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现的中国文论话语

“话语体系”是我国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高度重视，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听清听懂中国声音，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对“话语体系”的讨论体现了对建立属于中国自身“学术范式”的追求，而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紧密联系，它是学术体系的反映和表达方式，也是构成学科体系的纽带。

福柯在20世纪下半叶提出“话语”问题，他认为话语不是简单指向个人的表达方式，更强调隐藏在人们观念之下的深层意蕴，支配着不同主题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甚至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他认为的话语，是巩固和加强权力的重要“踏板”。但在不断的演变和讨论之中，“话语”一词被逐步丰富，成为一种“规范认识”，即“某一学科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公认的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这种规范认识为该科学群体的成员一致拥有，他们都按照统一的规范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国文论也是如此，是在一定的科学规范之中不断变革和运动，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性认识的思想体系、表达方式和学术基础。其中表现较为鲜明的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体现的中国文论话语。

《文心雕龙》作为较为全面的阐释文学产生、构成、发展与接受“全链条”的文学研究专著，其提供的中国文论话语对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进行了初步分类，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范畴，还有对基本文学创作原理的总结，并持续为后期文学理论或概念范畴发展提供范本与话语活力。在当前的形势和时代下，中国文论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题材越来越多，《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也需要不断地被阐释，增添新的活力。

一、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生成简要脉络

“文”或“文学”本身就是变动的词汇，经历了时代与历史发展的洗礼后，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呈现的样貌不一。现代的文学是指一种创作主体以语言为媒介、自我表达的美的创造，是一种西方的分类与解读方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所引的“文学”概念即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以当代或西方的语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诗经》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而从文学理论的源流来说，西晋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创作专论，对文学理论生成的源头、研究对象的限定、理论研究的核心以及实践意义等方面做了充分的解释说明，而《文心雕龙》继承了陆机的行文风格和学理思路并进行扩展，加入了更加详细的作品论以及创作心理研究内容。与同时代钟嵘的《诗品》比较，《文心雕龙》的体系性与全面性更强。从现代学科体系的眼光来看，《文心雕龙》是较为全面的阐释文学产生、构成、发展与接受“全链条”的文学研究专著，正如张法在《中国美学史》中的观点一样，《文心雕龙》为中国美学如何整体地把握审美对象和如何结构一种中国式的理论形态提供了一种经典范式。

二、《文心雕龙》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贡献

话语体系是文学理论和知识的词语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文心雕龙》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提供的素材主要在包括个方面，即体系化的文学理论范畴、精粹的文学创作原理以及为后续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话语活力。

（一）系统的文学理论范畴

《文心雕龙》曾被评为“体大而虑周”，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文之枢纽（文学本体论）、论文叙笔（文学文体论）、剖情析采（文学创作论）、批文入情（文学批评或鉴赏论）。

第一，本体论。《文心雕龙》以“道”与“情”两个范畴贯穿对文学本体、文体乃至创作的讨论。首先，他认为文学存在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道”（《原道》篇中的“文以载道”），“道”是自然界规律，是作者由心生的自然而然的创作规律，也是“原道心以敷章”的统治阶级的基本原则。其次，文学直接动力是“情志”，如“情动而言形”“辞以情发”“情固先辞”等概念，都指向了“情”对于文学的影响和驱动性作用。《文心雕龙》正是以“道”与“情”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以“情采”“文质”“体性”“形体”“文术”等范畴，以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影响的方式说明各种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中提出了情志与道融合并贯穿于文学生产始终的本体论。

第二，《明诗》至《书记》为其文体论。刘勰关于文体论的观点基本继承了陆机的看法，但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并在《明诗》《铨赋》《乐府》等篇目中联系文学史论，包括上古、中古的诗史、赋史以及乐府史等，定位文体风格、语言特色并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讨论。体裁是由作者情实的差异有不同的显现形式，要了解文学的主要观点与情志就必须以了解文体为起始点，将内容与形式统一。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文体类型进行分析：一是解说文体的名称，即“释名以章义”；二是结合具体作品，探索文体的根本，“选文以定篇”；三是考察文体的演变，即“原始以表末”；四是总结文体的要领，即“敷理以举统”。

第三，批评（鉴赏）论。作者在《知音》《程器》等篇中详细分析了关于审美鉴赏的观点，并将审美鉴赏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在《知音》中讨论了审美接受的影响条件。一是“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三种偏见影响了个人的审美感受。二是对于鉴赏者文化水平和层次的要求。他在《知音》中再以“情”的概念引入审美鉴赏的范畴，认为作者在文中赋予的“心”“情”“理”可以为读者或受众的鉴赏力所感知。同时，刘勰也提出了一些提高审美鉴赏力的方法。一是审美鉴赏的心理建设，即以“博观”的方式纠正对于艺术作品的偏见。二是提出了审美接受的方法论，以“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通过对文章体制的安排、辞藻的运用、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常规与变化的关系、论点的材料、文章的音调等部分的分析，体会艺术作品的审美情趣。

（二）文学创作基本原理

在《文心雕龙》的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评论四部分中，创作论是作者结合创作经验书写的，除《序志》外的二十四篇均以创作法则为主，是作者写作涉及篇幅最多、最为重要的部分。

1.创作心理

《神思》篇中提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其中“神”与“思”的结合即是艺术思维中的想象，强调在艺术构思中想象的地位。“神思”最完美目标（“神与物游”）的达成需要经历“虚静”的过程，清除心里的成见，从而“澡雪精神”使创作者的精神高度集中，达到创作时的最佳状态，同时，构思时“志气”与“辞令”是精神活动的“关键”和“枢机”。最后，“神思”产生的结果是“意象”，即客观物象经过主体的情感创造而形成的艺术形象。

