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史记》中的西汉刘敬和亲匈奴政策

西汉初期，“白登之围”使得汉王朝放弃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想法。基于此，刘敬提出了和亲匈奴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是，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生活等方面来看，刘敬所谓的和亲都不是简简单单的消极和平。相反，他所提出的政策是极具进攻性的，甚至有同化匈奴的企图。但是，由于汉匈双方的相互不信任及汉王朝与匈奴对和亲有或多或少的保留，最终导致刘敬的和亲外交流于表面，至汉武帝时走向衰败。

一、刘敬与和亲政策的提出

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侵，汉王朝北部边境的韩王信因走投无路而投降匈奴，此次事件给了刘邦解决北部匈奴问题的时机。自秦末以来，匈奴乘中原群雄争霸重新崛起，“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又成为威胁中原王朝北部边疆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加之匈奴自冒顿单于以来汲取中原王朝治理之经验，使得匈奴“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不仅如此，匈奴还不断南下侵扰汉王朝边郡，并插手西汉王朝内部的争权斗争。而此时的汉王朝刚刚建立，财政拮据，军事薄弱，中央政权尚面临着统治危机，何谈北方边疆防御。因此，当得知韩王信投降匈奴时，刘邦决心以武力彻底解决北部边境问题。与此同时，当匈奴得知西汉王朝欲兴兵征讨自己时，冒顿单于命人“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得诸多出使匈奴之人皆认为匈奴国力虚弱，灭匈奴之事可一蹴而就。只有刘敬北归后认为匈奴“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力陈匈奴狡诈，劝谏刘邦不可贸然出击。“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史记》简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刘敬虽为齐人，然其长期戍守陇西，对于北方少数民族事务尤其是匈奴问题有较为直观清醒的认识。虽然现实如此，但当时汉军声势正盛，再加上刘邦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心一次性解决匈奴问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刘邦以“扰乱军心”为由将刘敬拘押，自己先行率领部分精锐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区）。结果，平城之战，刘邦被匈奴围于白登七日，被迫用陈平计，派使者贿赂单于阏氏方才狼狈脱身。自此之后，刘邦基本上放弃了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想法，开始从其他方面寻求解决方法，这也为刘敬和亲政策的提出提供了现实条件。

“白登之围”后，刘邦意识到匈奴问题非一朝一夕可解决，而刘邦亦看出刘敬对于匈奴问题有比较独到的认识，遂以“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为由封刘敬为关内侯以备问询。面对“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的匈奴，刘敬将自己思虑已久的计策和盘托出。首先，他分析了“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的现实局面，即汉王朝自“白登之围”后已无法通过武力来解决匈奴问题。但是匈奴由于其自身社会习俗，只讲蛮力、不谈仁义，在刘敬看来，匈奴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在征得刘邦同意后，刘敬进一步提出：“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兵可无战以渐臣也。”从上述刘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其在应对匈奴方面的政策早已成竹在胸，并对此做好了充足的、系统的理论准备，同时涉及匈奴的诸多方面。也因此在《史记》中，刘敬之策使得刘邦连连称“善”，其提出的和亲也逐渐发展成为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外交的重要纲领。

二、“理想”下的和亲政策

对于刘敬所提出的和亲政策，古今学界有诸多争论。司马迁在《史记》并没有直接对匈奴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是因为“汉匈关系，朝野视为国耻”，当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材料时，就会避免触及现实政治的忌讳。而当代学者也大致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刘敬的和亲政策是屈辱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些“迂腐可笑”；但也有的认为，从内容看，刘敬的和亲建议不仅没有屈辱，甚至还带有相当强烈的进攻性。就当下而言，学界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因为从刘敬的建议中可以得出，他所提出的和亲政策并不是简单将公主嫁往匈奴，其最终目的是使匈奴臣服于汉王朝且被同化，为此，刘敬主张从多个角度入手对匈奴加以影响与渗透。

