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经典《搜神记》的研究

作者: 张杏丽

《搜神记》诞生于魏晋时期,今本共二十卷,由干宝所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它以志怪为主要内容,书中融合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方术、巫术等,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时代风貌。在新时代的发展征程中,文化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大的期待,解读古典作品时,通过对其传播语境、文化内涵的再认知、再发现,往往能够收获文化给予的力量。

一、《搜神记》的文化缘起

对《搜神记》文化缘起的探寻一直都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多数解读停留在故事本身的文化上,缺少对于其整体思想的关注。读透一本书,不仅要看它讲了什么故事,更要看它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搜神记》当中的故事主要来自“载籍”和“殊俗”两方面,“载籍”多是前人所述,“殊俗”则多是干宝所表。特别是“殊俗”部分,很多都是以“民间故事+议论”的方式来进入,如《赵郭蛇》《犬祸》。这也就决定了其必然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流淌着民间文化的血脉。得益于作者干宝丰富的阅历,《搜神记》成为魏晋以来内容较为丰富、叙述较为多样的志怪小说,后世文学当中也鲜有超越者。而从思想性的角度展开对《搜神记》的文化缘起的探索,就不可不提干宝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魏晋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干宝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具体的生卒年代无从考证,但多数学者认为其生活在两晋时期,自西晋的太康年间到东晋的永和年间。少时,干宝因才气被召为著作郎,后又以战功卓著封侯。而后在王导的推荐下升为大著作郎,自此与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个人的创作是相当丰富的,除被大家熟知的《搜神记》之外,还有注《周官》等书籍。干宝生活的年代有两大特征:一是政局跌宕,二是玄学兴起。干宝生活之地(现考证其生活的主要地域为南方)更是巫术盛行。同时,在这一地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图腾崇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地区的巫鬼之术。受这股风气影响,民间鬼怪故事不断滋长,甚至以讹传讹,逐步传播开来。因此,作为乡土文化当中的特殊一支,民间故事涵养了干宝的思想,也直接地丰富了他的著作。

从精英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两晋时期士族占据了社会的上层,有着极高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影响甚至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化成为一种意识的生成物,它代表着这一群体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念。干宝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这也为他融入以士族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带来了极大便利。干宝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充分地利用了两晋时期的文风,让《搜神记》得到了士族阶层的认可和推荐,进而使《搜神记》这部作品登上了大雅之堂。这里不得不提到东晋的刘惔。为避免自己重蹈左思的覆辙,干宝将《搜神记》呈交刘惔,并由后者来完成对这部旷世奇作的品评。虽未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干宝想让作品获得精英阶层的认可之心已是十分明显。同时,仕途如虹的干宝在思想上必然会融合精英阶层的思想,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无意流露的思想符合主流文化群体的期待,这也是他的《搜神记》能够流行于精英文化阶层的关键。

二、《搜神记》的文化符号

《搜神记》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与中国文化内容有着许多互通之处。鲁迅先生曾在品评《搜神记》时指出:“其书于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

这部作品当中有大量关于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讲述,这也就使得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宗教情结。这些宗教故事本身便是社会中关于宗教皈依的缩影。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下,《搜神记》或多或少会受宗教影响,《搜神记》中有着浓厚的道家文化思想。体现在内容上,作品当中的很多主题与道教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关于神仙的描写之外,《搜神记》中还有很多求符驱鬼的故事。“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这段对话就呈现出宗教文化的鬼神论。夏侯弘杀乌鸡治心腹病之事,赞扬了夏侯弘能识鬼计、破鬼术,替人做好事的精神。从鬼物口中得一味良药,竟能让无数心口疼痛之人缓解,真为救苦救难菩萨之举。

除了道家文化思想,《搜神记》中还渗透了儒家思想。“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就呈现出儒家思想的底蕴,比较注重时间上的推断、时间与五行的相配,特别是提到秋节,北迁要以金为名。“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这段话中特意提到“钜”字含“金”字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比较注重五行的相生相克,注重字与字之间的相配、笔画相生,与自己的生辰八字相生相合,这是通过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观念来解释儒家文化思想的表现。

三、《搜神记》的叙事范畴

两晋时期,士人对家族的推崇也到了顶峰,在这一背景之下,先孝后忠成为当时伦理道德当中一个重要的准则。这样的思想也逐步固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生活与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搜神记》当中,有很多关于家庭、家族观念的描述,通过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卷十:“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这段话描述了家庭的基本观念、基本情况,叙述了徐泰知恩图报、孝心感天的动人故事。

在对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研究中发现,“不隐恶、不溢美”是其中的重要叙事特征,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视野也使得志怪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史学遗风”,这在《搜神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搜神记》中,作者没有对故事进行太多处理,而是将原来的故事直接展现给读者,没有对情节的肆意穿插议论,也不曾公开发表作者对叙事本身的态度,只是偶尔在故事的结尾,就故事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评论和解释。但也需要看到,在这样以客观为显性标签的叙事风格当中也有作者本身的一些看法。如卷十六最后一段:“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裆。伤左髀,以裆中绵拭血。”通过叙述事件、描写人物呈现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折射出不同的家庭环境,反映出不同的生活现实,作者通过对家庭生活现状、人物情节的描述,折射出现实社会环境对家庭生活的重要影响。

四、《搜神记》的玄学遗风

就故事内容而言,《搜神记》当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即婚恋和死亡。这两类故事并不是完全分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筑了一个令人动情的世界。受玄学风气影响,该书情感世界的第一个标志为人鬼皆有情。有很多故事是讴歌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爱情,赞美了爱的力量、爱的永恒,甚至有些故事已然超越了社会的阶层,这在那个门阀观念十分深重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如卷十一:“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这个故事揭露鞭挞宋康王的荒淫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的坚贞爱情,凄艳绝人。结尾冢墓生树、魂化鸳鸯的幻想情节十分优美,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所以后来常常用“相思树”比喻男女间忠诚的爱情。此外,描写死亡的故事也比较多,特别是病死、战乱死等情节故事。如卷十八:“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这段话就是对死亡的描述,而这种死亡比其他病死、动物咬死还要可怜,白白牺牲了珍贵的生命,这种非自然死亡给家庭带来了深刻的悲伤。书中其他章还有许多关于人或家族死亡的描写,渗透着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以及对于世态炎凉的深刻嘲讽。如卷十八:“晋时,吴兴有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这段话说明世上的邪恶势力往往通过伪装自己来行凶作恶,人们应当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五、结语

两晋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一个时期,各种宗教、思想胶着在一起,冲突、融合并改变着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搜神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横空出世。就作品本身而言,看似杂乱的故事,是它于广袤而纷繁复杂的社会土壤中所结出的文学之花。它深刻反映了两晋时期的社会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动乱之中的文人心态。笔者认为,这部作品远超对其“古今神祇灵异人物”的定性和认知,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文化视野上,它兼具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双重属性;在思想内涵上,它流淌着道家的思想,也蕴含着儒家的哲学;在叙事伦理上,它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相同性;在情感表达上,它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炙热和冷静。它既是那个时代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又是对整个历史社会变迁的全方位

记录。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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