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全碑》对明末清初关中访碑的影响
作者： 刘欣宇陕西关中地区自古文化底蕴深厚，尤其受关学滋养。尽管宋代后文化氛围趋弱，但明末金石学逐步复兴，《曹全碑》的再现引发学者和书法家关注，掀起访碑热潮。此后，诸多金石学著作如赵崡的《石墨镌华》和郭宗昌的《金石史》相继问世，对《曹全碑》进行增补和考证。本文将探讨《曹全碑》与关中访碑风气的联系及其历史和文化意义。
一、陕西“关中”文化与“关学”发展概述
陕西关中，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金石学资源丰富，包括长安城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和72座帝王陵墓。宋代金石学家欧阳修、赵明诚等对陕西石刻进行了详细记录和研究，郑樵、陈思等亦收录大量关中金石资料。然而，宋代后政治中心北移，经济重心南移，关中逐渐沉寂。
“关学”起源于北宋张载，强调实践和儒家礼仪，倡导“气本论”。宋元明时期，“关学”发展并逐渐明确为地域性学派，由冯从吾提出并在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推动下形成概念。明代“关学”吸收其他学说优点，批判和反思学风，形成崇尚气节、注重实践、以礼教为先的特点。
明末“关中金石圈”形成，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关中学者搜寻和研究金石碑刻，开创“前碑学”，促进清代金石学发展。《曹全碑》的出现成为关中访碑的契机。
二、《曹全碑》与关中人士的访碑活动
（一）关中访碑与《曹全碑》的出土
《曹全碑》于万历初年出土，晚明金石学家赵崡最先著录并考证该碑，成为关中访碑运动的引领者。赵崡携拓工和仆役深入古迹发掘与摹搨，并在《石墨镌华·自序》中详述家学渊源和对古碑刻的热爱。
赵崡的《石墨镌华》历时三十余年，于1618 年成书。赵崡的家学底蕴深厚，虽不能断定《曹全碑》激发其访碑热情，但其对《曹全碑》的发现和考证方式反映了关中访碑思想——躬行实践。这不仅影响关中访碑活动，也为明末清初的访碑活动树立了典范。
（二）赵崡与《曹全碑》
1.赵崡的访碑之旅
受“关学”流派的影响，赵崡在其著作《石墨镌华》中收录的碑刻，无一不是他亲自探访并锤拓所得。他常常轻装简从，仅骑一匹瘦驴，身边伴随着一名童子和几位搨工，穿梭于山野之间，其足迹遍布关中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每一块新发现的碑刻，赵崡都要亲自将其清洗干净，确保无尘无垢，之后才进行精心的锤拓工作。
2.《石墨镌华》的编纂与出版
赵崡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才使得《石墨镌华》得以出版。该书中所收录的碑刻，有许多是欧阳修、赵明诚和洪适等人未曾见过的。赵崡在每篇碑文之后都附有一则跋文，详尽地阐述了考证的结果，深入剖析了碑文的内容，并且还附有赏鉴品评，客观严谨，不因其名气而定其品质。这些都远远超过了杨慎的《金石古文》和都穆的《金薤琳琅》。而《曹全碑》正是赵崡所见到的最重要的一件文物，他的跋文也是后世学者研究《曹全碑》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赵崡的宣传，许多喜欢古物的学者和书法家都想目睹新出土的《曹全碑》，这无疑推动了关中地区的访碑活动。
（三）关中金石学的代表人物郭宗昌
1.郭宗昌简介
郭宗昌，字胤伯，号涉园，陕西华州人，家族学术底蕴深厚。其父郭性之为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擅文学、书法和收藏；岳父家为关中著名东氏家族。郭宗昌精通古文训诂和诗词格律，擅长分隶，对金石碑版有浓厚兴趣，在文学、金石学和军事等领域均有涉猎。
2.郭宗昌的社交圈与收藏
