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昭君变文》为例浅析“昭君怨”的流变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王昭君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除了《汉书》，其他的昭君形象都有文学化改造的痕迹。《王昭君变文》这一早期作品所讲述的故事相对完整，其中的“怨”文化十分明显，这在以诗词为主的中原传统文学中很常见。但“昭君怨”的内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距离原始的“昭君”越远，越能看出历代对“昭君怨”主题的层累，本文将对相关代表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探究该主题两千多年来的流变。

一、《王昭君变文》中的“昭君怨”

事实上，《王昭君变文》并非作品原题，其是后人据内容与形式而定的。变文本质上仍属于俗讲的范围。初时佛教以佛经为底本，来阐释佛法的俗世经营，其有说有唱的方法在民间十分流行，后被文学吸收，成为俗文学传播的方式，故有变文。学界所界定的变文的条件主要有三方面，即韵散结和、包含文字和图解、能够讲唱的民间文学。由此看来，现存的《王昭君变文》除了难以得知讲唱的具体方法外，也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典型的变文作品。

《王昭君变文》中的图解分明写道“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由此可判断该本有上、下两卷，但现在只能从编号p2553中找到残卷。篇幅不算宏伟，但有限的文笔也记录勾勒了胡地的地理、宴会及风俗，当然也有对昭君的着墨，还涉及了爱情，堪称早期文学史中昭君主题的中长篇俗文学代表作。得益于通俗易懂的特点，该文本在敦煌地区的民众间颇受欢迎，一定程度上为昭君故事的流传和昭君主题的丰富起到了重大作用。此外，不同于中原地区集中于汉宫的文史作品，《王昭君变文》将创作视角集中在昭君入胡之后，加入了胡地的地理风貌、人情习俗等，对于“昭君怨”的主题研究颇有价值。

（一）物理空间的距离

在《王昭君变文》里，无法得见和亲前因，但文中关于昭君个人幽怨伤感的正面、侧面描写比比皆是。昭君入胡实是不易，关于出塞的具体路线，变文写“●银北奏黄芦泊，原夏南地持白□”，这里的“黄芦泊”在历史上确有其所，《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鹘七百六十人将驼马及车，相次至黄芦泉迎候公主”，是唐公主入回鹘时的文字，下文“□（酒）泉路远穿龙勒，石堡云山接雁门”，这里的“酒泉”“龙勒”“石堡”“云山”和“雁门”都是边塞诗中常见的地名。《旧唐书·信安郡王李祎传》载：“先是，石堡城为吐蕃所据，侵扰河右。”由此可见，石堡应该是中国古代唐蕃交通的要道。因此昭君出塞应该是一个西北朝向的前行路线，包括但可能不限于山西、甘肃和青海三个地方。这场旅程的终点也逐渐显露出来，“似（以）语（契）丹为东界，吐蕃作西邻；北倚穷荒，南临大汉”，是个荒凉又陌生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犍山、昆河之间……遣顿啜罗达干来上功……斥地愈广，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回纥当时应是以金山为界，紧邻边塞唐北庭都护府的东界，因此地理上真正与吐蕃为邻的应该就是回纥以西。所以《王昭君变文》里出塞的路线应为以长安为起点，过雁门、酒泉、龙勒，越可岚屯、黄芦泊，最后到达了她后半生所居之地。

正是这样一个由南渐北的过程，故乡一点一点离她而去。她一直是“汉女愁吟”，直至归宿。那不是玉宇琼楼，没有雕栏玉砌，而是“即至牙帐，更无城郭，空有山川”。这里的牙帐是指古代西北少数民族酋领的中军帐，供首领居住。结合下文单于对昭君的各种高规格待遇可以想见，这牙帐绝不会是平平无奇的帐篷，但对于汉家出身又在汉宫中生活多年的王昭君来说仍然过于“新颖”了。因此即便单于对她特别珍重，超越了一般“良家子”的待遇，昭君依旧闷闷难乐。

（二）文化风俗的分裂

另一种分歧则将她与这片草原更远地分割开来，那就是文化影响。除了上文提到的房居差异，这里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少数民族的百姓都以狩猎本领自傲：“不●而衣，不田而食。既无谷麦，噉肉充粮。少有丝麻，织毛为服。”可知他们对于衣着、米麦的依赖和要求很少，不会特意去学习织造和耕种，一日三餐主要以肉类果腹，对衣服面料那些丝麻面料的手工艺要求更低，塞外毕竟寒冷，为了保暖及取材方便，皮毛才是不可替代的。而处世价值观也是以能为善，“夫突厥法用，贵杜（壮）贱老，憎女忧（爱）男”，与西汉的儒学价值观颇有不同。虽然突厥之法不“爱”女子，但“见明妃不乐。唯传一箭……皆来庆贺。须命缧●柘（拓）驼，菆菆作舞，仓牛乱歌”，单于为搏红颜一笑，也以歌舞助兴，只是他们的歌舞是浓郁的草原特色。表演中，驼和牛等动物都出现了，但明妃的心病却未能消解。“单于见他不乐，又传一箭……用昭军（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昭军（君）既登高岭，愁思便生，遂指天叹帝乡而曰处若为陈说？”从文中可以知道，这次出猎是不合时的，但为君故，劳兵逐兽，场面浩大。一方面可见出猎之程序，需要告诉诸蕃；一方面颇有黑云压城之气势。但这消除不了思想文化上的分歧，昭君劝导：“邻国者，大而大，小而小，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独乐一身，苦他万姓。”从单于炫耀一般的示好来看，这次的劝导没能动摇草原儿女的想法，两种观念也没能相守到最后，昭君还是带着化不开的愁怨郁郁而终了。单于对着她深情告白：“公主时亡仆亦死。”在昭君离世后，他更是“三边走马传胡命，万里非（飞）书奏汉王”，葬礼也是极尽奢华，以示其深情厚谊。但对昭君来说，生前远离家乡与亲人、从不曾被对方真正领悟的用心、心心念念却再也回不去的故国，才是愁怨所在。

