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经典《搜神记》的研究

《搜神记》诞生于魏晋时期，今本共二十卷，由干宝所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它以志怪为主要内容，书中融合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方术、巫术等，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时代风貌。在新时代的发展征程中，文化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大的期待，解读古典作品时，通过对其传播语境、文化内涵的再认知、再发现，往往能够收获文化给予的力量。

一、《搜神记》的文化缘起

对《搜神记》文化缘起的探寻一直都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多数解读停留在故事本身的文化上，缺少对于其整体思想的关注。读透一本书，不仅要看它讲了什么故事，更要看它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搜神记》当中的故事主要来自“载籍”和“殊俗”两方面，“载籍”多是前人所述，“殊俗”则多是干宝所表。特别是“殊俗”部分，很多都是以“民间故事+议论”的方式来进入，如《赵郭蛇》《犬祸》。这也就决定了其必然散发着“泥土的气息”，流淌着民间文化的血脉。得益于作者干宝丰富的阅历，《搜神记》成为魏晋以来内容较为丰富、叙述较为多样的志怪小说，后世文学当中也鲜有超越者。而从思想性的角度展开对《搜神记》的文化缘起的探索，就不可不提干宝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魏晋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干宝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具体的生卒年代无从考证，但多数学者认为其生活在两晋时期，自西晋的太康年间到东晋的永和年间。少时，干宝因才气被召为著作郎，后又以战功卓著封侯。而后在王导的推荐下升为大著作郎，自此与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个人的创作是相当丰富的，除被大家熟知的《搜神记》之外，还有注《周官》等书籍。干宝生活的年代有两大特征：一是政局跌宕，二是玄学兴起。干宝生活之地（现考证其生活的主要地域为南方）更是巫术盛行。同时，在这一地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图腾崇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地区的巫鬼之术。受这股风气影响，民间鬼怪故事不断滋长，甚至以讹传讹，逐步传播开来。因此，作为乡土文化当中的特殊一支，民间故事涵养了干宝的思想，也直接地丰富了他的著作。

从精英文化的视角出发可以发现，两晋时期士族占据了社会的上层，有着极高的话语权。可以说，他们影响甚至左右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化成为一种意识的生成物，它代表着这一群体的思想、精神和价值观念。干宝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这也为他融入以士族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带来了极大便利。干宝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充分地利用了两晋时期的文风，让《搜神记》得到了士族阶层的认可和推荐，进而使《搜神记》这部作品登上了大雅之堂。这里不得不提到东晋的刘惔。为避免自己重蹈左思的覆辙，干宝将《搜神记》呈交刘惔，并由后者来完成对这部旷世奇作的品评。虽未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干宝想让作品获得精英阶层的认可之心已是十分明显。同时，仕途如虹的干宝在思想上必然会融合精英阶层的思想，他在这部作品当中无意流露的思想符合主流文化群体的期待，这也是他的《搜神记》能够流行于精英文化阶层的关键。

二、《搜神记》的文化符号

《搜神记》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与中国文化内容有着许多互通之处。鲁迅先生曾在品评《搜神记》时指出：“其书于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之外，颇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释氏说。”

这部作品当中有大量关于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讲述，这也就使得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宗教情结。这些宗教故事本身便是社会中关于宗教皈依的缩影。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下，《搜神记》或多或少会受宗教影响，《搜神记》中有着浓厚的道家文化思想。体现在内容上，作品当中的很多主题与道教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关于神仙的描写之外，《搜神记》中还有很多求符驱鬼的故事。“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这段对话就呈现出宗教文化的鬼神论。夏侯弘杀乌鸡治心腹病之事，赞扬了夏侯弘能识鬼计、破鬼术，替人做好事的精神。从鬼物口中得一味良药，竟能让无数心口疼痛之人缓解，真为救苦救难菩萨之举。

