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一句顶一万句》中中国式孤独的形成原因

刘震云在现代化视野下围绕日常生活展开叙事，远离宏大政治话语展现民间众生相，凸显了他对平民生活的关注。这种民间叙述立场向读者生动地呈现了平民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中国式孤独问题引人深思，主要表现为沟通困难与知音难觅。这种孤独感源于中国人“中庸”的民族性格、自我认知的缺乏、老百姓精神支柱的缺失，以及情感关系的隔膜。探讨中国式孤独问题对研究现当代作品中的平民意识有很大帮助。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这是《一句顶一万句》中引起无数读者共鸣的一句话，它道出了一代代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寂寞的生存状态。话语是人们精神的依托，是维系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纽扣，更是人们冲破孤独阴霾的利剑。所以，为了摆脱孤独感，每个人都在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

知音难觅是孤独，而寻找“说得上话”的人这件事本身也是孤独。书中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孤独，底层百姓的孤独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对话的艰难，表现为经历了亲情、友情、爱情背叛后，整个情感关系网的断裂。所有的背叛与疏离皆因对话艰难而起，生活的困苦与厚重的孤独是这本书唱不尽的主旋律。

这里的中国式孤独，强调的是中国一代代底层民众的孤独感。下文主要探究中国式孤独感产生的原因。

一、中庸的民族性格

“中庸”是中华民族的特质之一。我们向来不喜欢偏激的、外露的、夸张的行为方式，而崇尚含蓄、内敛、平和。中庸之道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民族性格之一。

中国式孤独感首先来源于中国人中庸的民族性格。受中庸思想影响，我们待人接物、交流沟通总是习惯“委婉”地讲，“绕”着讲，不够直率。沟通中的“绕弯”“重复”可能会使对话双方在理解上出现分歧，严重的会产生冲突矛盾，最终形成在人际交往方面的失落感与孤独感。美国批评家劳治在《小说的语言》中说：“小说家使用的媒介为语言，作为小说家，无论做什么，均须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来做。”作者充分利用小说语言，来发掘源于中庸特性的中国式孤独，重复性语言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一句顶一万句》里面经常出现“……不是因为……也不是因为……而是因为……”这样的句式，说明中国民众习惯了这种绕弯式的讲话。这种讲话方式是中庸低调的民族性格本色的体现，可以削弱处事时的强烈目的性。而这种“绕”的说话方式，也很容易使人们在交往中产生误会与隔阂。例如，老裴表达不清晰，以破碎的、重复的话语让妻子误以为内蒙古女人怀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啰里啰唆的重复性语言真实还原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这种冗杂琐碎的“重复”是底层百姓理解生活的方式，也是人们精神孤独的写照。

《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把中庸定义为最高的道德。这种传统文化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塑造了中国人“绕”的讲话方式。这一方式确实委婉，但有时会使得沟通双方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让我们找不到“说得着”的人，只能怀抱孤独感继续上路。总之，中国人血液里的“绕”是造成群体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自我认知的缺乏

刘震云从小离开父母和姥娘一起生活，他饱尝旱灾、饥荒与贫困的折磨，长大后一直想要逃离故乡，寻找精神家园。正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他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对“寻找”的书写。此处的“寻找”并不是找走丢的家人朋友或贵重物品，而是在找迷失的自我。“寻找”的过程，亦是自我认知建构的过程。但是许多“寻找”往往是没有结果的。“寻不到”说明自我认知建构难以完成，自我定位尚不明确，这便会导致人们陷入孤独的精神困境。

《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频繁改名字，每一次改名都是他对自我身份的摸索，对自我定位的追寻，显示了他对开启新人生的渴望。他总共改了三次名：第一次是杨百顺决心跟着老詹信教时，换了教名叫“杨摩西”，因为老詹希望他可以“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第二次是他娶吴香香入住馒头店后，随妻改姓，叫“吴摩西”，这次换名不止因为吴香香的私心，也源于杨百顺自己想要换一个新生活；最后一次是他寻继女无果，决定踏向远方时，告诉别人他叫“罗长礼”——一个喊丧的人，这是他最初在老家时最想成为的人。漂泊途中，杨百顺一直在询问“我是谁”，但是最后也没能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杨百顺对名字的追寻，象征了千万大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中国民众大多没有充分的自我认知，无法找准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无法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身边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理解自己，甚至自己也无法理解自己，所以孤独感便油然而生。

“百顺”像是一个反语，实际上杨百顺在很多事上都不顺利，这突出表现为他换工作的频繁。从杀猪到染布，从破竹到信教，从种菜到卖馒头……职业的频繁更换说明杨百顺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清晰的规划，他找不到固定的地方安定下来，总是漂泊无根。这种漂泊无助正是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写照。中国人向往的归宿往往不是故乡，而是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皈依之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人们总是因为没有找准自我定位，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而被迫周旋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这使得他们很难找到安放心灵的宁静港湾，从而被孤独感和失根感包围。

