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害虫故事中的心理映射与道德隐喻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包含近五百篇作品，其中包括一些罕见的害虫故事，如《藏虱》《蚰蜒》《柳秀才》《大蝎》和《蝎客》。这些故事中的害虫象征着日常秩序中的隐患，借助超自然力量发动攻势，展开复仇。这些复仇行为反映了古代社会对自然力量和不安定因素的关注与思考，折射出人类的恐惧、无助等心理，并暗示了自然秩序与人类道德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害虫角色作为秩序隐患的隐喻

（一）害虫作为秩序隐患的定义与背景

害虫作为农业社会中的秩序隐患，其定义基于它们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益虫有益于人类，而害虫则会危害人类生产、生活，甚至聚集成灾。这种区分取决于人类的需求观，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因此，人们通过各种驱虫技术和祭祀活动来保护庄稼不受害虫侵扰。害虫与农业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从《诗经》开始，害虫如螟、蟊、蝇等就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在先秦散文、汉赋及后续的文学体裁中，进一步作为昏庸君主或谗言小人的象征被不断书写。

（二）虱子象征的潜在隐患与日常生活中的隐喻

在《聊斋志异·藏虱》中，虱子象征着稳定生活秩序中难以根除的潜在隐患。故事讲述一位乡人将一只虱子包在纸片里放入树洞，数年后取出虱子，它已变得极薄，但突然吸食乡人的掌血，几天后乡人不幸身亡。虱子通常寄生在人体或衣物上，微小且不易发现，容易被忽视。故事中，虱子在树洞中看似无害的几年后，一旦重见天日，不仅没有干瘪死亡，反而迅速恢复活力并对乡人造成致命伤害。当害虫暴露在视野中时，预示着原本洁净、正常的秩序即将崩溃，带来灾难。从隐喻角度看，虱子象征着日常生活中被压抑、忽视或隐藏的隐患，反映了自然界中许多隐患的特性：它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并不显现，而一旦条件合适，就会迅速爆发并造成严重后果。

（三）《藏虱》的寓言解读与文化观念

《藏虱》常被解读为警告人们不要对害虫手软，否则会自取其祸的寓言。虱子并非天生害虫，这种界定随人类卫生观念和世俗道德变化而形成。由于文化观念中确立了害虫即隐患的对应关系，虱子再小也应被及时铲除，《藏虱》作为警告式寓言的解读才如此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

（四）蚰蜒的象征意义、行为特性与自然秩序的破坏

与虱子类似的害虫角色还有蚰蜒。《蚰蜒》一篇用短短五十余字概括了蚰蜒的各种生物特性。首先，蚰蜒“昼不能见，夜则出”，活跃于夜晚，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成为人们心理上的恐惧源。它们不仅是生物上的威胁，还象征着潜伏在黑暗中的危险，这种行为模式显示其与日行性生物的区别或对立。其次，蚰蜒“每遇风雨即出”。风雨天气象征秩序的打破，而蚰蜒的行为特征与这些动荡密切相关。同时，蚰蜒还具有“闻腥辄集”的特性。腥味可能源于伤口、流血或死亡，这一特性将蚰蜒与血腥、腐败甚至死亡联系起来，强化了它们作为秩序破坏者的形象。蚰延的夜行、雨天出没和闻腥聚集等行为特性展示了它们如何与自然界的混乱时刻相关联，又如何与人类所追求的秩序形成对立，进一步强调了它们作为自然秩序破坏者的角色。

二、超自然力作为人类心理的隐喻

《聊斋志异》中的害虫角色常常被赋予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方面，这些弱小的昆虫在故事设定上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来实现以小博大的情节；另一方面，这种超自然力量也是人类某些心理状态的外化表现。