除了道家文化思想，《搜神记》中还渗透了儒家思想。“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就呈现出儒家思想的底蕴，比较注重时间上的推断、时间与五行的相配，特别是提到秋节，北迁要以金为名。“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杨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后为度辽将军，历登三事。”这段话中特意提到“钜”字含“金”字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比较注重五行的相生相克，注重字与字之间的相配、笔画相生，与自己的生辰八字相生相合，这是通过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观念来解释儒家文化思想的表现。

三、《搜神记》的叙事范畴

两晋时期，士人对家族的推崇也到了顶峰，在这一背景之下，先孝后忠成为当时伦理道德当中一个重要的准则。这样的思想也逐步固化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生活与文学创作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搜神记》当中，有很多关于家庭、家族观念的描述，通过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如卷十：“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于所生。隗病，泰营侍甚勤……遂不复见。泰觉，叔病乃差。”这段话描述了家庭的基本观念、基本情况，叙述了徐泰知恩图报、孝心感天的动人故事。

在对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研究中发现，“不隐恶、不溢美”是其中的重要叙事特征，这一相对冷静、客观的视野也使得志怪小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史学遗风”，这在《搜神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搜神记》中，作者没有对故事进行太多处理，而是将原来的故事直接展现给读者，没有对情节的肆意穿插议论，也不曾公开发表作者对叙事本身的态度，只是偶尔在故事的结尾，就故事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评论和解释。但也需要看到，在这样以客观为显性标签的叙事风格当中也有作者本身的一些看法。如卷十六最后一段：“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裆。伤左髀，以裆中绵拭血。”通过叙述事件、描写人物呈现出鲜活的人物形象，折射出不同的家庭环境，反映出不同的生活现实，作者通过对家庭生活现状、人物情节的描述，折射出现实社会环境对家庭生活的重要影响。

四、《搜神记》的玄学遗风

就故事内容而言，《搜神记》当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即婚恋和死亡。这两类故事并不是完全分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筑了一个令人动情的世界。受玄学风气影响，该书情感世界的第一个标志为人鬼皆有情。有很多故事是讴歌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爱情，赞美了爱的力量、爱的永恒，甚至有些故事已然超越了社会的阶层，这在那个门阀观念十分深重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如卷十一：“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这个故事揭露鞭挞宋康王的荒淫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的坚贞爱情，凄艳绝人。结尾冢墓生树、魂化鸳鸯的幻想情节十分优美，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审美理想，所以后来常常用“相思树”比喻男女间忠诚的爱情。此外，描写死亡的故事也比较多，特别是病死、战乱死等情节故事。如卷十八：“吴时，有梓树巨围，叶广丈余，垂柯数亩。吴王伐树作船，使童男女三十人牵挽之。船自飞下水，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时有唱唤督进之音也。”这段话就是对死亡的描述，而这种死亡比其他病死、动物咬死还要可怜，白白牺牲了珍贵的生命，这种非自然死亡给家庭带来了深刻的悲伤。书中其他章还有许多关于人或家族死亡的描写，渗透着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深刻同情，以及对于世态炎凉的深刻嘲讽。如卷十八：“晋时，吴兴有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这段话说明世上的邪恶势力往往通过伪装自己来行凶作恶，人们应当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五、结语

两晋时期是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一个时期，各种宗教、思想胶着在一起，冲突、融合并改变着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搜神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横空出世。就作品本身而言，看似杂乱的故事，是它于广袤而纷繁复杂的社会土壤中所结出的文学之花。它深刻反映了两晋时期的社会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动乱之中的文人心态。笔者认为，这部作品远超对其“古今神祇灵异人物”的定性和认知，它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文化视野上，它兼具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双重属性；在思想内涵上，它流淌着道家的思想，也蕴含着儒家的哲学；在叙事伦理上，它与现实生活有很大的相同性；在情感表达上，它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炙热和冷静。它既是那个时代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又是对整个历史社会变迁的全方位

记录。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