“神思”认为精神具有主动性、自由性和主客统一的性质，基于刘勰对精神的理解和对心的探索，艺术想象也就同时具有精神和思维的、自由且超越的性质，是一种突破直接经验或实践限制的心理活动。《神思》篇通过发掘艺术想象的性质，在心理方面对想象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虚静”即创作者内心的心理前提，重视内心的虚空与宁静，清除心里的成见，使精神纯净。“虚静”来源于道家美学，即“致虚极，守静笃”，而刘勰将这一话语上升到艺术与文学的领域，将心灵的虚空状态引入艺术创作的心理机制中。在这一前提下，创作主体通过“虚静”的方式，为精神主体对客体形成的“物象”留下空间。而思维的对象也由实际的“物”变成主体内部形成的“物象”，即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映像，“物象”与“物”的界限得以划分，突出想象包括的“内视”心理活动，并将有直接实践性的感觉与想象进行区分。

第二，“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外物借助它在主体的脑中形成的物象为线索，触动创造主体情思，形成审美意象。“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与“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观点是“神思”来源的两个特点。其一，即开篇所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指想象在极妙处、超越物我的状态，也指创作主体思想、情感与物象相互交融，打破了主客观界限，进而产生审美意象。他承认心灵中精神的主宰地位，并认为“志气”是精神活动的关键。外物以感官的“耳目”来接触创作主体，并以不同灵活度的语言将物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以其情感性成为想象活动的第二个特点，是艺术家在“神与物游”之后的情感变化，这一命题指出在主客结合后，主体的情感变化对想象活动的重要作用，从而达到“物以貌求，心以

理应”。

第三，“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在审美意象的产生过程中，想象活动与对外物的感应因人而异，所以就要求艺术家在达到“神思”的过程前，加强内在修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而穷照，驯致以怿辞”，则是强调对于艺术创作主体修养层次的关注，并认为将内心要求与个人修养统一，需要努力学习和积累知识，培养认真的钻研精神，并顺着个人的创作意愿形成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在作品中完整地表达个人情感与主旨。

在创作的心理过程中表明精神需要借“物象”来贯通，并由情思变化所孕育，而“物象”用其外象使创作者的心理产生反应、在脑中产生映像。在产生映像后，通过创作者的阅历与才学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体验，以“文思”创造文辞，然后通过一定的辞令来驾驭、安排文辞，“结虑司契，垂帷取胜”。

2.审美意象的性质

“隐秀”是指审美意象鲜明生动、具体可感，但因其中富含的思想情感内容无法以文辞的形式表达，同时具有多义性的特征。刘勰以简洁的语言概括了审美意象的特点，同时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对审美意象的理解。而“风骨”的概念却没有那么鲜明的解读，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风骨”不等同于“文”与“质”的关系，也不是概括艺术风格（壮美）的概念，不是“传神”“自然”等美学标准或是情志和言辞方面的要求，而是对文“意”的分析，即对“情”与“理”（情感与思想）关系的分析。

（三）为后期文学理论或概念范畴发展提供的范本与话语活力

首先是对于文学研究内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审美范畴的继承与发展。《文心雕龙》所提供的范畴与概念在中国美学以及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丰富和深化，即使是后期西方文学理论及哲学方法进入中国之后，《文心雕龙》中的范畴依旧保持其精神魅力，不断在历史发展中展现出更为新鲜的活力。下文将以“神思”为例进行分析。

第一，刘勰的“神思”观在理论角度不断被提及和创造。在同时代“神思”就已经影响了钟嵘《诗品》的创作，其中的历史眼光、人物品评和文章思想主旨较刘勰《文心雕龙》的批评和分析更进一步，尤其在“诗有三义”的观点中说明了诗的想象和情感的作用，体现了对“神思”的继承。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思与境偕”与刘勰的“神与物游”命题相互承接，也能看出对“神思”的继承和发展。由相关文献数据可以看出，人们对“神思”的研究一直持续发展着，从未停止过从理论角度对它进行再次阐释。同时，对刘勰提供命题的讨论没有局限于单方面的文化背景之下，而是结合西方文化及西方学术研究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如中西方对比式的比较研究等，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角度，也从多重角度对于其中命题不断地继承与探索。

第二，是创作层面的理论延伸与使用。在艺术创作的研究中，“虚静”经常被艺术家广泛应用，也为优质艺术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理想的心理环境。“神与物游”提出对于想象发生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在创作角度方面有很多的艺术家创作了风格不同的、有创造性的作品，凸显了独特性和想象性。而在创作结果方面，中国的艺术创作方式除了对历史材料的加工，还出现了独立的、具有自我创造性质的艺术形式和体系，从而产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的艺术作品，如当代科幻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想象性与虚构性等。

其次是对学科建设的前驱作用。《文心雕龙》的研究框架依旧具有当代学科的体系化特征，中国文学的许多著作及教材，如《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史概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中国文论通史》等学术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沿用了《文心雕龙》的写作框架。同时讨论本体、文体、作品、创作以及接受的逻辑框架依旧被其他学科所使用，如《艺术概论》从本体论、作品论、创作论、门类论、鉴赏或接受论五个大部分进行写作。

三、结语

刘勰在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的展开上，可能仅具有分类意识和研究意识，但《文心雕龙》的内容在时代的演变中已发展得越来越丰富。中国文论中出现的新学术问题与新对象也越来越丰富，《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也需要在当前的形势和时代下不断地被阐释，增添新的活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作者简介：姚姝含（1994—），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与《红楼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