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地狱变》

任何一部经典之作的风靡都能让作家声名大噪，但同时也为其贴上了难以撕掉的标签。赏析文学大家创作的优秀作品时，除了考察作品中角色形象的多面性、反典型，更为关键的是在对文本的解读、思考中，打破对作者的固有观念。只有忠实再现与还原作者的所思所想，才能跨越时空长河与其对话，获得全新理解。当将文学文本中的角色形象或创作文学文本的作者符号化之后，就提供了被读者阐释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从符号到意义的生成，一直有人的参与。本文以小说《地狱变》中角色形象身上发生的“反身份建构”为契机，进一步探究作家芥川龙之介本人是否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打破读者对其抱有的刻板印象。

一、芥川龙之介在《地狱变》中对自我的反身份建构

作者的反身份建构是对人们思维中刻板认知模型的破除，然而这种大胆的尝试并不如小说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那样直观，因为这里所牵涉的主要是读者针对作者所形成的认知模型。读者对于作者的认知普遍来源于作品，作品的创作风格、角色形象等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也正因此，读者才会忽略作者本人试图通过作品对自我的反身份建构。例如，当分析一个作家，我们常常先入为主地认定其所属流派、写作风格等，或是将作家与作品主人公视作一体，又或是文本创作与作家亲身经历相联系等。这样先入为主的观点不利于读者对作家进行全面且客观的把握。但也正是如此，作者本人的反身份建构更值得注目。

《地狱变》的作者芥川龙之介就将自身的反身份建构进行得很彻底。芥川生母在其出生7个月后发疯，导致芥川从小就略带神经质、易胆怯。1915年芥川爱上吉田弥生，但这段初恋在家人的阻挠下以失败告终。后半生芥川因家人先后离去而饱受折磨、消极而懦弱，致使神经衰弱更加严重。由此可以看出，芥川一生几乎未能完全为自己而活，未能彻底摆脱人情世故，对于自己所执着的人或事也大都是妥协、放弃的态度。而其在《地狱变》中却一反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以彻底打破人伦道德的反身份建构手法塑造了一个画家良秀，他天不怕地不怕、不畏人言、敢于为自己所追求的艺术而舍弃一切，哪怕是灵魂，带给读者巨大震撼的同时，让大众在心里萌发这样的想法：这真的是我们所认识的芥川吗？即心里对芥川的认知与作品所带来的观感产生巨大分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自己最挚爱的女儿被大公占为己有时，良秀不畏王权、三番四次主动向大公要回。如此勇敢、积极、坚持不懈的性格特征与芥川本人截然相反。不仅是所爱之人，对于自己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艺术，良秀也表现出孤注一掷的坚定信念，带有鲜明而强烈的“生”之意识。这与芥川因创作陷入低潮、不安时选择消极而悲观的“死”形成鲜明对比。

就读者而言，画家良秀与作家芥川之间是有明显距离的，无法轻易将画家良秀视作芥川本人的真实写照。这便是作家对有关自己的刻板印象所进行的反抗，这比角色形象的反身份建构要更加深刻、难度也要大得多，因为它是作者对自己的反思与批判。芥川正是深知自己懦弱、胆怯，对未来充满迷惘，才会在《地狱变》中创造出与自己完全割裂的角色形象，这正是书案前奋笔疾书的芥川试图跨越时空，亲口告诉读者他生而为怎样一个“人”。而良秀和芥川之间的对立提醒了我们：将目光映射在角色形象或是作家自身这样单一的反身份建构上，进行一元化分析是不够的。

《地狱变》中的良秀是一位彻底的艺术至上主义者，芥川在《艺术与其他》中曾说：“为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即使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恶魔也在所不惜。”由此不难推断画师良秀是芥川心中最为理想的艺术家形象，而他本人也将这样真实的情感倾注在良秀身上。芥川渴望成为良秀一般纯粹的艺术家，但无奈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他无法做到。正是对自己有如此认真且清晰的评判与认知，芥川才将作家的反身份建构与良秀这一角色完美融合，让身为读者的我们在文本阅读过程中不断质疑、思索。可以说，无论是角色形象，还是作家自身，抑或二者相结合，大都是不断“质疑-改变-再质疑”的过程，这可促使读者在未知与不确定中不断前行，更加接近文本又超越文本、更加了解作家又打破自我的刻板认知。在此过程中，反身份建构给理解文本、认识多面作家开辟了新天地。

日本文学作品中有一类典型小说称为“私小说”。所谓“私小说”本身就是以拟似作者本人的第一人称来叙述私生活中的罪恶、背德、绝望和危机的一种文学形式，是自然主义文学中惯常使用的告白和忏悔的文学主题彻底深化的产物。这类小说的典型特点为：①大都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者；②作者习惯性将自己囿于一个狭窄且封闭的世界里，狭小到周围发生的事情、接触的人都仅限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家庭和家人；③作者借第一人称之口描述自己惨淡的人生经历，表达自我的思想，宣泄情感。尽管这样直接而真实的情感表达能够直击人心、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但一味地将生活中的苦难、不幸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现实生活的彻底幻灭。

众所周知，芥川作为新思潮派杰出的代表人物，反对刻板的纯粹客观描写，主张采用理性哲理的视角来考察人的内心。芥川的早期作品以王朝历史小说为主，其历史小说虽然是讲述历史故事，但重心并非对历史的重现，而是借助历史人物之口表达现代人的心理逻辑与理性。这与“私小说”主张模拟作者本人视角来描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不堪，本质上就截然不同。芥川借古喻今、针砭时弊，所展现的故事画卷早已不局限于自己周遭的种种。且《地狱变》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此的作家叙事视角或许是芥川为了打破读者对于日本作家普遍热衷于创作“私小说”的固有思维而有意为之。

