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蜂蜜

邓雅心，现居重庆。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界》《飞天》等刊。出版小说集《母亲在左，我在右》，获第六届巴蜀文学奖。

1

黢黑的晚上，没有月亮，也没人会去看三十晚上的月亮。杨家场的街道空空荡荡，但每家每户的灯都大朵地亮着，人们要把这光亮从旧年三十照到新年，家家户户吃着年夜饭，偶尔从空气中蹦出一两声鞭炮响，一切都按捺不住，新年快来了。

一桌子热菜：海带猪蹄汤，那意思是要把不好的运气踩脱；滚鸡蛋，来年滚运气；蒸一笼子鸡爪，来年抓钱；炒盘回锅肉，来年翻来覆去有肉吃；还做了夫妻肺片，嘿，这个自不用说。安徽刚闷头啃几只猪蹄，老李就不愿意了，眉毛一撇，说：吃完自己洗碗啊。安徽气不打一处来，说：老子才刚扒两口饭，你就这那，我还不晓得洗碗了？老李说：你吃得最多，你不洗，哪个洗？安徽说：老子吃了好多？我拿钱出来没有？菜是谁买的？你老李一个人买的？还是我们三个人搭伙的？老李说：你一个人饭量当五个人，还光吃肉，我们都没动筷子，猪蹄就被你啃掉一个？你看看，跟个狗似的，一桌子上都是你啃的骨头！安徽说：哪个是狗？哪个是狗？老子出钱了没有？你和老杨一人出二十，我一个人出了三十，我洗锤子碗。

老杨打岔道：别争了，各洗各，最撇脱。

安徽不解气，叽叽歪歪半天，老李也跟着叽叽歪歪，几杯酒下肚，两人脸红到脖子处，嘴边泡沫翻飞。老杨有一句没一句地劝，往桌上一看，赶紧几大筷子往自己碗里夹，甚至恨了一把，怎么就没想过拿钵吃饭呢？他俩都拿洋瓷，就自己傻不拉几地用汤碗，多夹几筷子菜，就冒尖尖地出来。

三个人都是好久没沾荤食的，人是铁，饭是钢，白天干活的劲，全靠这几口饭，一大口下去，碗削去一半，呼噜呼噜，不到十分钟，桌上狼狈不堪，汤里也只剩下散兵游勇，唯有几片海带和豆芽，几双筷子还在里面东游西荡。安徽叨咕着：好不容易过个年，还不能敞开肚皮吃。老李回他：你没吃饱就自己杀馆子呀！杀馆子吃去呀！安徽说：老子还不晓得要杀馆子，大年三十，往哪杀去？说罢，安徽端着洋瓷碗，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汤，勉强堵了会他的嘴。

吃完饭，三人想到了一个解决洗碗最公平的办法——分碗。桌上一个大钵，两个盘子，三个洋瓷碗，两个小碗，一个中碗，老杨当裁判，按体积算，三个洋瓷碗，各自一个。老杨将三个洋瓷碗，一人发一个，抱着，抱好。一个大钵分给安徽，因为他吃得最多，两个小碗归老李，算是抵了安徽的大钵，两个盘子和一个中碗嘛，为了不产生新的冲突，安徽和老李一人一个盘子，老杨自己吃点亏，分一个中碗。这样，也分均了，各洗各。

老李占了一小点便宜，笑嘻嘻抱着碗去阳台洗，嘴里哼着刘三姐：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一春又一春……老杨见两人的脾气都消下去了，便去楼下公厕打水上来，想等大伙洗完后，自己烧水洗澡。安徽把老杨拉住，说：我给你说，你猜我今天干了啥子事？

老杨说：啥子事？又欠赌债了？

安徽说：呸！欠啥子赌债？我今天本来不想活了，想去跳江，结果在江边遇到个算命先生，他姓李，叫李半仙。我反正不想活了嘛，于是就跑去问他：你看我活得到好多岁？他要说我活多少岁，我都打算现场跳江给他看。

老杨的脸笑烂了，说：那你最后跳了没有嘛，啷个不跳也？你跳撒？不冻死你个龟儿子。

安徽打了个嗝，说：李半仙说，人的生死簿在阎王那里，他没胆看，但他打了包票，我过了六十，就能鸿运当头！

老杨说：哦！说你六十要发财哦？

安徽说：那可不？他硬是这么神，你晓得我是黑户，我死了都不关警察的事，他说我半生飘零如什么瓶子，你说他算得准不？

老杨说：那你好久满六十嘛？

安徽说：今年啊，马上过了年，还有几分钟也，鞭炮一响，我就吃六十的饭了，虚岁六十。

老杨说：他说的是虚岁，还是实岁，万一是实岁六十也？虚岁怕是不着数。

安徽说：就算是实岁，我也认，总算苦到头了，是不，老子现在不想死了，老子就想看看这回到底能不能转运。

老杨说：你二回发财了，莫把我们搞忘了。

安徽说：咋会也，肯定不，到时候我满六十，就回老家办席，到时候你们都来耍，别人来都送礼，你和老李来，莫带礼，带就见外了……

正说着，从杨家场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像个药引子，这一记鞭炮刚响个头，整个小镇都爆炸了，爆竹声、烟花声，大炮声，排山倒海地来。

