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东小说看21世纪女性主体意识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80后”作家蔡东的作品，探讨21世纪以来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情况。蔡东的作品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女性形象的深刻描绘，展现了当代女性的代表性特征。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女性人格独立并明确自身价值；二是传统女性意识的兼容；三是主动性的匮乏。选择蔡东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四：首先，蔡东的创作始于21世纪初，时间上贴近当下；其次，作为女性作家，她能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新时代女性的价值观与现实困境；再次，她的作品涵盖了“留州”小城和深圳都市两种地域背景，具有代表性；最后，蔡东笔下的女性角色普遍学历高、工作体面，反映了21世纪以来女性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一、人格独立并明确自身价值

波伏娃（Beauvoir）曾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女人才能够用一种自由获得另一种自由。蔡东笔下的女性角色通过独立来获取自尊，并展现出主体意识光辉。她们普遍具有高水平的知识，能够清醒地认识和判断自己的价值，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木兰辞》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成功地融入社会。李燕不仅能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在工作中抓住机会，苦心经营，最终被评为副教授；邵琴则凭借出色的交流技巧和精湛的茶艺能力，同时兼顾招生办主任和茶叶店老板双重身份。《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一毕业就进入全球知名的通信公司工作，并在几年的努力后顺利晋升为项目经理。这些女性拥有强大的内心，在现代化都市中代表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优秀女性。

还有一些女性，尽管由于内外部因素无法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但她们对自我个性和周围环境有着总体的把控，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自得其乐。例如，《天元》中的陈飞白，留学归来后，尽管工作上苦心经营，但她更愿意将时间花在做饭等生活细节上。她对待人生的态度更像是“出世”，而非汲汲于名利的爱人和朋友。陈飞白选择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成就自我、接纳社会。在蔡东眼中，从长远来看，陈飞白甚至可能成为男友的精神支柱，因为她清明自足、生命力旺盛、拥有成熟的精神价值取向。她的人生是经过审慎选择后的另辟蹊径，其内在力量远超将希望寄托于物质追求的他人。

这一现象背后，离不开作家蔡东对性别观念的认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别意识通常是男强女弱，但进入现代社会后，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观念逐渐兴起并传播开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五四”时期，鲁迅、庐隐等人曾探讨过女性意识觉醒与现实生存的问题。蔡东所处的时代和她所受的良好教育使她能够直接进入性别观念的理想认知层面。在她眼中，男女享有平等的人格和尊严、平等的机会和权利，甚至于平等的发展结果。正是这种理想的性别意识，使得蔡东在小说中很少表现男性与女性的竞争，即使有所对比，其目的也不是将男女对立，而是侧重探讨现代女性在人格独立下的生存现状，尤其是她们在新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中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身价值的评估问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作品和角色在现实中仅能代表一小部分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她们经济独立、思想前卫、人格成熟，但即使是她们也面临着无时不在的矛盾和挑战。

二、兼容传统女性意识

蔡东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示了现代主体性与传统女性“主内”意识的兼容。除了专门探讨老年人生存现状与心理特点的作品，如《伶仃》和《往生》，其他小说中的中青年女性大多是知识分子且拥有体面工作，但她们并不因此而忽视家庭，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净尘山》中的劳玉，作为一名医生，在事业繁忙的情况下依然将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这种兼容传统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体意识过渡阶段的特殊形态。这种双重属性可能是当前知识女性难以避免的选择，未来可能会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继续发生倾斜。然而，这种双重属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完成式，即一种丰富的女性角色以及由此生成的和谐两性关系。前者尚未发生，我们无法预见；而后者正是当下女性的现实处境，也是作家蔡东所强调的，即现代女性对传统意识的兼容颠覆了大部分女性主义写作的对抗性思维。

首先，在家庭分工方面，蔡东笔下的女性角色并不会因为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而引发男女对立。相反，她们的初衷是出于对丈夫的体恤。她们以爱欲的本能去应对生活的挑战，并试图在拯救自我的同时拯救男性。例如，《木兰辞》中的李燕在结婚后事业家庭两不误，直到多年后李燕到北京学习交流，丈夫才意识到妻子对家庭的巨大贡献。“周末的早晨，他发觉自己陷入到另一种窘境：放内衣的抽屉噩梦般空着……毛巾散发出酸味……衣服四处散落，不知哪件是穿过的，只能拿起来闻闻，再重新归类。”这种描写并没有刻意渲染女性的不易，而是展现了夫妻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理解。

