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国庆片叙事的新路径

近年来，国庆档上映的中式大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我和我的家乡》，在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方面赢得了学界的一致肯定。《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模式，在叙事路径上做了进一步拓展，集锦式叙事主题表达、分段式故事情节建构、反英雄式人物形象塑造和寓言式主流价值观弘扬，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景观和审美路径，为打造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式大片——国庆片创造了条件。

一、集锦式：乡情主题下的时代镜像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开启了电影创作的新模式，以直接命题的方式将具有共同主题的几个故事单元串联在一起，形成形散神聚、以小博大的故事集锦，进而强化主题、与观众共情。《我和我的家乡》沿袭了这种模式，并且在主题表达上进行了深度探索，由歌颂祖国、铭记历史事件的宏观命题，到建设家乡、关注民生与时代共振的微观转向，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情感落到实处，使故事更加鲜明生动、贴近生活。在创作实践与理论互动的烛照下，国庆片的特点逐渐清晰：第一，中国情调。体现为对祖国、故土、家乡牵肠挂肚的情怀，对生我养我育我的亲人、爱人、友人、师长等刻骨铭心的情感，对七彩斑斓现实生活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情趣。第二，中国模式。由主管部门牵头，电影导演、演员群体汇合，同题异做，拼盘式组合，形成中国电影人群体合作的独特模式。第三，中国仪式。将“我”与“国”、个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唤起共同记忆的家园景观、生活场景、方言土语、民俗风情等，聚集强烈的共情与共鸣，形成向祖国、家园、故乡献礼致敬的集体仪式。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以乡情为情感基调，讲述的五个故事单元都在展示农村与家乡的关系，传递着每一个中国人身在远方、心系家乡的情怀，他们通过修路、治沙、支教、扶贫的方式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而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也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片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置身于推广普通话、脱贫和新农村的建设中，将个人主义与集体想象联系在一起，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展现了新时代的风貌。

二、分段式：主旋律叙事的维度拓展

《我和我的家乡》依然沿用了分段式结构，以抖音短视频直播的方式连接故事单元，迎合时下潮流，实现多媒介融合，较《我和我的祖国》而言，故事间的衔接更加新颖亲民、流畅自然。特别是在影片的叙事方面，延展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边界，这一点体现在对主流价值观的深度化探索和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书写。

（一）主流价值观深度化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的概念在学界正式提出，特别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签订后，我国香港电影人纷纷北上，将港式人文理念植入内地的主旋律电影之中，形成了面向市场、面向大众、具有商业价值的新主流电影。在主题的表达上，这些影片将个人主义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展现生命个体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输出。《我和我的家乡》并没有致力于国家角度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向关注现实中的民生问题。《北京好人》的农村医保、《天上掉下个UFO》的科技扶贫、《最后一课》的乡村教育、《回乡之路》的治理自然与共同致富、《神笔马亮》的下乡支农和精准扶贫等，都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生活，告别了曾经主旋律电影用“苦情之花”来塑造崇高的悲情化、泛情化叙事模式，找到了与普通观众沟通的桥梁，真正将当代生活、当代人、当代人的价值需求联系起来，直面现实关系和现实矛盾的艺术表达，承担起了构建社会共享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和责任。

（二）主旋律电影类型化书写

《我和我的家乡》围绕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社会展开叙事，采用现实题材，引用了戏剧化的表现手段，与喜剧耦合对现实进行整合、夸张、变形和意蕴凝结。在宁浩导演的《北京好人》中，葛优饰演的张北京为了让生病的表舅用自己的医保卡看病，给表舅剃了和自己一样的光头去医院。等候的时候，对面坐着一对双胞胎病人对张北京和其表舅的身份进行了反讽。在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UFO》中，刘昊然和王宝强延续了《唐人街探案》系列影片中的身份和造型，一出场就自带喜剧效果，强化、突出了二人的身份，无形之中成为《唐人街探案3》的宣传片。在《最后一课》中，为了帮助曾经在浙江望溪村支教的范老师唤回记忆，全村人民手忙脚乱、漏洞百出地再现范老师曾经上课的场景，使观众忍俊不禁。《神笔马亮》继续了开心麻花的喜剧风格，以现实题材故事、典型化人物、段子式对白、笑点密集、情节反转等为主要特征，通过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策略完成了中国精神不同向度的有效表达。

三、反英雄式：小人物形象塑造美学

《我和我的家乡》在人物塑造上彻底告别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的光辉形象，也摒弃了《我和我的祖国》展现置身于历史铭记大事件中的平凡人为表现对象，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都有缺点，甚至比普通人还“差”一点，用本不高明的“骗术”通达人性、温暖人心，彰显着平凡中的伟大。