（一）人性弱点的放大

在前文提到的《藏虱》中，虱子被封在树洞中多年不死，甚至可以通过简单的触碰夺人性命。这种在寿命和能力上的夸张设定显然带有超自然色彩。超自然力量通过乡人自身的疏忽和触碰诱发，害虫的超自然力量可以被视为人性弱点的放大器。首先，乡人在发现虱子时并未立即消灭，而是用纸包裹并塞入树洞，这种疏忽大意的行为埋下了隐患。虱子的超自然力量是对乡人疏漏的放大。其次，乡人自认为能控制和处理虱子，未采取进一步行动，这种轻慢态度和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虱子的超自然力量是对乡人自负的放大。最后，乡人多年后再次发现虱子时，出于好奇将其放在手中观察，这种好奇心触发了虱子的复活和膨胀，最终引发致命后果。虱子的超自然力量使得乡人的弱点被突出放大。乡人象征性的死亡不仅是对个体的惩罚，更是对所有轻视自然力量和因果报应的人类的一种警示。

（二）恐惧心理的外化

1.巨蝎的象征意义与超自然力量

在《聊斋志异·大蝎》篇中，巨型蝎子的形象同样是超自然力量的显现。它作为恐惧心理的外化，不仅表现了人类对害虫蝎子本身的畏惧，更象征着人类在面对未知和不可控的危险时所产生的深层次心理反应。《大蝎》描述明朝将军彭宏追剿贼寇至蜀地，发现一座荒废百年、传言有妖怪作祟的大禅院。彭宏命士兵搜查，进入的人都头痛不已，随后，一只琵琶一样大的蝎子现身，众人惊恐逃散，彭宏最终放火烧毁了禅院。从时间跨度来看，故事中蝎子存活的时间至少和禅院荒废的时间一样久，也就是超过百年；从空间大小来看，蝎子的大小和琵琶一样，超过正常蝎子数倍；从能力设定来看，巨蝎能够控制整个佛阁，并让进入其领地范围内的人类都头痛难当。巨蝎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能力上都被赋予了超常的力量，这种夸张使它超越了现实中的危险物，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超自然力量化身。

2.古代社会对未知危险的恐惧

巨蝎的超自然特质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害虫的恐惧和敬畏，将人类对未知危险的恐惧外化。将军彭宏和士兵们在寺庙内感到头痛，这种生理不适象征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寺庙本应是安全和庇护的象征，但在故事中却成为危险和恐惧的源头，这种颠覆性设置让读者感受到安全感的崩塌。巨大的蝎子象征未知的神秘力量，当地人和彭宏对它的恐惧和最终的焚烧行为，都是人类对未知和潜在危险的反应。彭宏放火烧毁禅院是否真正解决问题，作者并未给出明确结论。

（三）无助情绪的托付

1.蝗虫灾害、民间信仰与超自然力量的敬畏

蝗虫是古代社会的一大灾害，直接威胁着百姓的生计，民间亦有通过祭祀“驱蝗神”的方式祈求避免蝗灾。“驱蝗神”的存在反映了人类对害虫的恐惧和控制欲望，以及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助和对超自然力量的依赖。与之类似的是，《聊斋志异·柳秀才》一篇讲述明末蝗灾肆虐，县令忧心忡忡之际梦见一位自称柳秀才的高冠绿衣人献策，指示他哀求一位实为蝗神的妇人。县令依梦行事，妇人答应蝗虫不损害庄稼，但因柳秀才泄露天机，蝗虫食光柳树叶子。事后，县令悟得柳秀才即为柳神。故事中虫灾的解决是由于神异力量的降临，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依赖，实际上是人类对自身无力改变自然现状的一种心理投射。

2.蝗神和柳神的形象与象征意义

在《柳秀才》中，民间“驱蝗神”的功能被蝗神和柳神两个形象分别承担。其中，妇人蝗神对应着驱蝗神控制蝗虫的能力，是连接自然界中的蝗虫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桥梁；柳神象征着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策略和求生欲望，是连接人类意愿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桥梁。二者既是文学对民间信仰的映射，也使得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力量，超自然现象与现实世界在故事中得以顺利交往互动。

