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昭君变文》为例浅析“昭君怨”的流变
作者: 孙月影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王昭君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除了《汉书》,其他的昭君形象都有文学化改造的痕迹。《王昭君变文》这一早期作品所讲述的故事相对完整,其中的“怨”文化十分明显,这在以诗词为主的中原传统文学中很常见。但“昭君怨”的内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距离原始的“昭君”越远,越能看出历代对“昭君怨”主题的层累,本文将对相关代表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探究该主题两千多年来的流变。
一、《王昭君变文》中的“昭君怨”
事实上,《王昭君变文》并非作品原题,其是后人据内容与形式而定的。变文本质上仍属于俗讲的范围。初时佛教以佛经为底本,来阐释佛法的俗世经营,其有说有唱的方法在民间十分流行,后被文学吸收,成为俗文学传播的方式,故有变文。学界所界定的变文的条件主要有三方面,即韵散结和、包含文字和图解、能够讲唱的民间文学。由此看来,现存的《王昭君变文》除了难以得知讲唱的具体方法外,也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典型的变文作品。
《王昭君变文》中的图解分明写道“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由此可判断该本有上、下两卷,但现在只能从编号p2553中找到残卷。篇幅不算宏伟,但有限的文笔也记录勾勒了胡地的地理、宴会及风俗,当然也有对昭君的着墨,还涉及了爱情,堪称早期文学史中昭君主题的中长篇俗文学代表作。得益于通俗易懂的特点,该文本在敦煌地区的民众间颇受欢迎,一定程度上为昭君故事的流传和昭君主题的丰富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外,不同于中原地区集中于汉宫的文史作品,《王昭君变文》将创作视角集中在昭君入胡之后,加入了胡地的地理风貌、人情习俗等,对于“昭君怨”的主题研究颇有价值。
(一)物理空间的距离
在《王昭君变文》里,无法得见和亲前因,但文中关于昭君个人幽怨伤感的正面、侧面描写比比皆是。昭君入胡实是不易,关于出塞的具体路线,变文写“●银北奏黄芦泊,原夏南地持白□”,这里的“黄芦泊”在历史上确有其所,《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七百六十人将驼马及车,相次至黄芦泉迎候公主”,是唐公主入回鹘时的文字,下文“□(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这里的“酒泉”“龙勒”“石堡”“云山”和“雁门”都是边塞诗中常见的地名。《旧唐书·信安郡王李祎传》载:“先是,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由此可见,石堡应该是中国古代唐蕃交通的要道。因此昭君出塞应该是一个西北朝向的前行路线,包括但可能不限于山西、甘肃和青海三个地方。这场旅程的终点也逐渐显露出来,“似(以)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是个荒凉又陌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犍山、昆河之间……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回纥当时应是以金山为界,紧邻边塞唐北庭都护府的东界,因此地理上真正与吐蕃为邻的应该就是回纥以西。所以《王昭君变文》里出塞的路线应为以长安为起点,过雁门、酒泉、龙勒,越可岚屯、黄芦泊,最后到达了她后半生所居之地。
正是这样一个由南渐北的过程,故乡一点一点离她而去。她一直是“汉女愁吟”,直至归宿。那不是玉宇琼楼,没有雕栏玉砌,而是“即至牙帐,更无城郭,空有山川”。这里的牙帐是指古代西北少数民族酋领的中军帐,供首领居住。结合下文单于对昭君的各种高规格待遇可以想见,这牙帐绝不会是平平无奇的帐篷,但对于汉家出身又在汉宫中生活多年的王昭君来说仍然过于“新颖”了。因此即便单于对她特别珍重,超越了一般“良家子”的待遇,昭君依旧闷闷难乐。
(二)文化风俗的分裂
另一种分歧则将她与这片草原更远地分割开来,那就是文化影响。除了上文提到的房居差异,这里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少数民族的百姓都以狩猎本领自傲:“不●而衣,不田而食。既无谷麦,噉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服。”可知他们对于衣着、米麦的依赖和要求很少,不会特意去学习织造和耕种,一日三餐主要以肉类果腹,对衣服面料那些丝麻面料的手工艺要求更低,塞外毕竟寒冷,为了保暖及取材方便,皮毛才是不可替代的。而处世价值观也是以能为善,“夫突厥法用,贵杜(壮)贱老,憎女忧(爱)男”,与西汉的儒学价值观颇有不同。虽然突厥之法不“爱”女子,但“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皆来庆贺。须命缧●柘(拓)驼,菆菆作舞,仓牛乱歌”,单于为搏红颜一笑,也以歌舞助兴,只是他们的歌舞是浓郁的草原特色。表演中,驼和牛等动物都出现了,但明妃的心病却未能消解。“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用昭军(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而曰处若为陈说?”从文中可以知道,这次出猎是不合时的,但为君故,劳兵逐兽,场面浩大。一方面可见出猎之程序,需要告诉诸蕃;一方面颇有黑云压城之气势。但这消除不了思想文化上的分歧,昭君劝导:“邻国者,大而大,小而小,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独乐一身,苦他万姓。”从单于炫耀一般的示好来看,这次的劝导没能动摇草原儿女的想法,两种观念也没能相守到最后,昭君还是带着化不开的愁怨郁郁而终了。单于对着她深情告白:“公主时亡仆亦死。”在昭君离世后,他更是“三边走马传胡命,万里非(飞)书奏汉王”,葬礼也是极尽奢华,以示其深情厚谊。但对昭君来说,生前远离家乡与亲人、从不曾被对方真正领悟的用心、心心念念却再也回不去的故国,才是愁怨所在。
二、传统文学中的“昭君怨”
(一)汉代的“昭君怨”