其次，在家庭关系方面，女性角色虽然会在某些时刻与丈夫进行博弈和较量，但最终她们都渴望男女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包容。《无岸》中的柳萍和丈夫童家羽在长期压抑下爆发，互相以最恶毒的语言讥讽、埋怨对方，但最终他们都感到后悔，并继续相互依靠，深情厮守。小说最后，“他说：‘我一直都在害怕。’她握紧他的手，说：‘我也是。’他说：‘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要是没被生下来该有多好。’……她的心剧烈颤抖着……慢慢地，轻手轻脚地，她把他拥入怀中。”这一刻，柳萍抱着的不仅是失意的爱人，也是那个难以与世俗功利合流的自己，展现了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光芒。

女性角色的丰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女性的社会能力得到了肯定，这种社会认同感给女性带来了幸福感；另一方面，角色的丰富必然带来责任的加重，也意味着圆满的更高难度——既要事业有成，又要家庭幸福。《净尘山》中的张倩女虽然拥有体面的工作和优厚的薪酬，但她仍然向往美满的家庭，甚至不惜接纳一事无成的潘舒墨。

三、主动性的匮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主动性缺失的问题不仅限于蔡东笔下的女性人物，许多男性人物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遭遇挫折后也表现出心灰意冷。孟繁华通过对张亭轩、童家羽、陈江流等失意的中年男性进行分析，提出“多余人”的概念。同样，女性人物如谢梦锦、麦思、柳萍等也存在主动性缺失的问题。本文将特别关注女性在家庭和职场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从家庭角度考察女性的主动意识，《伶仃》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例子。主人公卫巧蓉表面上看似主动性强，甚至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她总是烦躁不安，而她的丈夫徐季则总是平和地迁就她。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到有一天，徐季突然坚定地提出离婚并离家出走。一向掌控一切的卫巧蓉突然陷入了被动，这揭示了她将家庭和丈夫视为生活重心的传统依附属性，主体意识的空虚显而易见。

如果说前文强调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女性的光彩，那么这里关注的是实现那种光彩所需的女性观念转变的阵痛，这也是21世纪大多数女性面临的难题。《伶仃》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正在建构的过程，蔡东认为，该作品不是强调人在世界上的孤独无助，而是突出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生活。因此，无论是作家还是文本，关于女性的思考都指向了把握自我和追求独立。

蔡东的作品出现了一批独立但不自信的职场女性形象，她们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性受到限制。尽管实现了经济独立，她们仍然面临适应社会发展的难题。张倩女因身材焦虑急于结婚、谢梦锦对表演性教学感到反感而宁愿失声、麦思和柳萍不擅长功利性交往而对职场产生倦怠心理。她们在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不断努力，但由于个性过强或者能力不足而屡屡受挫，形成了习得性无助。在挣扎无果后，她们不情愿地选择消极避世：张倩女减肥失败后暴饮暴食、谢梦瑾放任自我上无声课堂、麦思索性“去资料室当了闲人”。然而，社会环境难以改变，她们的故作轻松实际上掩盖了自身个性与世俗欲望之间的难以协调，这种内心的挣扎必然会影响她们的思维主动性与实际行动力。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女人十分愿意装出工作的样子，但她并没有工作；她相信被动性具有不可思议的功效，所以她把咒语和行动，把象征性姿态和有效的行为混为一谈。”虽然这段话对于女性工作姿态的评价颇为严厉，但它确实为读者提供了理解蔡东笔下女性人物的新视角：她们困顿于人际交往与职场效能，久而久之变得封闭与保守，不仅难以构建自在世界，也未能实现主流价值观下的成功追求。

四、结语

蔡东的作品中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世界。这些角色散落在留州小城和深圳都市的各个角落，贯穿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人生阶段。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找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另一些人虽然自认为作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但在多年后却发现难以承受这些选择带来的后果。从蔡东的文字中，读者可以看出，即使是在21世纪，女性意识的建构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尽管有些走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女性已经达到了自我完善的境地，但更多的女性仍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然而，蔡东也揭示了女性非对抗性的一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及男女之间的互补。这是蔡东以广阔视野和博大胸怀为当代女性在主体意识方面赋予的新内涵。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黄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