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徽宗“瘦金体”及吴说“游丝书”的成因及影响
作者: 黄琴北宋末年,书坛逐渐衰落。随着“宋四家”相继离世,“尚意”书风开始出现极端化的现象。书法家在崇古与率意之间不断取舍,甚至有人在“米家墨戏”的基础上将书法艺术游戏化。“不恨臣无二人法,但恨二人不似臣”这句诗较好地体现了当时的书学观念。其间,赵佶创立了“瘦金体”,吴说则创造了“游丝书”,两者都备受推崇。然而,后世书法家却很少有人临习这些书体。相比之下,“瘦金体”比“游丝书”更为成功,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本文试图对比这两种书体的异同,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一、书法家所处的社会环境
为了规避藩镇割据,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匡胤采用“重文轻武”的国策,“不杀士大夫”也随之成为赵氏的“祖宗家法”。因此,两宋期间,文人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文化、经济和艺术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崇文抑武”的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宋代文人因文化经济的高度发展而自豪,同时,也因山河破碎而遗憾。从帝王到百姓,有志之士无不渴望收复河山。苏轼曾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岳飞更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以雪“靖康之耻”的决心,陆游在临终之时还不忘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思想的解放促使他们在创作时更敢于表达。苏东坡曾多次在诗文中抨击时局,以致被政敌利用和肆意解读,自己也身陷囹圄。同样,宋朝书法家在书法艺术上的表现也更强调自我意识,这无疑助推了“尚意”书风的形成。
宋徽宗赵佶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生于1082年,卒于1135年。吴说,字傅朋,号练塘,大约生活在1092年至1170年。赵佶比吴说约年长十岁。这一时期,宋朝的时局动荡加剧,内有奸臣当道弄权,外有强敌虎视眈眈。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即便身为帝王,面对历史的必然趋势也回天乏术。1127年的“靖康之变”让赵佶从帝王变成了阶下囚,而吴说因其官阶较低反得以脱身,继续在南宋朝廷任职。
在宋代,“宋四家”的“尚意”书风影响巨大,其后的书法家无不是在“尚意”的基础上进行异化或创新。在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成长,赵佶与吴说在书法艺术观上有相通之处,在相同的文化土壤里汲取养分,他们的书法创作乃至创新也有相似处。
二、书法家的创作动机
纵观历史,盛世期间,书法家的作品往往更加传统且个性收敛,而在乱世中,书法家则更迫切地寻求创新,极力彰显个性。例如,贞观之治下的欧阳询以其严谨的法度为人称道,而经历了安史之乱的颜真卿则在唐代“尚法”的大框架之中大胆寻求突破与创新,使颜体楷书以雄强豪迈之姿屹立于书坛。书法史上,乱世出大家的现象屡见不鲜,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明代后期的徐渭、明清交替时期的王铎,以及清代后期的一众碑学大家,无不在动荡的时局中寻求艺术上的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且有很高的
辨识度。
崇尚儒家中庸文化的书法家将中庸的思想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书法艺术创作中,因此在笔法上讲究“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古往今来,在某个政权相对稳定的阶段,书法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传承,具体表现为作品恪守法度、坚守传统。然而,当时局动荡,守成的中庸文化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时,书法家们便会大胆创新。对于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来说,这两者同样重要。
在赵佶与吴说生活的年代,宋人时刻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澶渊之盟”并不能彻底解决北方的威胁,而北宋末年这种威胁愈发严重。此时中庸之道无计可施,文人书法家纷纷寻求突破。作为同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书法家,赵佶与吴说有着相同的创作动机,这既符合历史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们的创新对当时及后世的书法家均产生了影响,但由于天赋、才情与品行各异,其影响也不同。
三、技法的成功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赵佶自幼醉心于书法和绘画,早年便展现出非凡的天赋。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他的书法取法黄庭坚、褚遂良等人,但他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不拘泥于传统,融合各家之长并独出己意。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形容徽宗书法“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他独创的“瘦金体”别具一格,“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如“屈铁断金”,极具帝王风范。
