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文体风格的嬗变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的唐代中期前的墓志铭文多为骈体文。骈体文强调典故与修辞，观者较难从墓志铭文中得知志主的具体言行。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唐后期的墓志铭文骈体文色彩逐渐淡薄，更具体地描写志主的事迹，传达对于志主无限的追思。

一、初唐时期墓志文风华丽繁缛

初唐时期的墓志铭文文体继承了之前六朝的骈俪文风。当时流行的是四六骈体文，其主要特征是对仗工整，援引典故，用词华丽，因而在叙事方面会有些偏颇，不够准确。再加之文人对于自我才华的展示，文饰的过量使用及典故的大量堆砌，使得铭文变得虚骄僵化，墓志格式也与之前有所不同。唐墓志中没有“铭”之后的家庭成员记述，取而代之的是志主的记载，通常是放在志主信息、记事部分之中。

例如，《唐故蒲州虞乡县丞王君（安）之志》：

“君讳安，字海宁，河南偃师人也。其先太原汉司徒允之后，周文王之苗裔。晋永嘉从播从宦居焉。祖通，豫州大中正；父道，洛州主簿。”墓志记载了志主王安的名讳、祖籍、先祖和父亲的基本情况，接着是志主一生的介绍，这部分是志文的主体，所占篇幅也是最大。“君少游闾里，非英俊不群。书记博览，同侣嘉其睿哲……焬皇亲伐辽东，拔君任沧海道行军司马。君还授太仆寺典牧署丞，复除冀州斌强县令。燕赵烽起，豺狼竞驰，途路梗涩，辞官养疾。大使观公杨恭仁权授宋州下邑县令。辞不获免，单车之任……”志文详细记述了志主在少年时代的睿智，之后入朝为官并随隋炀帝讨伐辽东，任沧海道行军司马。燕赵战争时王安欲辞官养疾，但未获同意。“值隋季运尽，丧乱弘多，熊兕交横，百城烟绝。君幽严饮啄，退耕不仕”，记载的是隋末战争之后隋朝败落的萧条场景和王安辞官耕地的事迹。不久后，改朝换代。王安为官时受到“众人钦望”，因此在唐朝再次出仕，官任虞乡县丞。“贞观八年寝疾，三月廿七日奄捐馆舍，时年六十有七。以十年岁次景申五月庚寅朔，十七日景午，殡于邙山。瞻眺河岳，俯视龙门，呜呼哀哉！乃为铭曰”，这里明确了志主去世的时间、享年及安葬时间与地点，并传达了对志主的哀悼之意。之后的铭文四字对仗，用词华丽，引用众多典故。“始临真定，纠察有方，百里下邑，境橐无防。讴歌盈路，幣帛缣箱，民赖其德，远近称良。其一。散员巡省，幽狱来苏，救人倒悬，罚罪以蒲。谨密天性，为世楷模，问辽沧海，帷幄演谋。其二。治居太仆，每有章程，孳育课导，恩煦以情。毗赞虞部，男贤女贞，群寮叹尚，朝廷嘉声。其三。命世卓荦，挺生殊异，禀天纯固，研精覃思。囗以迂迴，匡弼是寄，何其不永，迅若御驶。”以骈体文书写墓志，用典故譬喻事物，以古人类比志主。它所强调的是典故的引用与字句的雕琢，这个时期的铭文较为深奥难懂。

二、中唐时期墓志文风弃虚融情

随着唐代诗词及文体革新的兴起，以及古文运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融入散文的元素或骚体的句式。墓志文中的虚骄之风逐渐衰弱，散文化的倾向不断加强。墓志的撰文需要摒弃行文的虚饰，而且这种认知贯穿整个唐代。然而在中唐时期，程式化且虚饰的文风仍占大多数，如《大周朝请郎行戎州南县丞上护军太原王思惠妻清河孟夫人墓志铭并序》。此志为正三品官职太原王思惠的妻子孟氏的墓志，志名记载了朝代、官职、籍贯、姓名、妻、籍贯、姓、墓志名称。此志名称无“故”字，较为少见，根据志文内容，若加“故”字的话，通常在“妻”字后面，妻的籍贯之前。整篇墓志是至亲撰文的墓志，这类志文内容大多为墓主人生前令人印象较深的人生经历，此志满溢哀悼之意，言语之间都表达了对志主离去的不舍。

“夫有天地则夫妇之道成矣，有氏族则秦晋之匹著矣。夫人归我，礼亦由斯。”先是说明志主夫妇门当户对，十分登对。同唐初墓志铭类似，接下来详细介绍志主的姓名及先祖的官职，又展示其父亲虽不在朝为官，但德行高尚。“夫人姓孟号大乘，其先梁相轲之后也，家于清河。曾祖显，祖绪，平昌郡公行夒州都督府长史；父弘义，高尚不仕；或荣称展骥，或道叶潜虬，行藏异塗，声听俱美。”同唐初的墓志铭文写法类似，志文记载了志主的好性格，佳容貌，卒于何时何地，又年芳几何，以及安葬的时间地点。而此志与同期不同的是，在接下来的行文中，夹杂着三处对志主的哀思。撰文者是志主的丈夫，失去夫人的痛楚在行文中满溢出来。“悲夫！阅水东流，先百年而易尽；曜灵西迈，奄囗化以难留。以证圣元年四月十七日寝疾，卒于来庭县永泰坊里第，春秋五十有九。呜呼哀哉！夫何生兮道既远，神何聪兮寿不长，想冥冥于玄夜，闻萧萧于白杨。以其年五月十四日葬于北邙山原礼也。子女崩绝，亲宾失容，图徽纪德，以旌不朽。”

