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向死而生

司汤达的《红与黑》是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品，该部小说讲述了在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于连这一经典的文学形象。有人认为于连是一个自私到极致的个人主义者、野心家，为了得到升迁不择手段；也有人认为，于连是一个极具才华的年轻人，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悲剧英雄。

于连是一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想如那个出身贫民的拿破仑一般，取得辉煌的功绩，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贵夫人们的爱慕，但现实社会森严的门阀制度，使“出身”成为他的原罪，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使他的性格呈现出许多矛盾之处。比如，他虚伪，他不相信上帝，却为了走晋升的捷径而进入神学院学习，试图通过成为主教进入上层社会，但他又很真诚，为射杀德雷纳夫人深感不安；他想反抗这个社会，通过彰显自己的能力，获得公众的认可，但又处处妥协，他不想做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不想去贝藏松的神学院，可迫于形势他都去了。他有时很勇敢，有时又很懦弱；有时很机敏，但有时又很固执。更重要的是，他的自尊与自卑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下文会重点阐述。总之，于连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有魅力的人物形象，人们常说，“说不尽的《红楼梦》”，同样，于连也让人们说不尽道不完。于连在法庭受审的情节是《红与黑》的重点情节，集中展现于连的思想和心理，下面就通过对这一核心情节的分析来探究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一、被极度自卑扭曲了的变态自尊

整部小说处处都透露出于连极其强烈的自尊心，但这种自尊心却近乎变态，因为它生发的土壤是其极度的自卑感。于连是一个“乡下人”，父亲只是一个木材厂的小业主，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出身。他身材瘦弱，在家是父亲和兄弟们的出气筒，时不时会挨打，而他也习惯于忍气吞声，不然会换来更沉重的打击，这是他自身的先天条件。由此可见，于连从生理到心理都深埋在自卑的土壤里。这种极度的自卑感时时啃噬他的内心，使他在得到去市长家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后，处处都要与“主人”争一争。在与德雷纳夫人相互“吸引”之初，一定要抓到她的手，她把手抽出去就是对他的蔑视，所以他一定要“征服”这个女人，以满足自己对自尊的需求。后来与玛蒂尔德之间的感情的出发点也是这样，他要征服一个贵族小姐，使他看起来和他们是一样的，并没有低人一等。当然，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于连向贵族阶级报复的手段，也是他借以进入上层社会的阶梯，但是毫无疑问他最初的想法是要满足自尊心。在这里，自尊心的重要性超越了情爱，超越了一切温情，使得他每一次征服德雷纳夫人和玛蒂尔德都带有胜利的喜悦之情。

这种对自尊心的极度维护，延续到了他受审之时。在于连受审的前一天，玛蒂尔德到监狱看他，并告知已经为他疏通关系，会为他争取轻判。但于连却认为“大局已定，不想让难堪的场面拖得太长”，他“决定在法庭上不发言”。他的受审对他自尊心的维护形成了威胁，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他希望审理的过程越快越好，这样他就可以少出点丑，不至于沦为笑柄。第二天，当他走进法庭，他没有听到“一句难听的话”，这时他想的是“这些外省人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在即将决定生死的时刻，他关心的仍然是别人对他的看法，并不关心自己是否即将被剥夺生命。在庭审的过程中，他始终对“列席审判的所有男人一律都瞧不起”，他只在用心观察着女士们的反应，尤其是戴维尔夫人，因为她和德雷纳夫人交好，于连认为她的反应能代表一部分德雷纳夫人的反应，所以当他发现戴维尔夫人也在流泪时，惊诧之余，心中流露出满足，以及一种自尊心被满足之后的喜悦。在他不发一言为自己辩护的决心将要变软之时，他看到了华勒诺男爵，看到了他“骄横”的目光，他瞬间判断，如果他没被判死刑，这家伙一定会在德雷纳夫人面前说他的坏话，对他的自尊心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接下来，他发表了一通振聋发聩的演讲，但开头却是“我死到临头，并不怕被人看不起，但我仍然要说几句。”这就证实了之前他决定一言不发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视死如归，不会为活命而摇尾乞怜，他骄傲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别人低头，被人看不起。事实也证明，他并非要为自己开脱，他在演讲中一再声称“罪有应得”“我罪当死”。当宣布他死刑之时，他想到的不是即将丧命，而是“可不能让华勒诺这个坏蛋笑话”，他至死想到的都是不能成为“笑话”，自尊心之强也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于连极强烈的自尊心使得他不能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即使他的辩护可能为自己换来生的希望，他也不能那样做。他不想被人看不起，即使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让人敬佩。他这一生最看重“名誉”，“只靠名誉活着”，最后的宣言实现了他对名誉的维护。所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源于其被极度自卑扭曲了的变态自尊，他的自尊为他的“生”设置好了天然屏障，与其说他是不愿越过，倒不如说他是不能越过。如果让他以失去自尊的方式苟且偷生，他将生不如死。一直以来于连的最后陈词都被理解为“个人与社会搏杀的最后乐章”，而深入其内心就会发现，维护做人的尊严，坚守“乡下人”的尊严，才是他最后“求死”的出发点和动力源泉。他的死不是被审判“得来”的，而是他自己要求来的，他的生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由任何人肆意摆布，包括上帝。在这个意义上，他实现了人生的终极自由，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十九世纪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二、理想主义者的终极实现