二、传统文学中的“昭君怨”

（一）汉代的“昭君怨”

王昭君的故事最初记于《汉书》，单于上书“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前53年），“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才有了“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感激不尽，“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这里王墙（嫱）是两国友好邦交的见证，寥寥无所怨。而《后汉书》记叙了她的情感：“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同样是史书，后者的文学性已胜于前者。至于转变的关键，就不得不提到《琴操》了：“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这里的“恨”“怨”都是落纸有迹的，既是出于对帝王不遇的哀怨，也有对远离故土的伤怀，此后“怨”便风行起来，比如，季伦的《王明君》：“匈奴盛，请婚于汉……送明君亦然也。其新造之曲，多哀怨之声。”对比《汉书》，昭君从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转化成了国家衰败时的政治牺牲品，这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兴观群怨”是分不开的。“昭君怨”是文学中对于悲剧美崇尚的象征，结合被修改了的民族关系，也能看出文学化之后的昭君背后所反映的文人群体的国家忧患意识。

（二）后世的“昭君怨”

“昭君怨”在此后的昭君文学中不断发展。根据后续朝代中较典型的文学载体，也可分辨一二。

初唐时期，幽忧子写昭君艳羡的只是“年年一度归”的秋雁；骆宾王写“金钿明汉月，玉箸染胡尘”；太白直言“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则暗含了对时事的态度，代写那些和亲“昭君们”的苦怨；杜甫直抒胸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白居易则一反多年常态，“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更多是集中在昭君自身，写她怨的原因、怨的对象甚至怨的态度，更流于情感，正因如此，才能更好地引起读者共鸣，从而有更深的同情与不忍。

相比于唐朝宽容温和的环境，宋人的作品有了纵向的挖掘。自王安石起，一改前人之风向，写“意态由来画不成”“人生失意无南北”，将眼光放在了更理性、更广阔的格局之中，自此，隐刺之风大盛。梅尧臣说“明妃命薄汉计拙”“女子轻微何可望”，将矛头直指上位者，寄予了对时政的不满；苏轼则沿着王安石诗中的人生方向进行思考，“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更显昭君之无辜。南宋民族矛盾更加激烈，民族忧患意识集中爆发，放翁诘问“汉家和亲成故事，万里风尘妾何罪”，一句便写尽了昭君之怨；盛世忠提出“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足见拳拳之心。昭君文学在宋朝的深化是惊人的，“怨”不再局限于情感上的同情，而是充满了理性的探究，既有对自身的感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对民族矛盾的态度……

后世的俗文学发展多写王昭君与汉帝之深情厚谊。《汉宫秋》里王昭君已成汉妃，被强行索要，元帝不得不忍痛割爱，昭君以投江结尾，这与现实中王昭君的历史是相反的。一方面，爱情悲剧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女子受到的封建伦理压迫及其现实影响。

三、“昭君怨”的文化层累与地域时代特色

（一）文化层累

“层累”一说，一般被认为来源于崔述的《考信录》，但真正“轰炸”了中国古代史的，是顾颉刚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按语中正式解释了这一观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逾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情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自唐朝起，昭君故事就延续了石崇“匈奴盛”的背景，无论是诗文还是《王昭君变文》，都有唐公主入胡的现实基础，因此感性意识更加强烈，表现了对入胡女子的同情。不同之处在于《王昭君变文》从客观条件之险和单于之爱正反两面衬托昭君对故国的深沉思念，而诗文大多回避爱情，以客观条件来写昭君之苦，以思念之深描写怨。宋朝的层累更多是包含了自我寄托，虽然昭君是一介弱女，却背负起了家国责任，所怨也包含了个人多样的理性思考，巾帼如此，须眉何在？臣下拳拳，君上何为？皆是意有所指。《汉宫秋》等文学则代表了俗世审美的变化，这里的昭君先见汉王，两情相悦，因而分离生怨。看似是个人怨的主题中既有对民族矛盾、和亲态度的思考，也有对家国情怀与贞洁烈女观的要求，还体现了和亲的价值，层累了两族人民对长久和平生活的期许。

（二）当代时代特色

而在今天，昭君故事从变文中的“八百余年”变成两千多年，它的魅力却未曾消减，反而愈添光彩。笔者的故乡江苏盐城以淮剧闻名，淮剧本身是一种民间小曲，最初的表演者是田间劳作的农民和乞求温饱的艺人，然而咏唱昭君的剧本却很有意气。面对同样严酷的环境“茫茫草原万千气象”，态度则是“激励我这汉家女儿昭君娘娘”。虽然“多少回烽火隔断骨肉情”，但是心中所想所盼却是“南北相亲又相望”“胡汉联姻情深长”。愁怨怎会没有，“一步一回首，五内九回肠”“琴声郁郁几度愁”，然而“天涯何处无芳草，挣脱金笼任飞翔”，体现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再是托人之口。管中窥豹，今天的昭君文学也自我“挣脱”了，不再囿于民族矛盾之中，而是从两族人民的长远来看待问题，勇敢直面困难，化伤感为机遇，也体现了地方人民一贯的顽强作风。

（天水师范学院）

基金项目：校级基金项目“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资助”（TYCX2254）。

作者简介：孙月影（1999—），女，江苏盐城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北地区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