比如《北京好人》中的张北京，为了攒钱买车拒绝借钱给表舅做手术，表舅临走时掏出了给他买的他小时候最爱吃的大白兔奶糖时，触动了他内心的“善念”，于是决心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使表舅享受自己的医保。当骗局揭穿时，面对执法人员，为了保全张北京，表舅揽下了所有的责任，彻底激发了张北京内心的善念。《天上掉下个UFO》讲述调查组亲临黔南阿福村调查震惊全国的UFO事件，于是调查到了不善言辞的黄大宝。原来他平日痴迷于科技发明，为了在悬崖峭壁间缩短村与村的距离，私自研制飞行器，体现了他热爱家乡的浓浓深情，虽然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最后一课》中，因病失忆的范教授，再次以老师的身份回到村民们“还原”后的破落教室，站在讲台上的他已经满头白发，说着颠三倒四的话，惹人发笑但更让人泪目。《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使出浑身解数，诱导带货达人闫飞燕为家乡的滞销苹果寻找出路。为了达到目的，他处心积虑、洋相百出。但当观众知道他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吃着百家饭长大，成为商人，为家乡防沙治沙不遗余力、倾尽所有时，对他的态度由鄙夷转变为敬佩。在《神笔马亮》中，马亮“骗”妻子秋霞去俄罗斯列宾学院深造。其实，他为了建设家乡，主动请缨下乡支农。为了打消妻子的疑虑，制造出很多漏洞百出、令人捧腹的事件。然而“骗局”的背后，却是他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了家乡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五个小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没能以完美形象示人，他们都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张北京的“小聪明”、黄大宝的“闷葫芦”、范教授的“傻呆萌”、乔树林的“不着调”、马亮的“耙耳朵”，都从不同向度上编织着善意的谎言。这些平凡中的小人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和改变家乡、建设家乡的执着意志，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与喝彩，使观众内心激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进而完成了反英雄式的塑造。

四、寓言式：情节指向的多重性表达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影的发展，创作类型越来越丰富，文学中的寓言式表达开始运用到电影中，一方面，因袭了寓言式在传统文学中的托物言志，达到劝诫、教育的表意功能；另一方面，与电影结合，拓展了寓言式的边界。“这些电影（寓言式电影）都不满足于叙述一个结构完整的戏剧性故事，也不满足于塑造几个传奇性的人物，而是试图通过假定性、符号性，去概括更宏大的人性、民族、社会和历史，去表达更加抽象的艺术主题”，进而深化了电影的内涵。《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独立篇章，就深刻诠释了寓言式在电影中的功能。

（一）独立的“故事空间”

《天上掉下个UFO》和《最后一课》两个篇章都营造了与现实隔离的独立“故事空间”，并且留下了“大制作重工业”的痕迹。《天上掉下个UFO》中坐落在悬崖峭壁上的阿福村，与世隔绝、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以黄大宝为代表的农民不畏困难、努力钻研，力争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改变家乡，实现科技兴农。《最后一课》制造了高规格的梦幻校园，展示了范教授在国外舒适的生活环境。虽然身在异乡，他仍然对祖国、家乡无限思念，病魔带走了他的记忆，却抹不掉三十年前在望溪村支教的痕迹，破落封闭的教室开启了范老师的治愈之旅。

（二）隐喻式表达

《神笔马亮》篇章多处设计采用了隐喻式表达。一是造型隐喻。故事的开篇部分，马亮以充满艺术气息的长发示人，暗示了他与众不同的身份。二是色彩隐喻。马亮到茴香村担任第一书记后，村里街头巷尾的墙壁上随处可见他栩栩如生的画作，也是他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的写照。三是语言隐喻。马亮的妻子秋霞和丈夫视频的时候问道：“你的室友门捷列夫有女朋友吗，我每次看他都觉得特别怪，他看我的眼神鬼鬼祟祟的……”这暗示着马亮在向妻子说谎，他并没有去俄罗斯留学。四是行为隐喻。马亮去村头小卖部买东西和老板“辱骂”厮打起来，原因就是小卖部老板执意不收马亮的钱，而马亮执意要付钱。他刚离开小卖部，就被村民李婶拦下了，听说马亮与妻子闹“感情危机”，就想给他张罗对象。这些滑稽搞笑的情节毫不夸张、做作，让观众在嬉笑间被马亮放弃出国、建设家乡的精神和家乡人民知恩图报的淳朴民风所牵动、感染。

（三）见微知著的叙事方式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篇章讲述的都是城乡之间普通人自己或身边人的故事，深入人物的感情世界，展现了他们真实的人生，正是这些小人物、小事件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主流价值。

《北京好人》反映了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打工起早贪黑、不怕吃苦，却怕生病。张北京拿出所有积蓄给表舅支付了手术费，令人动容的是从拘留所出来的表舅斩钉截铁地让张北京把手术钱退了，留给他一个坚定的背影。这是一个农民工的卑微和骨气，更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下个体生命走向昂扬、振奋的信心和感受。

《最后一课》中支教的范老师，为了给学生拿一盒颜料，冒着瓢泼大雨，行走在湿滑、泥泞的道路上，脚底一滑摔倒在雨水中，五颜六色的颜料顺着雨水流入旁边的小河，河水瞬间被浸染成了彩色。范老师只是千千万万支教老师中的普通一员，正是这些不畏艰苦、默默无闻、辛勤付出的人民教师，使得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成长为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希望。

《神笔马亮》中的马亮是下乡扶贫的一名基层干部代表，他们放弃城里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扎根农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为国家全面建成、实现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我和我的家乡》在叙事方面对新主流大片进行了新的叙事探索，表现为与喜剧类型的耦合，通过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观众共情。然而，喜剧的种类与表达方式有很多种，而该片喜剧的营造就有相对狭隘之感。在具体表现上，以误会巧合与善意谎言推动叙事是必要的，但合理使用其他手段也能达到同样目的，更能实现喜剧的丰富性和创新性，避免造成审美疲劳。

（沧州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张邱平（1987—），女，天津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