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生长与对主体性的追寻

身份认同有“身份，正身”和“认同，同一性”两个含义，前者表现个体的差异，后者寻求个体在群体中的价值或情感，其基本含义是主体对自身身份合法性的确认。《冬儿姑娘》是冰心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的冬儿成长环境特殊，其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处于社会新旧交替、家庭剧变中的冬儿，在接纳一个新的身份并努力与旧身份作别时，必然体现出关于“我是谁？来自哪里？到哪里去？”的疑问，因此，作品处处体现着冬儿在特殊环境中的野蛮生长和对主体性的追寻。

一、性别身份认同：对父权的反抗

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以自我为主体不断对女性进行建构，女性成为男性视域下的“他者”。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小说中的冬儿姑娘以一种粗野蛮横的形象向父权世界发起挑战，言说着女性自我的力量。

（一）父权退席后的性别身份塑造

童年时期父亲的离家出走无疑对冬儿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冬儿看破了父亲的懦弱，她以蛮横为自我生存的手段，振臂反抗传统的父权。冬儿的父亲原本在内务府当差，靠着俸禄一家人尚能果腹。清朝灭亡使冬儿的父亲失去工作，也代表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礼教面临挑战。最终冬儿父亲选择了逃避，父亲形象的缺失推动了冬儿主体性的确立。

一方面，父亲的离去让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冬儿不得不小小年纪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的懦弱、社会对单亲母女的不友好、生存的压力等都迫使冬儿选择强硬蛮横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她不打价，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人和她打价，她挑起挑儿来就走，头也不回。”即使是与大兵做生意，也不肯退让：“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让着她。”“走出去”的经历让冬儿区别于传统居于家庭中的女性，形成了男子一般的个性。另一方面，父亲在传统家庭中扮演着规训者的角色，母亲则是父亲的附庸，成为父权下规训者的“帮凶”。父亲形象的缺失也让冬儿少了一定程度的规训，父权退席之后是冬儿相对自主的野蛮生长。

父亲的离家出走让冬儿过早成熟，她挑起生活的担子，用强横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同时父权的让位促进了她精神的自由生长。

（二）冬儿对父权的消解

冬儿对父权的反抗主要体现在对父亲和舅舅的态度上。冬儿很早就看破了父亲离开的真相，直言：“妈，我爸爸撇下咱们娘儿俩走了，你还想他呢？”她的话打破了母亲的自我欺骗。母亲生病之时，她不信神婆说母亲没有为父亲还愿而生病的言辞，“把人家家里神仙牌位一顿都砸了”，这是对父权的直接挑战。传统的父权秩序和权威在这里被消解了。冬儿的舅舅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封建大家长的角色。冬儿父亲刚刚离去时，他作为冬儿母亲家族的权力人物站出来表示要接济冬儿娘俩，这背后蕴含的正是父系社会中男性的家庭权威，但冬儿很快对这种权威提出了挑战。张宗昌兵败时，舅舅劝冬儿去城里躲一躲，冬儿却说：“他们吃不了我，我还要吃他们呢！”后来冬儿以自己的方式征服了连舅舅都害怕的大兵，这意味着冬儿对传统男性话语力量的削弱。

冬儿以相貌的粗犷、性格的蛮横凶悍构建起一个具有“男性特征”的女性形象。父亲的出走为冬儿的野蛮生长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家庭环境，冬儿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女儿”，伴随着父权的退席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男性家长的角色，传统父权的权威被消解，冬儿姑娘以一种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挑战了父权。

二、伦理身份认同：从被庇护者到庇护者

拉康提出了镜像理论，他认为，在镜像阶段，主体将自己置于外部世界，并通过“他者”来发现自我，在他人的认可下体认自我。在小说《冬儿姑娘》中，母亲是冬儿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他者”，母亲成为冬儿的镜像，影响和塑造着冬儿的性格，冬儿身上也折射出母亲的深层性格和内心的渴求，母女两人互为镜像，推动了冬儿身份的转变。

（一）被庇护者

童年时期，母亲庇护着孤独无依的冬儿，母亲的坚强也在催促着冬儿走向独立，母亲作为一个镜像对冬儿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冬儿父亲离家出走后，家境更加窘迫，但冬儿母亲拒绝了娘家哥哥的接济，选择去圆明园砸石头过活，“天天坐在那漫荒野地里砸石头。一边砸着石头，一边流眼泪”。母亲的坚强也影响着冬儿。在母亲的叙述中，她努力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善解人意、勤劳体贴的母亲形象，但读者在细微之中仍可窥探出冬儿母亲的别样性格。在向太太报喜时，冬儿母亲说道：“姑爷岁数也不大，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指的是家中没有公婆可以约束冬儿，冬儿性格强硬，因此母亲有意为她寻一位家中无人的姑爷。而自从冬儿父亲离去后，父亲的亲戚从未出现过，由此推测冬儿父亲的家里可能也没有人。冬儿母亲嫁给父亲，大抵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可见冬儿母亲的性格也并不柔弱。冬儿性格泼辣，霸道蛮横，冬儿作为一面“镜子”，也折射出母亲的性格特征。

这样一位坚忍自强、为生存而挣扎的母亲形象，给童年时期的冬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冬儿在母亲的庇护之下得以野蛮生长，母亲成为理想化的“他者”，冬儿在不自觉之中向母亲靠拢，寻求母亲的认同。