一直以来，于连都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他虚伪甚至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似乎是一个十分市侩的形象，但实际上，于连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其短暂的一生，一直有理想指引他前行，最终的“求死”是他对现实社会做出的最决绝的姿态。他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不幸境地之中，他都能从拿破仑那里获得安慰，他“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说，想当年拿破仑也是个寂寂无闻、一无所有的少尉，仅凭手中一把长剑便成为天下的主人”，拿破仑的事迹为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经常挨打受虐的少年点燃了一盏理想的明灯，并一直照耀着他前行的道路。当他还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时，他登上山巅，“高山的纯净空气使他心旷神怡”。俯瞰山下八十里，竟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他看到巨石丛中盘旋的老鹰，仔细地观察“这只猛禽安详而有力的动作”，不禁触碰到了他内心最隐秘的那根弦，他羡慕鹰的自由和力量，“这种遗世独立的境界”。而这种超脱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在于连看来正是“拿破仑的命运”，他在幻想着是否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命运。由此可见，他对拿破仑的崇拜不仅仅在于权力和成就，还有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小说中也不止一次提到了于连对于自由的看重和向往。他在山中小山洞里自由地书写，写下他对拿破仑的崇敬和自己的“野心”，这些在外面是绝不敢被人看到的。他在朋友邀他一起做生意发财时，认真思考了是要“舒服地度过一生”，还是“叱咤风云”地过一生，他担心自己陷入舒适的陷阱，会“意志消沉”，“再也干不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于连并非没有其他选择，只是他不愿走其他道路，因为其他的路都离拿破仑太远，在他看来都是沉沦。他想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沿着理想的道路前行。

在法庭上受审之时，于连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抗争的乡下人”，他不是因为出身卑微就犯了众怒，而是他不安于本分，试图打破社会层级的禁锢，这是贵族阶层所不能忍受的。他本不打算在庭审时说话，但既已开口，却也“并不乞求”贵族们的“宽恕”，在他看来，他只是在追求个人理想，这又有什么错呢？换句话说，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失败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又如何呢？他的失败不是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于连认为“如果能拿着同等武器与这些贵人们决一雌雄”，“他们的才干挡不了我的道”。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他“罪不该死”也非死不可，因为贵族们要杀一儆百，以此来警示那些妄图翻越阶级藩篱的下层年轻人。在法庭的审判席上，没有一个出身下层的乡下人，这不是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于连不开口求饶，并非仅是求饶无用，而是因为他为理想而牺牲死得其所。他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但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想殉道的壮歌。如果他不是理想的卫道者，向贵族阶级献媚求和，也许还有生的希望。所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就在于他清醒之后有路不走，而执意要循着理想的光走上绝路。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于连悲剧命运的必然性首先在于他极度的自尊，其次是他对理想的坚守。自尊使他不能开口求饶，失去尊严地活着对他而言比死亡更可怕。而对于理想的坚守，使他不愿开口求饶，如果向贵族阶层低头，是对拿破仑的背叛，是对理想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既不能，也不愿，所以，死亡是于连最好的归宿。通过求死，他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自尊；同时，也给予贵族阶层最大的蔑视。通过求死，他实现了理想主义的坚守，不向现实“精神投降”。虽然他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但获得了精神的绝对自由，没人可以要求他，限制他，命令他，他实现了真正的人的自由，以向死的精神求证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有人说他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无非是‘黄粱梦’散后的怨愤……哀鸣”，在枪击德雷纳夫人之后，他陷入了自责，这是他的善良本心使然，也是这一枪惊醒了他，的确“黄粱梦散”，但这不是他的“哀鸣”，而是愈加认清现实之后的呐喊。“他那反叛的，抗争的个性正是在这悲壮的结局中闪耀出胜利的光环，因为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冲突中，社会总在力图压制和同化个性，那么，个人的社会成功就可能意味着个性的失败，而个人的社会失败却恰恰就是个性的成功。”

于连的命运悲剧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对个人而言，自尊自强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无论何时都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同时，个体不能等“光”照进来，而要勇于去追求“光”，诚如鲁迅在《热风》中所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于连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和整个社会抗衡，其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需要时代的契机，而这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只有使理想的光照耀更多的人，整个社会的面貌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连之死虽是可悲，并不可怜，“他那反叛的，抗争的个性正是在这悲壮的结局中闪耀出胜利的光环”。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品。

（河南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媒介环境学研究的历史整理与范式评估研究”（19BXW042）；河南大学研究生培养创新与质量提升行动计划项目资助（SYLYC202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