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元结的讽喻精神

在中唐前期，元结等人继承杜甫的“诗史”传统，提倡“风雅”，不满诗坛现状；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要求诗能“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主张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号召诗歌作者“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元结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具有深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文字是为了人民、为了政治教化而存在的，他是用理智去写诗文的，带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去书写诗文，在文字中表现出对世事的讽喻。

一、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今规讽之流

李因培《唐诗观澜集凡例》云：“唐自太宗开基后，登瀛学士奉诏赋诗，颇为故事。景龙﹑开元之间，一倡百和，竞态争妍，同工异曲，下逮开成，此风未歇。”“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因具有一定的道家思想，向往逍遥，又自号漫郎、漫叟等。他是在由盛唐向中唐过渡的这一时期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皆只以文学为能事，失去涌动的生命力和敏锐的批判力的情况下，元结看到了社会的弊病，他将一肚子不合时宜写成诗文，强烈的讽喻精神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

元结是一个能够用自己的心灵感觉世界，有独立的人格，用自己的手写自己感悟的人。元结在他早期的《二风诗论》中指出其创作目的是“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今规讽之流”。他认为仁、慈、劳、正、理，是人间圣君美好且必具的品德；荒、乱、虐、惑、伤，昏君所犯的恶行皆因此五种恶德致之。既然其目的是规讽，那么写圣君之品德，则说明时主乏之，而言五种昏君，则似乎讽刺时主恍若此般。言古而喻今，是讽喻的常用手法。元结可谓一个至刚至惠之人，天宝六年（747年），整个社会还处在安定繁荣之中，安史之乱的端倪还未曾显现，文人们还在歌唱，还在醉生梦死，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元结却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时主，那种政治家的敏锐与深刻讽喻精神让人惊叹。

二、怨刺时主，心寄苍生

元结在其著名的《闵荒诗》序中毫不讳言地指出：“考其歌义，似冤怨时主，故广其意。”既然知道那是冤怨时主之歌诗，为何又要“广其意”呢？一个“故”字就点出了元结作诗的目的就是要规讽时主，就是要民间的疾苦达于圣听，让那高高在上的帝王明白为自己一己之安乐而使得天下不安乐。在这里不再借古讽今，而是一针见血地把讽刺的矛头对准了时主。仿佛在责问、在愤慨，那种心系苍生的仁义心肠，促使他刚烈而又真挚地表达着对帝王的不满、对人民的同情。

《系乐府十二首》中更是指出了现实社会种种不堪。君臣父子之伦常已经破坏，猜疑、残害、欺诈出现在最亲最近的人伦关系中，“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诈”（《陇上叹》）；礼已坏，声乐也不复纯朴，流于淫亵繁华不实，“耽此无纯朴”（《颂东夷》）；礼乐既然已坏，人心亦坏，“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贱士吟》），志士空怀壮志，沉沦下僚；而人民更是可怜，被劳役租税逼迫得不堪其苦，“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麋。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贫妇词》），最终使得人民离乡背井，“日行见孤老，羸弱相提将”（《去乡悲》）。

在《喻常吾直》中，元结把讽刺的矛头又指向官吏：“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况假一官，而苟求其禄。”这还是说不为人民做主不配做官，但在《贼退示官吏》中则讽刺更甚：“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把官吏视为仇寇，还不如贼，贼尚且有哀悯之心，而官吏本来该为人民之父母，但是他们却把本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元结耻与此辈为伍，“思欲委符节”，在文字中蕴涵了深深的讽刺。

三、以尖锐笔法揭露虚伪矫饰的人情百态

元结的讽喻精神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

元结善于以讽刺手法抨击当时社会中统治者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和虚伪矫饰的人情百态。比如，《丐论》一文写道：“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属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颜色于人。甚者则丐权家奴齿，以售邪妄；丐权家婢颜以容媚惑。”把奔竞趋利的种种丑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令人作呕，令人深思，是怎样的社会弊病造就了这样的现状，可有药方疗救社会？为人君，为人臣者，可曾去寻求这药方？元结通过这样的条分缕析引发世人的思考。而在《虎蛇颂》一文中元结指出“王虎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贤士”，社会竟已如此！猛虎毒蛇皆仁贤胜于人，则人岂不猛于虎，毒于蛇？人不复人矣！写出人心之败坏令人心惊。在《时化》中元结集中而概括地指出：“时之化也，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道德、仁义、礼乐、政教，皆已经毁坏，人君所推崇宣扬的统治工具已然生锈，国家将何去何从？诗人将对国家命运的忧愤隐藏于强烈的讽喻之中。

洪迈的《容斋随笔》载有已佚《元子》一书中《方国二十国事》，而第八卷中所载方国二十国事最为谲诞。“方国之惣，尽身皆方，其俗恶圆。……恶国之惣，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惣，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惣，子孙长大则杀之。”这些穷凶极恶的有悖于良知的故事，皆是洪迈所认为的悖理害教之作品，作者正是以谲诞之构思表现讽时刺世的愤激之情，对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以忠孝仁爱为伪装的儒家道德进行有力抨击。其实在《恶圆》一文中元结就已经反对“圆以应物，圆以趋时，非圆不予，非圆不为”的圆滑苟且之为，过于圆滑导致失去做人的根本道德，暗讽儒家中庸之道。