老杨堵着一只耳朵，吼说：啥子也？听不到！听不到了！

屋里忽然又一阵巨大的白光，亮了亮，闪了闪，照亮了原本昏黄的屋子，也照亮了老杨的脸。老杨再一回头，又被另一束白光刺花了眼，老杨用手挡着额头，是放烟花了，他挪了几步，往夜空里看，却被几栋楼遮挡，偶尔能见到几片零星的烟花尾巴，还未看个究竟，便没了。老李抱着碗从阳台上回来了，踢了一脚安徽，嫌他好吃懒做，两人又拌起嘴皮子来，老杨突然心里有点沉，去年也是这样，还没来得及洗澡，便过年了。

2

他们住的那一处，是昏暗的，狭长低矮，像一幅油画最阴影的一缕，在最边角，一个菜市场的边缘，一条尚待拆迁的小巷。那巷子有三五十米深，左面是菜市，右面倚着一面废墙，很少人会注意那条巷子，它狭窄得两个人擦肩过还得侧身，像一条阴水沟，不动声色地伸向它内腹。人们路过一个电线杆，便错过了巷子，只因那电线杆正好挡住巷口，巷子最里处，是一座极小的烂尾楼，不细致些看，以为那是一个垃圾场，稍不留神，便全都错过了。

这巷子里住的是三个挑夫，重庆人管这种职业叫“棒棒军”，就是肩上扛着一根兰竹，给人挑货的。这职业大概是从九十年代兴起，改革开放后，许多农民到城市里求生存，就靠一根棒棒，帮人挑货，三块，五块，十块，背冰箱，挑家具，搬家，挑菜，别人搬不动的，他们来。

烂尾楼共三层，一楼二楼不住人，也住不得人，像是被战争光顾过，一处一个坑，满地碎石和玻璃，屋顶倒是平整，但上面堆着生锈的废铁和砖头，他们从不去屋顶。于是三人住在第三层最左面的一间屋子里，尽管阳台窗户削去一半，但还能用一张蓝色尼龙布撑着，勉强有个十来个平米的遮风挡雨的地儿。三人三张大凉板床，几块红砖头一垒，即是睡觉的地方。他们来杨家场的头一天就住这里。这房子好，能遮风，三楼进门口处还有一个用水泥砌的小灶，墙壁上的烟灰黑腻腻的，厚厚一层，墙上搭了两张半米长的搁板，酱油、醋、油、豆瓣、味精、盐巴，调料齐全。大蒜和干辣椒以及花椒，还有八角茴香倒是用塑料口袋里三层外三层地裹起来，挂在钩上，这是一种防鼠的好办法。他们早些年吃过耗子的亏，耗子比人饿，再辣的辣椒都啃，后来啃不到辣椒了，便啃床板，啃不动床板，夜里便冲人发起脾气来，在被窝里气急败坏地乱窜。

初七一过，杨家场的街道又回到往日的平静，年轻人回来热闹了一阵，都相继出去打工了。他们三人走在街上，游荡了一圈，还是没啥业务。安徽是个跛子，但不影响他走路。还是过年前的杨家场，没什么重大变化，活着的人都还活着。他们来杨家场已经有些年头了，三十多年前，老杨偷走了村书记的一台傻瓜相机，从贵州扒火车，一路吭哧吭哧，几天几夜后，火车在杨家场站加水，他觉得这地名和他有缘分，便溜下了火车。这地方没人认识他，村书记追不到这来。他大胆地在杨家场走，看，杨家场的人也看他。杨家场的人问他，哪来的？是来赶集的？……今儿杨家场不赶场，我们这儿只一四七才是当场天。他抱着相机，说：照相么？照一张吧……您老很少照相吧……不贵，两块钱一张……您看，你那么大把年纪了，照一张相，今后死了，也给后人一个纪念。有老人骂他悖时的，扫把星，举着扫把打他，咒他早死早投胎。也有老年人觉得他讲得好有道理，年纪大了，人总是要死的，那就照一张给后人留个纪念吧。

他先是在杨家场给人照相，生意还不错，尤其是赶场天，后来以杨家场为根据地，朝周边的乡镇发散，胶鞋走坏了几双，生意全靠脚，一圈下来，两月三月，等照完一胶卷，再回到杨家场洗相片，洗完再走几十里山路，给老人家送去。这样，月月年年，杨家场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认得老杨了。起初是老杨一个人照相，后来老李也从贵州追来，加入照相的行当，那时候照相成本高，按下快门就是钱，所以照的人少，两人搭伙干，一个照相，一个洗相片送相片，照了近二十年吧，一年不如一年，后头几年，连个烟酒钱都难挣了，两位老人便留在镇上，半帮人干些体力活。

