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向死而生
作者: 李姣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品,该部小说讲述了在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于连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有人认为于连是一个自私到极致的个人主义者、野心家,为了得到升迁不择手段;也有人认为,于连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年轻人,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悲剧英雄。
于连是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想如那个出身贫民的拿破仑一般,取得辉煌的功绩,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贵夫人们的爱慕,但现实社会森严的门阀制度,使“出身”成为他的原罪,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使他的性格呈现出许多矛盾之处。比如,他虚伪,他不相信上帝,却为了走晋升的捷径而进入神学院学习,试图通过成为主教进入上层社会,但他又很真诚,为射杀德雷纳夫人深感不安;他想反抗这个社会,通过彰显自己的能力,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又处处妥协,他不想做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不想去贝藏松的神学院,可迫于形势他都去了。他有时很勇敢,有时又很懦弱;有时很机敏,但有时又很固执。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尊与自卑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下文会重点阐述。总之,于连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有魅力的人物形象,人们常说,“说不尽的《红楼梦》”,同样,于连也让人们说不尽道不完。于连在法庭受审的情节是《红与黑》的重点情节,集中展现于连的思想和心理,下面就通过对这一核心情节的分析来探究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一、被极度自卑扭曲了的变态自尊
整部小说处处都透露出于连极其强烈的自尊心,但这种自尊心却近乎变态,因为它生发的土壤是其极度的自卑感。于连是一个“乡下人”,父亲只是一个木材厂的小业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他身材瘦弱,在家是父亲和兄弟们的出气筒,时不时会挨打,而他也习惯于忍气吞声,不然会换来更沉重的打击,这是他自身的先天条件。由此可见,于连从生理到心理都深埋在自卑的土壤里。这种极度的自卑感时时啃噬他的内心,使他在得到去市长家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后,处处都要与“主人”争一争。在与德雷纳夫人相互“吸引”之初,一定要抓到她的手,她把手抽出去就是对他的蔑视,所以他一定要“征服”这个女人,以满足自己对自尊的需求。后来与玛蒂尔德之间的感情的出发点也是这样,他要征服一个贵族小姐,使他看起来和他们是一样的,并没有低人一等。当然,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于连向贵族阶级报复的手段,也是他借以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但是毫无疑问他最初的想法是要满足自尊心。在这里,自尊心的重要性超越了情爱,超越了一切温情,使得他每一次征服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尔德都带有胜利的喜悦之情。
这种对自尊心的极度维护,延续到了他受审之时。在于连受审的前一天,玛蒂尔德到监狱看他,并告知已经为他疏通关系,会为他争取轻判。但于连却认为“大局已定,不想让难堪的场面拖得太长”,他“决定在法庭上不发言”。他的受审对他自尊心的维护形成了威胁,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他希望审理的过程越快越好,这样他就可以少出点丑,不至于沦为笑柄。第二天,当他走进法庭,他没有听到“一句难听的话”,这时他想的是“这些外省人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在即将决定生死的时刻,他关心的仍然是别人对他的看法,并不关心自己是否即将被剥夺生命。在庭审的过程中,他始终对“列席审判的所有男人一律都瞧不起”,他只在用心观察着女士们的反应,尤其是戴维尔夫人,因为她和德雷纳夫人交好,于连认为她的反应能代表一部分德雷纳夫人的反应,所以当他发现戴维尔夫人也在流泪时,惊诧之余,心中流露出满足,以及一种自尊心被满足之后的喜悦。在他不发一言为自己辩护的决心将要变软之时,他看到了华勒诺男爵,看到了他“骄横”的目光,他瞬间判断,如果他没被判死刑,这家伙一定会在德雷纳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对他的自尊心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接下来,他发表了一通振聋发聩的演讲,但开头却是“我死到临头,并不怕被人看不起,但我仍然要说几句。”这就证实了之前他决定一言不发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视死如归,不会为活命而摇尾乞怜,他骄傲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别人低头,被人看不起。事实也证明,他并非要为自己开脱,他在演讲中一再声称“罪有应得”“我罪当死”。当宣布他死刑之时,他想到的不是即将丧命,而是“可不能让华勒诺这个坏蛋笑话”,他至死想到的都是不能成为“笑话”,自尊心之强也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于连极强烈的自尊心使得他不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即使他的辩护可能为自己换来生的希望,他也不能那样做。他不想被人看不起,即使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让人敬佩。他这一生最看重“名誉”,“只靠名誉活着”,最后的宣言实现了他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源于其被极度自卑扭曲了的变态自尊,他的自尊为他的“生”设置好了天然屏障,与其说他是不愿越过,倒不如说他是不能越过。如果让他以失去自尊的方式苟且偷生,他将生不如死。一直以来于连的最后陈词都被理解为“个人与社会搏杀的最后乐章”,而深入其内心就会发现,维护做人的尊严,坚守“乡下人”的尊严,才是他最后“求死”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他的死不是被审判“得来”的,而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他的生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由任何人肆意摆布,包括上帝。在这个意义上,他实现了人生的终极自由,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十九世纪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二、理想主义者的终极实现