3.人类在面对超自然力量时的被动性与应对策略

无论是蝗神还是柳神，都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人类在面对这两种力量时显得极为被动，只能通过祈求和敬畏来寻求生存。县令是故事中唯一的人类角色，他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虫灾，直到梦中柳秀才的出现才成为转折点，显现出人类在灾难中的无力。县令按照柳秀才的指示去求蝗神，试图通过恳求与祭祀来化解蝗灾。酒食祭祀和跪拜象征了人类通过宗教仪式来控制和管理威胁的传统信仰，反映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依赖。尽管柳神为人类提供了避灾策略，但未能完全消除灾难，只能通过牺牲和转移的方式减轻危害。这种无奈进一步凸显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感，展现了面对虫灾时的求助心理和对自然秩序的敬畏。

三、害虫复仇作为道德法则的隐喻

在《聊斋志异》的害虫故事中，无论是以昆虫形态还是人类形态出现的害虫，都常常展现出报复性行为。这些复仇行为通常遵循人类社会传统的道德法则，暗示着自然法则与人类道德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善恶报应中的因果循环

1.《聊斋志异·蝎客》的情节概述与虿鬼的象征意义

《聊斋志异·蝎客》讲述了南方一位蝎子商人每年来临朐收购蝎子。某年，他突感不安，预感自己因杀生过多招来报复，紧急请求客店主人保护。店主让他蹲下，并用大瓮盖住。不久，一位黄发狰狞的怪人（虿鬼）闯入，寻找蝎客。店主谎称他已离开。怪人四处嗅探后离去，店主以为蝎客得救，掀开瓮盖却发现蝎客已化成一摊血水。故事中，虿鬼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也是道德法则的执行者。虿即蝎子一类的毒虫，虿鬼并非凭空而生，而是被捕杀的众蝎子实现以命偿命复仇的超自然化身。

2.因果报应与自然道德秩序的维护

蝎客因长期从事蝎子的捕杀贩卖而招致虿鬼的追杀，虿鬼的出现是人类行为的直接后果，展示了自然界对人类行为的某种惩罚机制，以及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警示。蝎客每年大量捕捉蝎子并以此牟利，他的经商手段是一种贪婪残忍、破坏秩序、只顾眼前利益的恶行，而恶行招致恶果，虿鬼的复仇不仅是对蝎客个体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其背后所代表的贪婪、残忍等人类道德缺陷的象征性审判。虿鬼作为自然法则的执行者，既确保自然秩序的持续与稳定，也确保善恶有报的道德秩序不被破坏。这种秩序法则不仅涉及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也涉及道德世界的因果报应。

3.复仇过程的叙述特点与保护措施的无效性

虿鬼复仇的过程和手段都充满了神秘和恐怖色彩，带有强烈的感官体验和叙事张力。故事以蝎客的恐惧开始，以其死亡结束，形成一个完整紧凑的结构。店主这一保护者角色的介入增强了冲突和紧张气氛。尽管店主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作为物理屏障的大瓮根本无法抵挡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最终也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简洁迅速的复仇过程突出了虿鬼的强大和无情，也暗示善恶有报的因果法则是绝对且无可逃避的，不带任何情感波动。

4.复仇对象的明确性与因果观念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虿鬼的复仇对象始终只有蝎客一人，即直接犯下恶行、造成破坏的人。在蝎客求助时，店主不仅迅速用大瓮保护蝎客，还撒谎帮他隐瞒踪迹，但这种欺瞒行为并没有使虿鬼的复仇波及店主，恶果依然只由蝎客一人承受，这与许多传统复仇故事中“株连无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店主实际上并未直接参与蝎客的恶行，帮助蝎客也是出于善意，故此不在复仇的范围之内。这种理性的判断体现了复仇行为背后的因果观念：行为后果必然与其道德性质相符。虿鬼善恶分明的做法增强了其复仇的合理性。

