、天然、未经粉饰的词语，富含浓厚的鄂温克族生活气息。

三、民间叙事立场：价值与意义

迟子建用追寻民间情怀的创作方式，站在民间立场上塑造理想空间，她的文学试图拯救现代东北文学失落的人文精神，找准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同时，她用温情的笔触，发掘具有正面色彩的爱与美，写出人性的多面与复杂。

（一）生态文明的复归

曾经，风景如画的东北边疆、朴实亲切的少数民族以及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图景。如今，现代工业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鄂温克族与世隔绝的生存方式，生态破坏随之而来。迟子建敏锐地察觉到自然万物“失衡”的现状。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原本生活于纯粹天然的环境之中，他们傍树而居、狩猎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鄂温克族信奉的生存哲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态意识：人类信奉万物有灵，不向自然过分索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他们原本的生存领地遭受现代文明的侵袭，只能被迫抛弃山林，寻找新的土地。他们沿袭数百年的习性在朝夕之间改变，精神信仰也因此崩坏，整个民族走向没落。读者随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酋长目睹一代代族人的新生与死亡，这是一部有关民族兴衰的史诗，着重呼吁读者重视当今的生态环境。

在新时期东北边地书写中，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的争议一直存在。基于对现代科学使原始信仰祛魅的思考，迟子建尝试揭露生态危机的危害，着重关注边地鄂温克族原始生存模式的解体以及古老宗教文化的消散，试图将萨满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合理化，引导人类重新回到敬畏自然的状态中。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复归边地民族文化传统与原始宗教信仰，反思东北边疆生态环境被破坏后的焦虑，从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

（二）温情叙事的延续

当今世界，空间和时间进一步被压缩，人们经常会有焦虑甚至抑郁的精神状态。受到此类社会气氛的压迫，一些作家倾向于表现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职场宦海的钩心斗角，有些作家则在狭窄的“自我”世界中，寻求“纯文学”。在此背景下，迟子建在创作中始终保持民间立场，以女性带有温情的眼光打量世界，发掘人性本身的朴实与纯真。可以说，民间生活的温馨质朴是奔波劳碌的现代人无暇顾及的，而迟子建所营造的“民间世界”则给疲惫的现代提供了一丝补偿，慰藉了他们孤独寂寞的心灵，引发了人们对生活的反思。迟子建对民间立场的执着坚守，能够帮助读者甚至评论家更深切地关注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生活状况，找准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家园，从而起到净化精神的作用。

广袤的黑土地滋养着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迟子建从东北故乡特有的民间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书写东北生活。她借用各种各样的民间语言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抛开烦冗的描写，尽可能地还原鄂温克族的原始面貌。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群体日常生活的风俗刻画，到以民族为单位的大部落生活的常态化民俗呈现，迟子建对地方性经验的独特书写在现代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不可否认，她的文字能够编织出民间叙事的新图景，赋予小说的民间叙述新的价值定位。但是，当作者被打上某些类型化的标签，其创作的艺术性或多或少会被削弱。在迟子建早期的创作中，偶尔会将负面人物强硬“洗白”，但好在作家及时跳出了这些框架，因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其中的民间叙述书写对现代的情感，反思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危害，对于现代文坛甚至今天的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结语

通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读者能够感受到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迟子建巧妙地将对民间的理解与自身敏感的观察力相结合，在知识的沉淀和文学的滋润中捕捉东北黑土地所孕育出的人性之美。简言之，迟子建以质朴的语言书写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将自己融入了那片充满诗意的土地，对生命和存在进行了深情的吟咏，她深耕细作的那片文学土地，已经成为其标志性的徽章，散发出黑土地所特有的光辉。

（西安外国语大学）

作者简介：张可欣（2000—），女，陕西宝鸡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