一直以来,于连都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他虚伪甚至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似乎是一个十分市侩的形象,但实际上,于连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其短暂的一生,一直有理想指引他前行,最终的“求死”是他对现实社会做出的最决绝的姿态。他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不幸境地之中,他都能从拿破仑那里获得安慰,他“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说,想当年拿破仑也是个寂寂无闻、一无所有的少尉,仅凭手中一把长剑便成为天下的主人”,拿破仑的事迹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经常挨打受虐的少年点燃了一盏理想的明灯,并一直照耀着他前行的道路。当他还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时,他登上山巅,“高山的纯净空气使他心旷神怡”。俯瞰山下八十里,竟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他看到巨石丛中盘旋的老鹰,仔细地观察“这只猛禽安详而有力的动作”,不禁触碰到了他内心最隐秘的那根弦,他羡慕鹰的自由和力量,“这种遗世独立的境界”。而这种超脱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在于连看来正是“拿破仑的命运”,他在幻想着是否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命运。由此可见,他对拿破仑的崇拜不仅仅在于权力和成就,还有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小说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了于连对于自由的看重和向往。他在山中小山洞里自由地书写,写下他对拿破仑的崇敬和自己的“野心”,这些在外面是绝不敢被人看到的。他在朋友邀他一起做生意发财时,认真思考了是要“舒服地度过一生”,还是“叱咤风云”地过一生,他担心自己陷入舒适的陷阱,会“意志消沉”,“再也干不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于连并非没有其他选择,只是他不愿走其他道路,因为其他的路都离拿破仑太远,在他看来都是沉沦。他想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沿着理想的道路前行。
在法庭上受审之时,于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他不是因为出身卑微就犯了众怒,而是他不安于本分,试图打破社会层级的禁锢,这是贵族阶层所不能忍受的。他本不打算在庭审时说话,但既已开口,却也“并不乞求”贵族们的“宽恕”,在他看来,他只是在追求个人理想,这又有什么错呢?换句话说,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失败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又如何呢?他的失败不是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于连认为“如果能拿着同等武器与这些贵人们决一雌雄”,“他们的才干挡不了我的道”。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他“罪不该死”也非死不可,因为贵族们要杀一儆百,以此来警示那些妄图翻越阶级藩篱的下层年轻人。在法庭的审判席上,没有一个出身下层的乡下人,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于连不开口求饶,并非仅是求饶无用,而是因为他为理想而牺牲死得其所。他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但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想殉道的壮歌。如果他不是理想的卫道者,向贵族阶级献媚求和,也许还有生的希望。所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就在于他清醒之后有路不走,而执意要循着理想的光走上绝路。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首先在于他极度的自尊,其次是他对理想的坚守。自尊使他不能开口求饶,失去尊严地活着对他而言比死亡更可怕。而对于理想的坚守,使他不愿开口求饶,如果向贵族阶层低头,是对拿破仑的背叛,是对理想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既不能,也不愿,所以,死亡是于连最好的归宿。通过求死,他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尊;同时,也给予贵族阶层最大的蔑视。通过求死,他实现了理想主义的坚守,不向现实“精神投降”。虽然他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但获得了精神的绝对自由,没人可以要求他,限制他,命令他,他实现了真正的人的自由,以向死的精神求证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有人说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无非是‘黄粱梦’散后的怨愤……哀鸣”,在枪击德雷纳夫人之后,他陷入了自责,这是他的善良本心使然,也是这一枪惊醒了他,的确“黄粱梦散”,但这不是他的“哀鸣”,而是愈加认清现实之后的呐喊。“他那反叛的,抗争的个性正是在这悲壮的结局中闪耀出胜利的光环,因为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冲突中,社会总在力图压制和同化个性,那么,个人的社会成功就可能意味着个性的失败,而个人的社会失败却恰恰就是个性的成功。”
于连的命运悲剧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个人而言,自尊自强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无论何时都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同时,个体不能等“光”照进来,而要勇于去追求“光”,诚如鲁迅在《热风》中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于连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和整个社会抗衡,其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需要时代的契机,而这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只有使理想的光照耀更多的人,整个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连之死虽是可悲,并不可怜,“他那反叛的,抗争的个性正是在这悲壮的结局中闪耀出胜利的光环”。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品。
(河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历史整理与范式评估研究”(19BXW042);河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与质量提升行动计划项目资助(SYLYC202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