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视角下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

石黑一雄是著名的日裔英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小说《别让我走》是一部关于克隆人的科幻小说，讲述了克隆群体的悲惨经历。本文以克隆群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小说中黑尔舍姆（专门教育克隆人小孩的封闭学校）与人类社会、克隆群体与人类、男性与女性三对关系。通过解构，本研究发现克隆群体与人类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二元对立，凯西等克隆人努力突破以人为本世界的桎梏，在建构自己身份的同时改变着人类对克隆人的认知。

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其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1967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批判语言学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与索绪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解构主义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对形而上学思想与二元对立传统的批判。德里达在继承和发展海德格尔“拆解”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构”，既“破”又“立”，既“拆”又“建”，它的特殊性在于“视角的不断变化”。与文学相关，在德里达看来，首先，“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其次，写作或阅读等文学行为不断在旧文本的意义上形成新的意义，因此文学文本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悖论结构。再次，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批评所追求的独特性绝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一种标记，一种与自身不同的内在标记。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理论方法下对文学意义的理解，基本是如上所述。当然，德里达的文学理论远不止于此。特别是他的理论对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批判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耶鲁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德里达理论在美国的产物。总之，在解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德里达试图超越传统的文学本质观，不断追问文学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对文学本身的探索，正如他的解构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不断延伸的过程。

二、《别让我走》中对意象的解构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以颠覆、破坏和反传统为主要思想，通过强调意象的不确定性，为文本阅读提供一种或多种新可能。在这部小说中，黑尔舍姆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克隆群体与人类的融合、男性对女性的精神依赖，这些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对立或排斥，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相互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甚至颠覆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

（一）黑尔舍姆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

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解构主义的特点是摆脱二元对立的思想，反对非黑即白的思想。从外部来看，黑尔舍姆和人类社会可以等同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以克隆群体为代表的“隐性群体”和以人类为代表的“显性群体”，人类社会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将克隆群体与外界完全隔离。但事实上，作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黑尔舍姆正在逐渐影响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与人类和谐共处。

一方面，为了隐藏黑尔舍姆的存在，创始人艾米丽小姐作为“器官捐献项目”的创始人，选择了将学校的位置建在“一个平滑的山谷中，周围都是坡地……有时候我们好几天看不到任何一辆车从那条窄路上开进来，而来的车辆多半是货车或者运输车，送来物资、园丁或者工人”，试图从地志空间方面将克隆群体与人类社会完全隔离开。

另一方面，黑尔舍姆的运行方式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社会。首先，黑尔舍姆作为克隆群体与人类社会的沟通媒介，需要与外界进行沟通来完成捐赠任务。克隆群体作为黑尔舍姆的产物，在成为合格的捐赠者之前，必须学习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融入人类世界，所以事实是，随着对器官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黑尔舍姆学校将融入人类社会，人类将愈发依赖克隆群体。其次，关于他们内在的话语权力。表面上，以凯西为代表的克隆人是人类社会下科技的产物，但他们在监护人艾米丽的训导下接受人类社会的教育制度、货币运行规律和伦理观，这就导致他们在社会的话语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教育知识的普及，克隆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凯西与汤姆等克隆人努力寻找自己的身份，向黑尔舍姆的监护人证明克隆群体也有充沛的情感，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在克隆群体的影响下，黑尔舍姆的监护人决定放弃对人类的偏见，选择与投资人抗衡，为克隆群体发声。在小说的最后，投资人决定关闭克隆学校的这个决定，不仅代表人类社会对他们生存环境的剥夺，更象征着克隆群体在捍卫自身生存权利时取得的胜利。人类教育的普及使克隆群体拥有“优异的智力，优异的体质”，这种优越地位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克隆群体的恐惧，从而导致其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阻止黑尔舍姆为外界所知。但事实上，人类与“黑尔舍姆式”学校的羁绊只会不断加深。对“捐献项目”的需求促使人类建造更多的黑尔舍姆学校，这个决定也给予了克隆群体向外界发声的权利。所以，从某种程度来看，人类社会与“黑尔舍姆式”学校的共生关系会逐渐加强。

（二）克隆群体与人类的融合

德里达反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批评存在形而上的支配或要素，然而还有威胁或削弱这一权威的对抗势力，它们之间存在着势力的各种关系。文学就处于这种意义与非意义的边缘。克隆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传统的二元对立，人类创造了克隆群体的同时，克隆群体反过来也影响着人类自己。

