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周鲁情感”的误读与价值分析

1934年7月，曹禺创作的四幕话剧《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现代戏剧家李健吾评论其为“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但从第一版至今，《雷雨》多次改动，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外界对于《雷雨》的评价也在不断改变着。

《雷雨》无疑是曹禺戏剧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角色之间复杂的关系，暴露出激烈的戏剧冲突。其中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关系处于最基础的位置，是其他关系及其矛盾爆发的根源。本文将探究《雷雨》中周朴园对鲁侍萍感情的误读及其原因，并分析这段感情的启示意义。

一、“周鲁感情”的误读现象

在对《雷雨》的阅读接受中，存在误读现象：普遍地以狭隘的视角看待周朴园与鲁侍萍之间的情感纠葛，并将其简单地转化为“周朴园对鲁侍萍抱有真情”和“周朴园玩弄鲁侍萍感情”两种片面的观点。对此进一步提炼，问题可归结于“周朴园到底爱不爱鲁侍萍”这样一个是非问题。此种角度在分析探讨的初始，就极大地显示出了局限性与困窘，并且在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断产生着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雷雨》的艺术价值。（下文将“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感情”简称为“周鲁感情”）

二、“周鲁感情”的误读原因

（一）时代话语及曹禺创作态度的转变

《雷雨》的主要内容，从创作之初到现今，并非一直保持不变。学者廖立在《谈曹禺对〈雷雨〉的修改》一文中论及《雷雨》的五种版本：第一种是1934年发表的《文学季刊》上的最早版本；第二种是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单行本；第三种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改动之处较多；第四种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剧本选》，从开明书店的版本复归到了老版本；第五种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1959年单行本印行第二版，再加上修改，形成了现在的通行版。

版本在变，曹禺先生对于创作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最具争议的就是1951年的开明版，曹禺迫于时代的压力，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表现出服从潮流的积极倾向，作出了不得已的让步。这般受时代因素驱动而作出的改变，并没有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背后凝结的意识形态也和曹禺的初衷背道而驰。最早的解释、最初的版本应当最具有真实性和研究价值，最能够代表不受过多外因推动的作者观点，大幅度的修改变动隔断了通向“周鲁感情”的正道。

《雷雨》初版发表于1934年7月《文化季刊》，产生于左翼“革命话语”的时代，并且郭沫若、鲁迅等文坛大家，也将其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并将其作为批判封建家庭的有力武器。《雷雨》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社会主流风向使之与作者初衷产生了偏差，“周鲁情感”也随之异变。因此，在时代语境的主力推动下，曹禺经自己之手，使“周鲁情感”产生了第一重的误读。

（二）重要场面的反误影响

如果基于时代话语影响下的阅读期待视野，认同“周朴园对鲁侍萍只是玩弄与欺骗”这一观点，那么“周鲁”重逢相认的片段就将错误的认识推向更遥远的境地。周朴园在认出鲁侍萍后，自然表现出的慌张、震惊、焦虑状态，和企图用金钱摆平眼前这桩陈年旧事的处理方式，固然是令人唾弃的。在此，对于周朴园的反应是无法开脱也无须开脱的，其行为本质就是胆小懦弱、不负责任。但是讨论的焦点就重返到了“爱与不爱”二元对立的问题上，对周朴园的评价再次回到单一层面，再次陷入误读的窠臼。

1936年文化季刊版的序言中，曹禺先生称：“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以曹禺先生的创作理念为基点，周朴园在这次意外重逢中的种种表现和种种无力的妄想挽救过去、平息过去的挣扎，只不过是愈加地陷入“命运的深渊”中，无法自拔。所以，正确的结论则需要采用新的视角，从局限的感情论中脱身而出。刘西谓认为：“这出长剧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出生于“旧”的环境中受“旧”的观念支配的人，在人生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渴求自救，但终究徒劳无功。那么借此启发，可以看出《雷雨》“周鲁情感”的真正价值与人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

三、“周鲁情感”的价值分析

只有充分认清“周鲁情感”产生误读的诸多原因，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加顺畅地探寻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文本是最具价值的材料，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观点，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当作者完成作品之后，作品的阐释就与作者无关了。无论曹禺先生对《雷雨》的基本内涵做过几次改变，在时代的浪潮涌动中修改了多少内容，最初的版本中始终蕴含着最本质的精神。

（一）避免角色设定的互文影响

在上述的五个版本中，周朴园，除在青年时期，受制于封建家庭的礼教制度，他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之外，再无其他事物处于他的控制范围之外，包括重新归来的鲁侍萍。鲁侍萍则处于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其行为与选择受到周朴园的牵制和影响。二者比较，周朴园是“无所不能”的存在，鲁侍萍则缺乏主动的权力。此外，1951年的版本中，周朴园一度被打上了“帝国主义狗腿子”的标签，和时代产生了互文关系。最初版本中的复杂立体形象趋于平面，失去了原有的艺术个性，大幅度的人物改造，将周朴园这个角色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批驳对象，在情感的内在组成中插入生硬的阶级矛盾冲突，增加了读者把握角色深度的困难。