（二）庇护者

父亲的出走、家境的窘迫、母亲强势性格的影响，都使冬儿姑娘早早步入社会，成长为刚强自立的女性。母女两人的身份发生置换，冬儿姑娘从被庇护者成长为庇护者。

父亲刚离开时冬儿姑娘时常哭，“有时从炕上掉了下来，就躺在地下哭。看见我，她哭，我也哭”。这哭声里是对父母关怀的呼唤和寻求庇护的呐喊。等到四五岁时，冬儿姑娘便不再哭，并能够满大街和人打闹。从哭到不哭，冬儿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等到冬儿再大一些，已经能够挣钱养家，“她从八九岁就会卖鸡子，上清河贩鸡子去，来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得比大人还快”。这一时期的冬儿姑娘已经有意识地承担起养家者的角色，及至后来，母亲的玉米被邻居偷了，“她坐在门槛上直直骂了一下午”，为母亲出头时，已经完全成为家庭的庇护者。

冬儿姑娘在母亲的庇护下逐渐成熟，儿时在市井叫卖的经历使传统对女性的标准被削弱，冬儿得以在自由的大环境中野蛮生长，其主体性意识也不断增强，最终成长为家庭的庇护者。

（三）“母女镜像”下的复杂情感纠葛

冬儿追寻主体意识的过程中以母亲为镜像不断构建自我，冬儿身上又折射出母亲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追求，母女两人互为镜像，显示出守护与疏离、控制与反叛之间的复杂情感。

一方面，冬儿母亲受到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冬儿父亲走后试图掌控冬儿，但这种掌控由于缺少男权的支持而显得力不从心。冬儿戏弄大兵，到姨父家“也学会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砸神仙牌位，这些都体现出冬儿不愿事事依从母亲。但冬儿的反叛并不是与母亲的绝对对立，这反叛之中仍有对母亲的理解和深深的依恋。另一方面，母亲言语之中对冬儿多有不满，但又体现着包容和欣慰。冬儿砸牌位后，母亲又气又害怕，不敢去见香头。“谁知后来我倒也好了，她也没有什么。真是，‘神鬼怕恶人’……”冬儿姑娘的反叛行为正是母亲想做又不敢做的，冬儿是母亲的一面镜子，母亲对冬儿叛逆行为的默许正是对冬儿追寻自我、反抗世俗的肯定。这恰恰映照出母亲内心深处同样存在着反抗世俗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冬儿那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在《冬儿姑娘》中，母亲作为冬儿成长中重要的“他者”，为幼年的冬儿提供庇护，促进了冬儿的野蛮生长。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冬儿的主体性不断增强，成为母亲的庇护者，同时反叛着母亲。母女镜像叙事展现了冬儿和母亲幽微复杂的情感纠葛，冬儿也从单向度对母亲的依恋实现了自我的建构和身份的认同，最终成长为精神和经济自立自强的女性，完成了从被庇护者向庇护者的转变。

三、阶级身份认同：生存下的认同困境

阶级身份认同即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集团或群体，并认识到作为集团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新旧并存、传统和现代对立的时代，冬儿一家与芸芸众生一样。一方面，冬儿受自身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社会思潮影响，已经具有了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受阶级的限制，她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最终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选择了订婚，体现了特定阶级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社会解放思潮与上层阶级的特权

20世纪上半叶，女性在多方面寻求解放。放足运动使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身体解放，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传统审美对妇女的角色定位一时之间难以改变。冬儿在四五岁时便满街跑，八九岁卖鸡子来回十七八里地，可见她是没有缠足的。但冬儿的放足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繁重的劳动不允许她缠上小脚，成为一只向人乞食的“小鸟”。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提倡婚恋自由，但新式婚姻观多存在于上层社会中，包办婚姻仍占据主导地位。冬儿是没受过教育的普通女性，自主意识比较薄弱。在冬儿的婚姻中，母亲和舅舅占据着主导地位，舅舅提议“赶紧给她找个婆家罢，‘恶事传千里’，她的厉害名儿太出远了，将来没人敢要！”，母亲以自己的标准为冬儿物色对象，冬儿完成了母亲眼中的“人生大事”，婚姻自主的口号成为社会上空的一记空响。

社会新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观念，促进了女性思想的觉醒，但其对冬儿所处的阶级的影响是微弱的。

（二）主体性的觉醒与底层阶级的桎梏

生于寻常人家的冬儿，其成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一定的主体意识，但冬儿无法挣脱阶级的桎梏，最终选择了向现实妥协，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

一方面，冬儿离经叛道的行为正是对自我的充分肯定。冬儿的性格与传统对女性的定义大相径庭，但她并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只是肆意做自己。她从小就开始耍钱，长大后打牌，姨儿“稍微的说她一句，她就要回家”。冬儿像是开在岩石里的一朵野花，用任性自由挣脱世俗的枷锁，彰显着“我”之为“我”的主体意识。

另一方面，冬儿主体性的追寻是矛盾而复杂的，这从她的婚姻中便可见一斑。冬儿见证了父母不幸的婚姻，也曾拒绝过母亲为她物色的对象，最后她依然选择与母亲满意的对象订了婚，完成了母亲的心愿。“这次总算停当了，我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在冬儿与母亲的互相关照中，等待冬儿的或许是另一段不幸的婚姻，冬儿最终走向母亲期望的婚姻无疑是传统取得的更大胜利。

冬儿在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中精神得以野蛮生长，其主体性的追寻在阶级限制下再次受挫。冬儿离经叛道的行为不被社会认可，她“在”这一阶级但不属于这一阶级，对其他阶级而言，她又不被完全独立的新女性接纳。最终冬儿选择了订婚，获得了母亲和太太的认可，回归到传统的“正轨”上来，其主体性受到压抑，最终走向了身份认同困境。

四、结语

《冬儿姑娘》采用独特的冬儿母亲独白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冰心对普通女性在寻求自我身份过程中主体意识、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探讨。冬儿姑娘是冰心笔下女性形象的一抹亮色，她的身份一次次发生变化，从反抗父权到成为母亲的庇护者，冬儿姑娘的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展现了女性对自我身份问题的探索。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迪迪（1996—），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