毫无疑问，人类是克隆群体的创造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名义上的主人总是占据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在情感方面，克隆人比人类优越。邹少芹曾说：“这些克隆孩子们跟普通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没有父母而已，也不具备生育能力，除了这些之外，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情有友情有所有人类的性格和情绪，当然也有人类与生俱来弱点。”这表明，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地将克隆人看作他们器官捐献的载体，仍然无法左右克隆人的情感认知。其次，就智力与体质而言，人类比克隆人脆弱。莫宁戴尔事件证明人类可以通过克隆的手段培养出更高素质的孩子，从而在身体素质和生存技巧上优于人类孩子。人类害怕科技力量的逆袭，也害怕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绝对主导权威，因此自私驱使他们忽视克隆人的悲惨生存状况，追求利益最大化。再次，人类对克隆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们不断提醒自己，尽可能减少克隆人与器官接受者或人类社会的接触；另一方面，因为朝夕相处，黑尔舍姆的监护者已经与克隆群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选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证明克隆人拥有和人类一样宝贵的灵魂。正如爱米丽小姐所说：“可是我不会屈服的哦！哦，不会！黑尔舍姆也不会！”她愿意为克隆人的生存权战斗到最后一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黑尔舍姆的监护人选择在伦理上与人类站在一起，他们将作为人类与克隆人之间的联系人向全世界人类证明，即使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克隆人也有自己的文化、智慧甚至是文明。

凯西选择不断“将碎片化的过去拼贴起来，不断建构克隆人的集体身份，拒绝遗忘过去与历史”，黑尔舍姆则选择收集克隆人的诗歌、绘画来证明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值得被尊重和被爱。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人类将越来越重视克隆人的生存空间，寻求人类与克隆人的和谐共处。

（三）男性对女性的精神依赖

德里达反对二元对立之间的等级制，强调二元对立中被压迫者的价值和重要性。与传统女性不同，凯西在《别让我走》中是一个理性的代表。与情人汤姆的绝望相比，凯西积极面对自己是克隆人的事实，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下寻找生命的价值，同时鼓励汤米与命运抗争，努力生存。

男性通常被设置成强大、理性、睿智的形象，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可以统治女性——软弱、情绪化、愚笨群体的代表。但是在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从女主人公凯西的角度描述了克隆群体作为“捐献项目”受害者的沮丧命运。在这里，汤米不再是不可战胜男性的象征，而是有他自己的脆弱和无助。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周围一切事物，密切关注监护人的言行，希望从他们留下的“线索”中找出与自己命运有关的真相。无论何时，凯西都是他的精神伴侣，当他在寻找“身份”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她都会给予适当的帮助。当汤米发现他和凯西不能推迟“捐赠义务”时，他在坡地开始倾斜的地方“狂怒着，叫喊着，挥舞着拳头……脸上满是泥浆”，从而悲苦地接受既定的命运。而此时的凯茜作为汤米精神上的支柱，选择“伸手抓住他挥舞的手臂，紧紧地抱住了他”，将汤米从绝望的氛围中拉出来。与汤米相比，凯西一直是理性的代表。作为克隆群体的主心骨，她带领汤姆等克隆人寻找有关身世的秘密、向艾米丽监护人寻求推迟捐献的方式，即使最后被告知有关生命的真相时，仍坚定地选择成为一名护理者，照顾即将走向死亡的克隆人伙伴。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凯西这样的女性不再被描绘成社会中的弱者，“凯茜冷静而理性。对她来说，克隆的身份始终不能被抛弃，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凯茜的自我身份建构已经成熟”。凯西没有像汤姆那样失去理智，她勇敢地承担起责任，选择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做有意义的事情。

三、结语

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主要从空间叙事、逃避主义或叙事技巧等方面阐释克隆群体在建构自我伦理身份时所面对的精神创伤。例如，以凯西、汤米为代表的克隆人的集体创伤主要来自对身份追寻和伦理价值的焦虑，这种创伤使他们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他者”，没有属于自己的集体话语权。然而，本文试图证明的是，在石黑一雄所描述的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别让我走》中，作者解构了人类社会与克隆人学校、人类与克隆群体、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关系，并从侧面证明了克隆群体在建构自我身份、争取话语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凯西等克隆人利用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向人类证明他们也拥有“灵魂”，能够感知到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存在，从而改变了人类对克隆技术的看法。同样在克隆群体的影响下，以艾米丽为代表的监护人意识到“捐献项目”的残忍，将捐献的真相告诉孩子们的同时，用尽一切办法为克隆人的生存权利发声。反观接受捐献的人类，虽然他们处于更加强势的一方，但面对克隆孩子却处处表现出拒绝与排斥，惧怕成为科技时代的弱者。小说最后，凯西等克隆人最终选择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选择担负起“捐献项目”时，他们的行为是对人类惧怕死亡的反讽。这种主仆关系的颠倒解构了人类高高在上的地位，从而证明了来自克隆群体的力量，即尽管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仍决心用微小的力量改变自身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看法。

（宁夏大学）

作者简介：彭梦岩（1997—），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