郭宗昌的访碑活动在史料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然而，他与赵崡一样，积极参与到访碑的过程中。在访求碑刻之余，郭宗昌与关中地区的众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青门七子”、东氏兄弟（东荫商、东肇商）和王承之等。郭宗昌评价“青门七子”：“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结社青门，分余半席，苟非斯道冠盖不入故，鉴赏斯精。”郭宗昌与“青门七子”交往甚密，经常一起鉴赏碑帖拓本。其中，朱怀䨈、朱怀圧、朱谊㳆、朱谊汜曾在郭宗昌处赏鉴《西岳华山碑》，而郭宗昌也在“青门七子”处见过最精美的《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版本。
郭宗昌所收藏的《西岳华山碑》是天启元年（1621年）由东氏兄弟赠送的。东氏兄弟与郭宗昌两家是姻亲关系，东氏家族是关中地区著名的收藏家族。郭宗昌、东氏兄弟和赵崡在政治仕途上都不如意，因此他们选择隐居山中，饮酒作诗，访求名胜古迹，共同欣赏金石书画，为“关中金石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3.郭宗昌与京城文人的交流
郭宗昌在京城任职三年。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京城的文人墨客，如钱谦益、王铎、孙承泽、韩霖和张尔唯等。郭宗昌博学好古、超然物外的形象受到了当时人们的高度赞扬。加上关中地区深厚的人文底蕴、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不断出土的金石碑版，为关外人士日后的关中访碑创造了条件。
（四）王弘撰与关中访碑的延续与发展
1. 王弘撰简介
王弘撰，字文修，号太华山史，陕西华阴人，著有《山志》等。他是典型“关学”士人，处于明清鼎革时期，虽有遗民情结，但选择“以游为隐”，广泛结交名士，体现关学思想。在推动关中访碑与外界交流方面，王弘撰最为活跃，集郭宗昌金石学观念之大成。
2.王弘撰与《曹全碑》
王弘撰从小就酷爱金石书画，还未到弱冠之年便跟随郭宗昌游历，赏鉴金石书画。在书法理论和实践方面，他深受郭宗昌的影响。最早显示两人交往的证据是郭宗昌为王弘撰所藏《曹全碑》拓本的封面题签，当时王弘撰年仅十五岁。
3.王弘撰的金石学观念与影响
每当提到《曹全碑》的著录情况时，关中人士赵崡、郭宗昌和王弘撰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们在《曹全碑》出土后，积极进行访拓记录，主动或间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为《曹全碑》的赏定奠定了基调，使《曹全碑》成为关中地区碑刻的一颗新星。除了探寻关中古碑，《曹全碑》的出现也为关外人士的到来提供了新的契机。
三、《曹全碑》与关中以外访碑人士的联系
（一）明末清初关中碑刻的吸引力
明末清初，关中碑刻除了对关中人士的吸引外，关中地区以外的学者、书家也对关中碑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多次亲至访碑。虽然没有直接关于访拓《曹全碑》的文献记录，但从人物交游关系和传世书迹来看，《曹全碑》的身影已知贯穿在当时访碑活动的过程中。
（二）王铎与《曹全碑》的关联
王铎隶书风格明显多取法《曹全碑》，文献中虽无记载王铎隶书取法的学书法经历和具体对象，但是明代隶书被吴门隶书笼罩的情况下，王铎可以以《曹全碑》的新奇面貌示人，足以证明其对《曹全碑》碑刻或者拓本有着一定的认识。且王铎多次到关中访碑是不争的事实。
王铎在关中访碑期间，曾题跋郭宗昌《西岳华山碑》作诗数首，其中一首诗名为《欲卜居华山顶与南中斡、郭胤伯、王季安、东氏兄弟》，从诗文题目中可看出，王铎与东氏兄弟也有交往。王铎与东氏兄弟、郭宗昌等关中人士交好，得见《曹全碑》拓本应该是自然之事。虽不能直接证明王铎在关中的访碑主要是为了《曹全碑》，但从后世所传王铎的隶书手迹，很明显可以看出全从《曹全碑》而出。相信以王铎的影响力，以此隶书风格在江南地区行走，对更多好古人士到关中地区访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三）孙承泽与关中人士的交流