老杨和老李在大年初八这天出街找活，不过就是帮人搬东西，修修屋顶，赶场天，给小饭馆买菜送菜，洗碗，收潲水，帮菜市卖鳝鱼的划鳝鱼片，实在是不济的时候就蹲在菜市口卖两把干面条，一把五毛一块地赚。

老杨说：就是生意越来越差了，也搞不清咋回事。

老李说：年轻人都出去了，你说咋回事嘛。

老杨说：他们出去干啥呢？城里有那么多钱好挣啊。

老李说：跑美团送外卖，开货拉拉送货撒。

老杨说：外卖咋送哦？他们那个手机咋个搞哦？

老李说：晓得啷个点点点的哟，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也搞不懂那洋玩意儿。

老杨说：我们得不得行嘛。

老李说：中国人都马上要上月球了，你说我们还得不得行嘛……你跟他们比，你怕是个癫的。

他俩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生计却越来越难，镇上的活儿又少又挑，那卖鳝鱼的，这个场要他们去，下个场生意不好，又不要了。倒是替小饭店买菜这活比较稳定，就是每次送菜的时候，老板总质问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嫌弃这个贵那个贵，弄得老杨心情也很不爽。

两人在街上闲逛，哪一条街哪一条巷子再熟悉不过，逛了一上午，没活做。遇到一个残疾人，双腿断了，坐在一辆垫着皮子的拖车上仰着一双可怜巴巴的脸乞求施舍。老杨围着那残疾人看了半天，主要是看那两条腿，看是不是真的残疾？这年头鸡蛋都能造假，还有啥不可能的。端详一番后，他从兜里掏出两块钱扔碗里。老李在旁边双手插怀，说：自己都还没开张，还管别个？

逛到中午，两人回家找食，却不见安徽。不用说，安徽又去赌钱了，他已经在牌桌上征战了一年多，属于没救型。老杨和老李从不煮安徽的饭，一是看不惯他好吃懒做，二是他打牌没功夫吃饭的，在牌桌上，一个馒头就能解决一顿。老杨和老李煮了小火锅，虽然没挣到钱，但多少得沾点油荤，是赶场天在菜市捡的菜贩子不要的，再加上头晚上他们买的土豆和红苕粉，红的白的绿的煮一大锅。那香喷喷的老油浮在汤面上，闻一闻，就够味了。

吃过午饭后，他俩又去街上溜达，几条街都走尽了，还是不见业务。这样又过了几天，便到了大年十五，终于迎来了一桩业务。杨家场东头有个人家，说是家里厕所堵了，找人清理下。老杨和老李一起去，对方开价五十。两人欢天喜地地去，轮到两人晚上回来分钱找补的时候，才发现那百元大钞有问题，是假钱。老李骂：给老子假钱，两锤子敲死他个狗日的。

老杨吸了两口烟，说：你去找他也不得认了，凭啥说是他的嘛。

那假钱在兜里多揣一天，就多一天的心病，每逢遇上要出手，又生怕被发现，血压高升，双手直哆嗦。过几日，他们又给人搬家，三十块钱，不远，也就百八十米的路，只是要从一楼挑到五楼。不消说，租房子，一楼和五楼的房租最便宜，一楼光线阴暗潮湿，屋角长蘑菇，五楼光线好，但爬楼费劲，所以那房子，一室一厅，两百块钱便被女房客租下来了。

那女房客也好生奇怪，老李在杨家场这么多年，这女房客竟然是面生的。杨家场这小地方，不过是因周围乡镇一四七赶集而名，人口固定，流动人口极少。但这位女房客，显然是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年纪也很大了，或许五十多，或许六十多，身体很瘦，胸前下垂得很厉害，像是哺乳过几个儿女的女人。衣服很朴素，手臂夹着一个小包，小包拉链的链头断了，包也一直开着，合不上。这种年纪还外出打工，再说这杨家场没厂没作坊，有什么好打工的？这女房客也节约，连垃圾篓都搬来了，还有些桌布、被子、碗筷、蚊香盘、垃圾袋、空纸盒子、小花瓶、蟑螂喷雾剂，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一针一线都搬往屋里。东西多，又碎，老李和老杨足足挑了六趟，才勉强把全部家当搬进屋。女房客手里帮忙抱着电饭锅和风扇，搬得差不多了，她给他一张一百块的，老杨正要找钱，女房客的手机响了，便说：等下，我接下电话。说着，便去窗口接电话。

老杨心跳到嗓子眼，慌手慌脚地将这真一百和兜里的假一百做了个对换，只是兜里那假一百，被揣得有些旧了。等到女主人接完电话回来，他假惺惺地问老李：你帮我看看呢？我以前遭到过的。

老李在一旁，一时半会不敢接戏，杵在原地。

老杨又把钱举在空中看，然后死咬着说女房客给的钱有问题。

女房客脑子懵了一阵：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假钱，这好像不是我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