铭刻和铭志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古代的“四言体”铭文在结构上较为严格，而与之相对的志文却展现出一种自由的叙述风格。早期的墓志铭中，铭文常常采用工整的对偶和严格的韵律，这一传统在中唐时期仍旧得以延续。中唐时期，墓志铭文字的表现形式逐渐丰富，但四言格式依然是铭文的主要句式。

唐代中期兴起古文运动，反对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目的在于恢复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相结合。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强调文章应阐明儒家道理，反对六朝以来讲究声律及辞藻的骈文。“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著作郎刘知几也反对爱好骈文者的过度藻饰，警示后来撰史者，史家作文都要藻饰的话，那文人就更甚有之了，“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刘知几对当时的浮夸文风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历史学家的写作应当以内容为重，强调“实质要多于华丽”，如果文本缺乏真实性，就不宜从事历史的编纂工作。从文体分析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墓志铭存在着独特的功能与特征，正如：“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迨乎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徐师曾的这段论述总结了志文与铭文的特点及其功能。他认为志文的主要作用在于记录志主的关键信息，如家族世系、寿命、去世及埋葬地点等，以便应对未来可能的墓地迁移等情况。

文风的改变影响了墓志的书写方式。唐代中期的墓志中，引用的典故与华丽的辞藻明显减少，对志主个人的事迹开始有了具体的描述。

三、晚唐时期墓志文体追思恳切

《唐故朝议大夫守国子祭酒致仕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赠右散骑常侍杨府君（宁）墓志铭并序》这篇墓志记载了杨宁去世的时间、遗言及下葬的情况，格式属于在盛唐时流行开来的变体格式，且在引用遗言上颇有新意，同时，墓志铭后附加的是皇帝褒赠的制文，其他部分则与一般墓志近同。《旧唐书·杨虞卿传》中记载：“父宁……有口辩，优游公卿间。窦参尤重之，会参贬，仕进不达而卒。”而墓志中记载的杨宁身世及诸子十分详细，与《旧唐书》记载有不同之处。“稍移陵阳，廉使博陵崔公优延礼貌，置在宾右。表授试大理司直，充采石军副使，进殿中侍御史。……蚩蚩允怀，主公赖之。永贞初，有诏征拜殿中侍御史。”撰志之人是志主杨宁的宣州同事钱徽，在志文中有署，“朝议大夫守太子右庶子武骑尉吴兴钱徽撰”。志文中并未说其“仕进不达”，不仅“主公赖之”，还被诏为殿中侍御史，《唐六典》记载，此官职为从七品上。之后杨宁更是官场得意，出宰河南任郑州刺史，再任太仆卿直到最后的国子祭酒，已然是从三品的职事官。

墓志所表现出的对于志主的追思和哀悼是较为真切的，也是晚唐时期的文风特色体现。这个时期的墓志较多地记载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对子女的记述。除名字、官职、婚配之外，甚至还可以看到庶生子女的出现。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墓志文风与之前的文风有所不同。

墓志的作用，在于传后，以期不朽，所以多请托他人撰写，以为征信。馆藏唐代墓志请托撰文者的身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史官从事者、有文学造诣者、墓主旧识。其中，史官从事者便是指撰文者有从事史官的背景，因为从事治史的工作，所以民众认为其所述志铭会相对可信，能够做到“不文”及“直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于墓志的功能要求有所增加，不仅期望其能够在迁葬或归葬时候标记墓主，且希望能够表达哀思的优美志文可以托名久传。另外，晚唐墓志文风的转变也与文者的身份有所关联。

四、结语

墓志铭的铭文和志文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区别，志文突出了文的特点，而墓志铭文则与诗的状态相接近。志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记录志主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出生地及葬礼等相关事项，尽可能详细，但是这些信息又很难用四六骈句的文风、句式来表达，所以尽管是文体独立之后的墓志铭文，志文中依旧有散体句子的存在，不过实际数量不多，大多数文字仍然是以四六骈句的形式写就。在盛唐之后，文体经历了变革，复古潮流的影响使得文人在追求先秦两汉时期文章的精髓与表达方式时，逐渐增加了散文形式的结构。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铭可知，其所采用的文体多为四言格式的韵律，鲜有例外。墓志铭的文风具有诗的特性，其以四言为主，实际上承袭了古代铭辞和《诗经》的写作风格。自唐代以来，铭文的形式逐渐变得多样，有的铭文对仗十分工整，用韵特别谨严，导致难以与诗歌进行区别。

就墓志的文体看来，唐代后期的墓志，已经渐渐地脱离了骈体文的书写架构，开创出了独特的一种书写方式，不再拘泥于堆积典故和文饰修辞，而是试图表达出追思与哀悼。在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消沉了一段时间，经过北宋初年的古文家的努力，特别是欧阳修的倡导，古文运动在北宋兴起并达到了高潮，成为文学主流。事实上，这一期间内的文学走向并未走回过去重视典故和修辞的骈体文风，而是慢慢地走向浅显易懂的散文之路。即使是古文运动未全面发展的北宋初期，墓志的文体也不像过去的骈体文一般艰深，典故的引用不但越来越少，文章本身也比唐代墓志浅显易懂。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千唐志斋藏唐代墓志书法研究”（2019SJA1821）；2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千唐志斋唐墓志校勘及书法研究”（2021M692720）。

责任编辑 黄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