王昭君的故事最初记于《汉书》,单于上书“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前53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才有了“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感激不尽,“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这里王墙(嫱)是两国友好邦交的见证,寥寥无所怨。而《后汉书》记叙了她的情感:“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同样是史书,后者的文学性已胜于前者。至于转变的关键,就不得不提到《琴操》了:“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这里的“恨”“怨”都是落纸有迹的,既是出于对帝王不遇的哀怨,也有对远离故土的伤怀,此后“怨”便风行起来,比如,季伦的《王明君》:“匈奴盛,请婚于汉……送明君亦然也。其新造之曲,多哀怨之声。”对比《汉书》,昭君从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转化成了国家衰败时的政治牺牲品,这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兴观群怨”是分不开的。“昭君怨”是文学中对于悲剧美崇尚的象征,结合被修改了的民族关系,也能看出文学化之后的昭君背后所反映的文人群体的国家忧患意识。
(二)后世的“昭君怨”
“昭君怨”在此后的昭君文学中不断发展。根据后续朝代中较典型的文学载体,也可分辨一二。
初唐时期,幽忧子写昭君艳羡的只是“年年一度归”的秋雁;骆宾王写“金钿明汉月,玉箸染胡尘”;太白直言“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则暗含了对时事的态度,代写那些和亲“昭君们”的苦怨;杜甫直抒胸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白居易则一反多年常态,“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更多是集中在昭君自身,写她怨的原因、怨的对象甚至怨的态度,更流于情感,正因如此,才能更好地引起读者共鸣,从而有更深的同情与不忍。
相比于唐朝宽容温和的环境,宋人的作品有了纵向的挖掘。自王安石起,一改前人之风向,写“意态由来画不成”“人生失意无南北”,将眼光放在了更理性、更广阔的格局之中,自此,隐刺之风大盛。梅尧臣说“明妃命薄汉计拙”“女子轻微何可望”,将矛头直指上位者,寄予了对时政的不满;苏轼则沿着王安石诗中的人生方向进行思考,“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更显昭君之无辜。南宋民族矛盾更加激烈,民族忧患意识集中爆发,放翁诘问“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一句便写尽了昭君之怨;盛世忠提出“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足见拳拳之心。昭君文学在宋朝的深化是惊人的,“怨”不再局限于情感上的同情,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探究,既有对自身的感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对民族矛盾的态度……
后世的俗文学发展多写王昭君与汉帝之深情厚谊。《汉宫秋》里王昭君已成汉妃,被强行索要,元帝不得不忍痛割爱,昭君以投江结尾,这与现实中王昭君的历史是相反的。一方面,爱情悲剧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女子受到的封建伦理压迫及其现实影响。
三、“昭君怨”的文化层累与地域时代特色
(一)文化层累
“层累”一说,一般被认为来源于崔述的《考信录》,但真正“轰炸”了中国古代史的,是顾颉刚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按语中正式解释了这一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逾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自唐朝起,昭君故事就延续了石崇“匈奴盛”的背景,无论是诗文还是《王昭君变文》,都有唐公主入胡的现实基础,因此感性意识更加强烈,表现了对入胡女子的同情。不同之处在于《王昭君变文》从客观条件之险和单于之爱正反两面衬托昭君对故国的深沉思念,而诗文大多回避爱情,以客观条件来写昭君之苦,以思念之深描写怨。宋朝的层累更多是包含了自我寄托,虽然昭君是一介弱女,却背负起了家国责任,所怨也包含了个人多样的理性思考,巾帼如此,须眉何在?臣下拳拳,君上何为?皆是意有所指。《汉宫秋》等文学则代表了俗世审美的变化,这里的昭君先见汉王,两情相悦,因而分离生怨。看似是个人怨的主题中既有对民族矛盾、和亲态度的思考,也有对家国情怀与贞洁烈女观的要求,还体现了和亲的价值,层累了两族人民对长久和平生活的期许。
(二)当代时代特色
而在今天,昭君故事从变文中的“八百余年”变成两千多年,它的魅力却未曾消减,反而愈添光彩。笔者的故乡江苏盐城以淮剧闻名,淮剧本身是一种民间小曲,最初的表演者是田间劳作的农民和乞求温饱的艺人,然而咏唱昭君的剧本却很有意气。面对同样严酷的环境“茫茫草原万千气象”,态度则是“激励我这汉家女儿昭君娘娘”。虽然“多少回烽火隔断骨肉情”,但是心中所想所盼却是“南北相亲又相望”“胡汉联姻情深长”。愁怨怎会没有,“一步一回首,五内九回肠”“琴声郁郁几度愁”,然而“天涯何处无芳草,挣脱金笼任飞翔”,体现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再是托人之口。管中窥豹,今天的昭君文学也自我“挣脱”了,不再囿于民族矛盾之中,而是从两族人民的长远来看待问题,勇敢直面困难,化伤感为机遇,也体现了地方人民一贯的顽强作风。
(天水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校级基金项目“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资助”(TYCX2254)。
作者简介:孙月影(1999—),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北地区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