名字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身份标识，职业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创造自我价值的载体。与其说杨百顺在“寻找”名字和职业，不如说他一直在“寻找”自我身份，一直在试图建立自我认知。大部分中国人和杨百顺一样，在建立自我认知时充满迷惘无助，自我认知的缺乏亦是中国式孤独产生的原因之一。

三、缺乏精神支柱

刘震云曾提到，过去大家觉得精神痛苦和流浪是知识分子才有的精神活动，但其实那些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们的精神漂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这些农民和商贩作为平民大众的代表，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其精神方面往往比较匮乏，更加需要寻求精神慰藉和支柱。

立足民间视角，体味底层民众的艰苦与心酸，关注平民百姓的精神状况，是刘震云创作的一大特色。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他更是细致地观察和展现了中国底层百姓精神支柱的缺失。例如，私塾先生老汪和学生互不理解；县长老胡由于方言难以与人沟通，并且官司也断得一塌糊涂；杨百顺颠簸半生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这些都是缺乏精神支柱导致的“失语”或“漂泊”。失去了精神支柱，百姓们的生活就失去了重心与方向，接踵而来的便是无尽的迷茫与孤独。

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精神慰藉与支柱的获取是向外的。他们习惯与自己身边的人沟通，并将身边人的话语视为自己的生存信条和支柱。这些话语不一定要多么深奥或者清醒，但是要与倾听者本人的内心指向相契合，这样才能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效果。因为倾听者更在意的是说话者是否能够理解他们，这种理解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同的表现。事实上，认同度才是底层百姓疗愈孤独心病的一剂良药。百姓们苦苦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也是在寻求能为自己的心灵家园撑起一片天地的那根支柱。

然而，如果身边人难以理解自己，所说的话语不能达到“一句顶一万句”的效果，百姓们则会愈发找不到前行的方向。《一句顶一万句》中牛爱国与妻子“说不着”，他没有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找到精神慰藉与支柱，便去找情人章楚红倾诉，寻求精神上的陪伴。对中国人来说，个体若是能找到一个话语上的知己，彼此说几句真心实意的话，获得一些精神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就容易释怀；倘若没有他人或者事物提供给个体足够的心灵慰藉或者情绪价值，个体精神就会一片荒芜，形成孤独困境。由此可见，缺乏精神支柱会导致底层百姓丧失社会认同感，继而陷于群体式孤独。

四、情感关系的隔膜

书中人物都经历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背叛，这三种情感伦理关系的隔膜筑起了中国式孤独的壁垒。

亲情存在冷漠与欺骗。铁匠老李只因儿时偷吃枣糕被母亲打了一顿，后续又与母亲疏于沟通，便对母亲产生恨意，母子关系由于沟通的缺位变得冷漠紧张；老杨为了有人继承自己的豆腐生意，在抓阄环节“作弊”，令杨百顺丧失去延津新学的机会，导致父子离心，杨百顺离家出走。亲情关系是最亲密的伦理关系，亲情的隔膜更容易造成人们精神的空虚孤独。

中国式友情观在书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成年人的友情更多是等价的利益交换，讲究“互利共赢”。例如，老杨和老马交往时，老马总能帮老杨出主意，老杨却不能给老马提供有价值的“输出”，久而久之，老马就不愿意和老杨聊天了。而交朋友不够谨慎，则很容易遭受背叛，就像书中老曹很珍视老韩这个朋友，但是老韩却把老曹的养女推向火坑，让曹青娥嫁给了并非恭谨君子的牛书道。友情的误会与背叛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是形成中国式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

书中的爱情婚姻关系也存在背叛。例如，吴香香与吴摩西、巧玲都“说不着”，但与隔壁老高“说得着”，于是她抛弃吴摩西和巧玲，与老高私奔了，留给吴摩西的是无尽的愤怒与无奈。虽说吴香香的做法有悖伦理道德，但是她的“出走”结束了自己在婚姻中的孤独。

亲近的人给予的伤害往往更大。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关系网的破裂，构成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情感荒漠。

《一句顶一万句》通过三代人的漂泊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玄妙的宿命牵绊。“出延津”是杨百顺向广阔天地求索，通过离开完成灵魂的救赎；“回延津”是牛爱国向来路与根源求证，通过回归来解开心结。出走是精神的漂泊，回归是宿命的轮回。“出”和“回”的主体不同，但是他们的经历都体现了“中国式孤独”的群体气质。

这本书展现了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以及以人为主体的梦想与追求。底层群众总是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中庸”民族性格的影响、自我认知的缺乏、精神支柱的缺失和情感关系的隔膜是中国式孤独产生的原因。而他们面对孤独的排遣方法是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人，这也是一直纠缠他们的心灵问题。探究《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国式孤独问题，对研究民间创作和平民意识有一定理论意义。

（华侨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时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