清初大收藏家孙承泽与关中收藏家东荫商也有所交往，东荫商进京之时，恰逢孙承泽闭门谢客期间，但在朋友的引荐下，孙承泽开门迎客并畅饮于家中，可见二人已非泛泛之交。孙承泽在汴梁做官期间，与同在汴梁的关中人士苟好善相交，一同讨论、赏鉴过《兰亭》石刻的拓本。苟好善，字若诚，醴泉人，历任长治兰阳令，曾编纂《醴泉县志》。苟好善是赵崡的访碑好友，赵崡在《访古游记》中详细描述了与苟好善访碑所得，可谓收获颇丰。苟好善所编纂《醴泉县志》与以前的县志有所不同，其中详细记载了当地访碑的情况，这对后来地方志的详细分类以及最后独立出来的地方金石志，有着体例开创之功，也反映了当时的关中访碑热。
（四）赵崡和郭宗昌对《曹全碑》的推崇
赵崡和郭宗昌二位对《曹全碑》的推崇虽然没有在与当时学者的交流中具体体现，但是以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面对一块刚出土且完好如初的汉隶碑刻，不会不产生兴趣，也不会不向其所在的学术领域进行宣传、传播。
（五）明末清初学者、书家与《曹全碑》的关系
许多明末清初的学者、书家，虽从记载看不出其到过关中地区，但其确是《曹全碑》的忠实拥趸，同样他们也是身体力行的访碑实践者。如朱彝尊、郑簠、陈恭尹、傅山、王铎等。
1.朱彝尊的影响
梁章钜在题跋朱彝尊临《曹全碑》册中提到，朱彝尊在当时极力倡导复兴汉隶，对《曹全碑》较为青睐，并引领时风，影响当时诸多隶书名家如程穆倩、林吉人、顾云美、郑谷口等人。
朱彝尊所处时代，访碑已成为文人当时的风尚。朱彝尊在记录自己的访碑历程中，并未提到亲至关中访碑，而是大多集中在山东、山西、北京和部分南方地区。但正如梁章钜所言，以朱彝尊对汉隶的追慕和对《曹全碑》的提倡，以及其《曹全碑》的书法实践，都让《曹全碑》成为当时汉碑的宠儿。相信以朱彝尊在当时的威望，其追慕者学习《曹全碑》并且亲访《曹全碑》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对关中以及其他地区的访碑活动都有所促进。
2.郑簠的实践
清初有着国朝第一圣手的隶书名家——郑簠，也是受到朱彝尊影响，开始关注《曹全碑》，并将其作为主要取法对象，同时广习汉碑，进而广搜汉碑，是名副其实的访碑狂热爱好者。郑簠的访碑路线，走的是山东、北京路线，并未前往关中，但是郑簠在山东期间，还临习了《曹全碑》，并且在北京期间，他还拜访了孙承泽，前文已知，孙承泽与关中好古人士的密切关系。不难想象，对隶书有着强烈兴趣的郑簠，对关中“隶书新贵”的《曹全碑》，在孙承泽处一定会进行一番询问和学习。
（六）清代金石学家的关中访碑活动
即使是在清代访碑最兴盛的时期，除了山东、山西，关中也是金石学家们所重点关注的地区。清代金石学家王昶在陕西为官期间，就对关中金石碑版做了大量仔细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孙星衍也曾入关七年，访求了关中许多金石碑刻，其中多为瓦当文字。
四、结语
《曹全碑》的出土不仅激发了关中地区的访碑热潮，也对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赵崡、郭宗昌和王弘撰等关中学者通过实地访碑和详细考证，推动了金石学的研究和传播。同时，《曹全碑》也吸引了关中以外的学者和书法家的关注，如王铎、朱彝尊和郑簠等，他们的访碑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关中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学术繁荣。总之，《曹全碑》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丰富了金石学的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学术风气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艺术研究院）
作者简介：刘欣宇（1994—），男，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书法创作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 王小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