5.类似故事的解读与因果报应的普遍性

《藏虱》一篇同样可以作为害虫复仇的故事进行解读。虱子最开始被乡人困在树洞中，数年后当机会来临，虱子通过吸血完成了报复，这可以解读为弱小生物在遭受人类无意或有意伤害后，通过超自然的方式进行复仇的叙事模式。虱子在被困多年后仍能以极其迅速的方式对乡人进行致命的反击，由一个被遗忘的弱小生物变成致命的复仇者，而乡人当初无意的举动在多年后得到了惩罚，这一设置也符合因果报应的观念，即使是微小的行为或疏忽，也可能随着时间积累并最终带来后果。

（二）背叛行为中的秩序惩戒

1.蝗虫行为的道德意图与背叛行为的具体表现

《柳秀才》一篇中，害虫的复仇并非针对人类，而是转向了同为超自然力量化身的柳神，由植物代替人类承受了来自害虫的惩罚，展示出昆虫（蝗虫）、植物（柳树）、人类（县令）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故事中蝗虫的行动并非纯粹的破坏，而是由蝗神——一个人类化的形象所掌控，这意味着蝗灾的发生并非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与蝗神的意图相联系，带有明确的道德意图和人性化判断。因此，蝗虫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针对特定目标的惩罚。这种惩罚的缘由有三：其一，柳秀才将蝗神的存在及行踪透露给了人类，这违反了“天机不可泄露”的规则，干预了自然原有的发展和运行规律，蝗虫的复仇是对这一泄密行为的惩罚；其二，柳树作为植物，在生态上与蝗虫有着更紧密直接的联系，但柳秀才却选择与人类合作，背离了生态共同体，这种“内部”的分裂和背叛激怒了蝗虫；其三，柳神和蝗神同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柳秀才本应保持沉默或协助蝗神的行动，但他却背叛了“同类”间的默契和盟约，转而与人类站在同一阵线。无论是作为柳树还是作为柳神，其倒戈人类的行为都是对同族的出卖和背叛。在故事最后，蝗虫只攻击柳树，这种选择显示出复仇明确的指向性，具备强烈的道德惩罚

意味。

2.人类在复仇故事中的角色与自然的回应、警示与保护

人类在复仇故事中同样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面对蝗虫的威胁，县令的担忧和随后的行动无意中牵涉到了自然法则的运作，也使其间接成为复仇过程的一部分，但人类并非最终的复仇对象和后果承担者。相反，最后柳树被蝗虫毁尽，承受了蝗神的不满和惩罚，成为保护人类社会的替代性牺牲品。这种攻击对象的变化实际上是自然力量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回应和警示，既体现出自然秩序的神秘不可预测，也暗示了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蝗虫的复仇又并非是完全毁灭性的，而是经过调和与控制的，以间接的途径展示了自然的威胁力量。柳树承担的象征性代偿表明，自然并非以无差别的惩罚来回击人类，而是通过针对性的行为传递出警示与惩戒，也暗示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潜在的互惠关系：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可以换取自然的庇护与支持。这种关系的构建强化了自然法则中既有威胁又有保护的双重角色，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依存与互动机制。

3.故事的哲学思考

在《柳秀才》中，蝗虫象征了自然界的惩罚力量，柳神（柳树）象征了自然界的庇护力量，而人类则处在自然力量的调节和控制之中。昆虫、植物与人之间的微妙互动不仅仅是故事情节中的象征性安排，更是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一种哲学思考。

四、结语

《聊斋志异》中的害虫故事不仅仅停留在对超自然力量的描绘上，还通过这些超自然的隐喻展示了自然秩序、人类心理和道德问题之间的张力。害虫角色在故事中不仅象征着秩序的隐患，还通过复仇与惩罚的超自然表现，体现出自然伦理和道德法则的隐喻。这些故事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跳出了传统复仇故事以国仇家恨、仗义雪耻为主要动机的模式，关注到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秩序的影响，揭示了更为深刻的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警示人类不可忽视道德与自然的双重平衡。这一隐喻既是对古代人类心理的映射，也是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作者简介：赵卿竹（199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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