芥川不仅用叙事视角打破读者的刻板化认知，更是故意将叙事者设定为第三者，而非传统的第一人称视角。此处的叙事者是有明确阶级性的下层武士，其在大公身边侍奉；此外他与画家良秀的弟子关系密切，因而对良秀的种种很是熟知。而这以第三者为叙述者的设定，将作家本人与叙述者分割开来。读者并不会认为此叙述者是作家本人的化身，这将尽可能避免读者以文本中的只字片语来断言是作家本人的观点或态度。芥川借独特的叙事视角、故事叙事者大胆反抗了日本作品中的固有建构模式。他始终站在生活外，静静地审视着一切，这样置身故事之外的创作方式使他能以冷静的笔锋写出最严肃的精神及悲伤的嘲讽。他将情感的真假、人性的美丑、现实的残酷与美好等都交给读者来判断。在创作《地狱变》之初，芥川就通过对自身的反身份建构，批判了读者对自己的刻板认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对日本固有的文本叙事构造方式进行无声的反抗。这样对自我、创作的不断质疑和创新，才使《地狱变》自始就不抛出任何观点，自由而不受限制；且为日后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读者解读小说以及作家本人留下了可阐释空间。而独特的叙事视角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所有对立、冲突都不突兀，且人物情感真实而丰满。

二、《地狱变》文本的符号意义衍变

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手稿》中，有这样一条论述：“谁说符号，就等于说意义，谁说意义就等于说符号，用符号（单独）作为基础不仅不正确，而且绝无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符号与意义并不是分别独立、毫无联系的两个个体。“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意义的产生便不再仅仅是全自动的符号文本的运作，也非情感的纯粹表达，而是主体的感知与认知，情感与符号互动的结果。”在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这一文本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中，读者与作家两方都进行了参与。

首先，从读者角度来看，有的读者会看到一个“无情”的艺术家为了艺术而奉献了所有；有的读者从文本中解读出道德与艺术的对立冲突；有的读者批判权力者与艺术家都只为一己私利而肆意践踏无辜生命等。文本符号是单一而典型的，读者面对同样的文本会有如此多不同的意义衍生，是因为每个读者对文本符号的接收不一致，接收之后又融入各自不同的情感与理解，二者相互融合作用，才形成了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意义。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观点是：意义是多元的、变化的甚至是无限的，因为符号与意义的同一就使得意义不再是符号的附庸，符号变，则意义变。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芥川采用了反身份建构这一表征手法创造出反典型的文本符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义的复杂多元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其次，作家芥川龙之介是《地狱变》的直接执笔者，其利用反身份构建出的少有的艺术家形象“可以感受到作者火一般的热情”。这是因为在符号被建构之前，作家本人的真实情感就已经开始运作。芥川渴望自由、大胆、超越一切，这样的情感在其内心发酵，最终他选择通过构建一个反典型的艺术家良秀来寄托情感。由此我们借由读者和作家——两方意义衍生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深刻体会了所谓符号与意义的同一就是二者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是相互紧密关联，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人的情感，这一情感来源不仅要涵盖读到文本的读者，也有必要着眼于创作文本的作家自身。

《地狱变》的构思来源于《宇治拾遗物语》中的“画佛师良秀喜欢火烧自家记”和《古今著闻集》卷十一《弘高的地狱屏风图》。然而芥川笔下的画家良秀却与画佛家良秀、弘高大不相同。《古今著闻集》对人物形象的描述仅寥寥三行，无法勾勒出具体且有血有肉的符号形象，而《宇治拾遗物语》中的画佛师也早有世俗打算，算不得纯粹的艺术家。“由于文本是文化的有机组成单位，文化的演变的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该文化系统内的符号文本总是在不断地更新与嬗变：增减、消失、突现。”因此，从《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两部文本到《地狱变》文本的诞生过程中，表面上旧文本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悄然被人们所遗忘，留下的也仅仅是芥川创作之作品曾取材于此，且由其构建了新的文本。如此的新旧交替是最显而易见，也符合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替。然而不仅是文本在改变，文本中的画师良秀这一角色形象虽能追溯到其源头，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实际上这是为了符合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发生了文本符号的代码遗忘。也就是说，芥川创作的良秀与之前角色形象的差异正是作家主观能动地选择遗忘旧文化中的旧代码，并建构起符合当下社会文化的新的身份代码，这一遗忘过程就如同破茧成蝶一般，其本质依旧保持着连续性，但是意义会不断衍生。如今我们借助《地狱变》这一进行过代码遗忘的文本符号，结合当下所能感悟的现实社会文化，才获得了如万花筒般缤纷多彩的意义。

三、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与阐述，可以推断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地狱变》文本创作中，对自我进行了反身份建构。这为新时代的读者撕掉对其的老旧标签、重新了解认识芥川提供了无限可能。在文化符号学视角下，我们要意识到符号与意义的共生关系，且不能忽略作为催化剂的人之情感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代码遗忘这一机制让文本符号不断自我更迭，在不同时代焕发出不同的光彩。对旧文化符号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有效选择与遗忘，让符号历久弥新。而这一机制跨越时间、空间，成为读者进行思考的重要媒介，让个性思维互相碰撞融合，又相互独立无可替代。让作品的真意，即作家的真实情感充分展示出来的同时，也让读者将符号与自身独特的情感相融合；实现解读多元化、常读常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理解社会文化下文本符号——文学经典、文学作家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新的阐释可能。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基金项目：202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近现代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水木茂’小众作品中的反战意识研究”（2022SJYB2372）。

作者简介：马蕾（1994—），女，江苏镇江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