基于这样的认识，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极有可能忽视周朴园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情感，并且将更多的关怀给予鲁侍萍。罗兰巴特在《大百科全书》“文学理论”词条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利用已有的言辞。”“封建家主”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屡见不鲜，如《李娃传》中，父亲掌握着儿子的“生杀大权”。《雷雨》中存在着类似的形象设置：周朴园有权认定妻子繁漪“处于病态”，必须服药；有权命令两个儿子逼母喝药；有权决定大儿子周萍的去留，仅用言语就能威慑他的言行举止。绝对的权威地位，在周朴园和家人之间竖起了不可见的“隔膜”。

无论是古代小说中封建家主与周朴园的互文现象，还是阶级斗争话语中鲁侍萍的被欺辱者定位，都使读者产生了刻板印象。读者在无意识中，将人的真情从“周朴园”的个体中剥离出来，忽视了其作为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周鲁情感”评价的客观性，务必建立在双方是“一个复杂的人”这一基础上。人物标签及社会文化语境推动读者偏离了关于“人性”的思考，倒向了各自时代的洪流中。“周鲁情感”的认识和探讨，受到不可避免的干扰，最终在读者视野中产生了误读。

（二）填补“第一任太太”处的空白点

鲁侍萍是周朴园两个亲生儿子“周萍”和“鲁大海”的生母，周繁漪是周朴园的第二任妻子，是“周冲”的生母，而第一任妻子的相关信息在剧本中少之又少，甚至难以在读者脑海中形成一个清晰的形象。这在文本中就形成了空白点。

文学话语中，存在着空白、断裂、潜隐。对于文学话语中的这种现象，现象学家英伽登称之为“不定点”。英伽登说：“文学作品描绘的每一个对象、人物、事件等等，都包含着许多不定点，特别是对人和事物的遭遇的描绘。”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人物介绍中，周萍被设定为“其前妻生子”，而通过周朴园、周萍父子俩的对话，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周萍之所以名“萍”，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侍萍”，这场对话发生在名为纪念“第一任太太”，实则是纪念鲁侍萍的房间之中。

假设以周家之外的陌生人视角来阐述周家的家庭关系，外界看到的是周萍的生母即是周朴园的第一任妻子，这与事实情况是相悖的。早早逝去的第一任妻子和鲁侍萍被周朴园通过混淆视线的方式，巧妙地融合成一个人。周朴园的巧妙设置，为长子周萍制造了名正言顺的来历，同时把鲁侍萍放在“第一任妻子”的位置上来怀念，也纾解了青年时期感情上的悲痛。将空白点填补到这种程度，自然而然地也就恢复了周朴园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感情，使他与鲁侍萍处在人性学上的平等的地位，“周鲁情感”讨论的前提条件就满足了。

（三）周朴园与周萍命运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雷雨》阐释为两组交织的戏剧，其中爱情部分主要是：“过去的戏剧”，即周朴园对鲁侍萍始乱终弃的故事；“现在的戏剧”，即周萍与繁漪、四凤纠缠难解的故事。普罗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将母题定义为：“任何叙述中最小的而不可再分割的单位”，如果从《雷雨》中提取出一个母题，即为“不受到认可的爱情终将走向悲剧”。第一代的悲剧在第二代的身上重复上演，并且由于第一代悲剧的伏笔，融入了难堪的乱伦因素，问题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平息，反而变本加厉，带来了更加难以接受的结局，年轻一代为此失去了生命，最终以彻头彻尾的悲剧收场。情感论层面的探究，并不能拯救这个悲情的家族。那么再次反观“爱与不爱”，对于解决“过去的戏剧”的问题，就失去了继续深究的意义，因此就更不用提及对第二代“现在的戏剧”有什么

存在价值。

（四）“周鲁情感”的真正价值

这样一来，“周鲁情感”就脱离了局限，获得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在1936年的文化季刊版的序言中，曹禺先生对自己的创作作出了解释，他采用一种悲悯的视角来观照剧中人物的争斗，并且以诚恳的态度希望看到作品的观众也能够以类同的心情呵护这些可怜的人们。在这样的启示下，重新观照这段过去的难以接受的情感，并探寻其对于双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悲剧能否因新的认识而画上句号，进而引发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

《雷雨》中人物最大的难题就是情感的郁结，不仅局限于“周鲁情感”，大部分角色都深陷入感情中不能自已。那么，情感问题就生发到更加形而上的境界，使处于困境中的人物产生新的认识，获得应有的救赎，也就是关怀人的生存处境。至此，对“周鲁情感”的阐释达到了另一个层面，其象征意义也得到了丰富，更加具有人文主义的温度，把更立体更鲜活的“人”纳入视野。

在家庭关系的桎梏中，在社会环境的限制下，人的情感被压抑乃至异化，情感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悲剧的重复呼唤着对情感的正确认识，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获得新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得到救赎。因此“周鲁情感”的象征意义在于，“呼喊出人对于情感的正确认识，摆脱重复的悲剧，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曹禺先生以最戏剧的方式，给出了最凄惨最难以接受的结局，并用强烈的感染力唤起人们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找光明的人生。

《雷雨》自出版以来，经历诸多变化，值得庆幸的是，现流传的版本是最接近曹禺先生创作初衷的，因此，人们才能看到这部文学经典剧作的本来模样，才能有本可依，辩驳由时代话语等诸多原因而产生的误读形态，从而以此作为基石，跟随曹禺先生的脚步，探寻《雷雨》中的真正价值内涵，获得真正的启示，以此来指导自己的生活。《雷雨》是曹禺先生最宝贵的作品之一，是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一座文学宝藏，永远等待着人们发掘，阐释出新的含义。

（泰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