吴说是南宋书坛的代表性人物,擅长杂书、游丝书和小楷,其行草以羲献为宗,而楷法则直追晋唐。董其昌在《跋吴傅朋书》中称赞道:“昔人称‘吴说真书为宋朝第一’,今观所书《九歌》,应规入矩,深得兰亭洛神遗意。高宗洞精书法,至为阁笔欢赏,不虚也。”周必大在《益公题跋》中赞吴说行草书:“虽未至颠张醉素之雄放,而圆美流丽亦书家之韵胜者也。”启功先生对他更是推崇备至,曾谈道:“真书以独孤兰亭后跋焚余一段为最精,字若蝇头,笔如蚊脚。而体作钟繇,雅有六朝之韵。若世传黄素本黄庭内景经,至有赞为杨许群真遗墨者,以视此烬里数行,殆不中作傅朋之鸡犬焉。”
自宋太宗以来,《淳化阁帖》为宋人习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说出身于书学世家,《宋史》曾有记载:“师礼工翰墨,帝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对。’”其父吴师礼便是他最好的老师。在朝廷南渡后,吴说从七品小官升任三品大员,以转运使的身份收罗天下古玩字画。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穷尽一生收藏的珍品最终被吴说低价购得。父亲的耳濡目染加上后期以古为师友,使得吴说的技法成功成为必然。相较于吴说,身为帝王的赵佶所能获取的资源更为丰富,因此他技法的成功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作为当时书坛的代表性人物,赵佶与吴说的技法之高无须赘述,显然他们高超的技法为其书法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瘦金体”与“游丝书”作品分析
“瘦金体”属于楷书,“游丝书”则是草书,由于书体的不同,两者在技法上存在显著差异。“瘦金体”注重笔锋入纸,运笔平稳,线条粗细变化明显,收笔处通过提锋顿笔营造出刚劲有力的感觉。而“游丝书”则是一次落笔便成一行,笔不离纸,线条均匀流畅,整体气息贯通,全以中锋行笔。如果忽略“瘦金体”夸张的顿笔,其笔画的线条与“游丝书”的线条相似,两者都具有极其细劲的特点,需要书写者充分发挥毛笔笔尖的效果,而不需要使用
笔肚。
“瘦金体”与“游丝书”两者在线条上存在显著差异。“游丝书”的线条没有任何提按动作,而“瘦金体”的线条则提按顿挫明显,书写时更具节奏感。在结体方面,“游丝书”与一般的草书没有区别,而“瘦金体”的结体则夸张且舒展,但并不松散,字势逼人。在章法上,“游丝书”作品完全由曲线构成,缺少点和面的关系,导致作品整体留白过多,显得空旷和突兀;而“瘦金体”如《楷书千字文》这类作品则规整统一,《闰中秋月诗帖》这类作品则错落有致。从以上分析来看,“瘦金体”更多地具备书法审美的元素,而“游丝书”则更具有游戏化的元素。
五、“瘦金体”与“游丝书”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
每一种出自名家之手的创新之作,在当时都会备受追捧,不论汉代蔡邕的“飞白书”,还是清代后期金农的“漆书”,在当时都有极高的热度。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自名家之手,书家自带流量;二是时人对传统书法的审美疲劳,新奇之作更易吸引眼球。“瘦金体”与“游丝书”当然也不例外,在当时的书法界获得了极高热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瘦金体”出自帝王之手,在当时定然圈粉无数,后世书法家亦不吝赞美之词。赵孟赞其“天骨遒美,逸趣蔼然”;袁桷赞曰“笔法飞动,有凌云步虚之意”;柳贯也称其“鸿笔宛委扬清风”。“游丝书”在当时更是备受吹捧。《容斋三笔》记载:“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百首诗歌赞“游丝书”的盛况,足以说明其名噪一时。
但一种现象若不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则难以长久存在。以此观之,“瘦金体”显然比“游丝书”更胜一筹。结合苏东坡观点:“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瘦金体”极符合“难”的标准,其笔画瘦硬、结构严谨、形态夸张。而“游丝书”笔法单调,重复缠绕,缺乏情感表达。这表明“瘦金体”的笔法更加丰富,作品中也蕴含更多的情感。
宋徽宗醉心于“瘦金体”创作,《小楷千字文》是他23岁时的作品,《秾芳诗帖》则是他40岁时的作品。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不断改良这一书体,使其逐渐趋于成熟,从侧面说明了“瘦金体”在当时持续保持着热度。“游丝书”现存作品极少,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其作品数量基数不大,因此其热度持续时间也不长。
“书品即人品”是衡量书法家作品的重要标准。赵佶作为亡国之君,这一事实广为人之知,因此有人评价“瘦金体”为“亡国之体”。而吴说因早年攀附蔡卞关系谋取美差、贱价购买来路不明的文物等行径,声名狼藉。这些原因都导致后人对他们的书法褒贬不一。此外,“瘦金体”与“游丝书”在民间实用性不强,艺术表达上个性过于突出,因此后世书法家临习这两种书体的较少。然而,得益于工笔画题款的兼容性,“瘦金体”的应用程度相对更高。
六、结语
“瘦金体”与“游丝书”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延续与变异。由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相似的创作动机,这两种书体在一段时间内都获得了较高的关注。然而,由于它们个性过于强烈且实用性较差等因素,后世书法家很少有人临习这些书体。总体而言,宋徽宗赵佶所创的“瘦金体”比吴说所创的“游丝书”更为成功。这类现象发生在两宋交替之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这种现象丰富了宋代书法史,成为研究宋代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成都文理学院)
基金项目:成都文理学院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课题“吴说‘游丝书’与宋徽宗‘瘦金体’艺术思想建构及遭遇比较研究”(WLYB2021052)。
作者简介:黄琴(1989—),女,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书法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时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