四、抒发官为民役、以民为本的思想

元结的《辩惑》一文中把讽刺的矛头直指君王，文中写到汉朝南阳郡守治理冀州的时候以黄老思想治理地方，听任治下的官吏惧罪而逃，不加追责，曰：“先王惧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禄，使其富贵，盖为其能理养人民者也。彼乃绝理养之心，以杀夺为务，去而不理，而曰是乎？岂有冠冕轩车，佩符持节，取先王典礼以为盗具，将天下法令而为盗乎？致使金宝千囊，财货百车，令彼盗类，各为富家。”元结在柳宗元之前就明确提出官为民役的思想，并且敏锐地道出了官为盗贼的社会现实，对统治者的虚伪腐败极尽讽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结所作的《大唐中兴颂》一文。这篇颂文作于上元二年（761年），元结于大历六年（771年）请颜真卿书写，并让人刻在浯溪东北的摩崖石壁之上，谓之摩崖碑。十年之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君主已经变换，为何还要重写且刻于石？宋人的观点，瞿佑《归田诗话》作了这样的概括：“元次山做《大唐中兴颂》抑扬其词以示意，摩崖显刻于浯溪上，后来黄鲁直、张文潜皆作大篇以发扬之，谓肃宗擅立，功不赎罪。继其作者皆一律。识者谓此碑乃唐一罪案尔，非颂也。”而笔者认为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元结的心声：“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鸟择栖。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蹰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黄庭坚的诗对玄宗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批评玄宗不从国家大计考虑，沉溺于享受不巩固开元盛世的成就，致使安禄山颠覆政权，“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而元结也说：“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讽刺了君臣荒废政事，不顾苍生，致使人民颠沛流离的社会现实。其二，批评了玄宗在乱后仓皇出逃，不思与社稷人民共存亡，“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鸟择栖”。元结也说：“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对玄宗的批评比较含蓄但是也含着强烈的不满，国乱之时何谈南巡？而百官却不从帝王而投逆臣贼子，岂不令人悲叹！黄庭坚在诗中对肃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元结说：“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君还在，臣夺君位，父尚存，子占父职，忠孝存乎？元结是一个有着很深忠孝思想的人，曾经几次上表要求辞职回乡奉养老母。可见这里对帝王的讽喻，“欢”只是表面，实际上，元结是比较悲哀的，悲哀于忠孝的丧失、人心的虚伪险恶。并且在十年之后旧事重提，也可看出元结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国家中兴的期盼。

元结在其写的墓志《元鲁县墓表》中也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这篇碑文是为元德秀写的。元德秀是元结从兄，元德秀的文章道德皆堪为一时楷模，为政时又能够以德化民，爱民如子，这对元结的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因此，这篇碑文的写法独出心裁，与常见碑文的写法不同，不是泛泛地夸耀生者的生平事迹而有太多的溢美之词，而是采用汉朝赋的主客问答的形式，对碑主元德秀的个人品德做出中肯的评价：“……元子哭之哀。门人叔盈问曰：‘夫子哭从兄也哀，不亦过于礼欤？’对曰：‘汝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元大夫弱无所固，壮无所专，老无所存，死无所余！”把时人的贪婪与元德秀的清廉、正直以及君子慎独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以此来讽刺时世，足以让声色犬马、穷奢极欲之辈为之汗颜羞愧不已，也让后来者为之警醒。

五、结语

封演：“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吕温：“壁记非古也。若冠绶秩命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碟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而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则辛辣地嘲讽因为刺史的逼迫当地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生人几尽”的情况，讽刺那些官吏为了一己之私欲致民众于不顾，造成“数年之间，苍生蒙以私欲侵夺，兼之公家驱迫，非奸恶强富，殆无存者”的社会惨状。最后指出刺史“恶有不堪说者，故为此记，与刺史作戒”，讽刺了官吏的贪暴，改变了以前厅壁记的教条式干巴巴地书写规则的传统写法，把讽喻贯注其中。所以后来做道州刺史的吕温说：“既彰善而不党，亦指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这样具有讽喻精神的前厅壁记，对于后来做官的人有一定的警戒意义，让为官者思考应该如何为官为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元结的诗文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讽喻精神，是因为元结具有儒家仁者爱民的思想，是因为他明白广大的百姓才是政权稳固的基础，他对人民的疾苦与不幸发自内心地同情，他的诗歌散文都是与人民同悲同泣的，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清人认为，“然如元次山《春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元结的文字正是继承了诗经的风雅传统，以讽喻世事为目的。元结以强烈的参与现实的精神和讽喻的态度针砭时弊，不免与当时的抒情、壮烈的激情吟唱不合拍，但是讽喻精神却是元结诗文的灵魂，不论是诗歌还是传统的杂文杂记碑铭表奏，元结都不曾用来歌功颂德，而一律贯注讽喻，令后人感佩。

（吉利学院）

作者简介：王雪（1980—），女，河南襄城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