一是在政治上。刘敬认为将皇帝之嫡女嫁给匈奴单于，同时给予厚赏和嫁妆，使匈奴之风“慕汉”，继而使单于以皇帝之女为阏氏，那么阏氏之子必定成为太子，将匈奴单于之位逐渐过渡到所谓汉皇帝的“婿甥”手中，使匈奴成为汉王朝的臣属。在刘敬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匈奴同意将汉家公主奉为阏氏，这也就表示匈奴接受了汉王朝对于两国地位性质的界定，即双方之间为宗主国与臣属国。对刘敬而言，姻亲再加上臣属的关系，能够从血缘和名分上保证汉王朝北部边疆的稳定，甚至最终让匈奴臣服，甚至同化匈奴。

二是在文化上。为了保证在政治上进一步约束、征服并同化匈奴，刘敬提出“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的主张。这一做法看似平常，实质上却是刘敬和亲政策的核心。按刘敬的预想，在派人出使匈奴时，通过派遣汉家儒生辩士的方法入草原进行辩论，以此来影响匈奴单于与其上层贵族观念，改变匈奴民族原有的“自立为单于”“匈奴俗贱老”等“落后”的社会习俗，代以汉地中原地区的宗法礼仪观念。这既是“兵可无战以渐臣也”最长远、有效的做法，也是保证先前刘敬提出的以公主之子合法执掌匈奴国政的理论依据。

三、和亲政策的现实困境

尽管刘敬分别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和亲政策进行了全方位阐释，也提出了相应的手段保证和亲政策顺利实施，得到了刘邦的肯定。但是，和亲政策实施的开始便没有按照刘敬事先提出的计划进行。

首先就是皇帝女儿下嫁匈奴的问题。在刘敬的设想中，应以“长公主”嫁至匈奴，如果不能派遣长公主，而令宗室与后宫女子假称公主，那匈奴知道后，也不会将其立为阏氏，如此则后面的太子继位之说亦是妄想。然而，由于吕后只生有一儿一女，迫于现实及吕后的强烈反对，刘邦不得不“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自此之后，汉王朝所派遣之和亲女子基本上都为宗室女。因此一开始，刘敬的和亲政策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趋于失效。其次，“使辩士风谕以礼节”的辩士问题也没有引起汉王朝足够的重视，出使匈奴之人多是庸碌之辈，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同时从《史记》来看，作为刘敬和亲政策核心的辩士数量和次数也少之又少，比较典型的是在《匈奴列传》中西汉使者与宦者中行说的辩论。在辩论中，面对汉家儒士提出的诸多有关汉民族与匈奴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问题，中行说以“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等来说明匈奴习俗与中原汉地不同，是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和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并非制度上的先进与落后、生活习俗上的文明与野蛮、民族上的夏与夷等问题。同时，作为汉家内侍出身的中行说又深知中原汉地宗法礼仪制度下的弊端，在辩论中直接抛出了汉地“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的理由来质问汉家儒士如何解决汉王朝自身的弊病，后又讥讽汉朝使者和士大夫“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更为讽刺的是，此后凡有辩士出使匈奴，皆出现了“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的尴尬局面，可以看出，刘敬以文化渗透匈奴的政策名存实亡。

相对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失利，汉王朝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对匈奴的制约与渗透效果有所显现。自汉高祖以来，“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在此之后，汉王朝同样向匈奴输出大量丝绸、金银器等贵重物品：汉惠帝时，赠匈奴单于“御车二乘，马二驷”；汉文帝时，给予匈奴“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汉景帝时，“通关市，给遗匈奴”……大量贵重物品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匈奴贵族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多少改变了匈奴原有的习俗，使“匈奴好汉缯絮食物”，甚至出现了匈奴利用汉王朝所赠予的剩余丝织品同西域进行贸易的现象。可以预想，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话，匈奴未来可能会成为汉王朝的经济附庸，继而引发政治上的重大变革，进一步推动双方的交流与融合。

然而，又是中行说看出了汉王朝在物质输入背后的战略深意，他认为匈奴“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为此，其不遗余力从汉匈之实力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规劝单于。首先，他直接点明匈奴强大的主要原因正是匈奴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绝对不依赖于中原汉地的。其次，中行说从生活方面展现汉人之物并非全然适合匈奴本身。若匈奴以丝绸为衣，“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在食物上，匈奴应“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不仅如此，中行说还积极引导单于重新确立符合本民族特点的经济制度，即“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以此来减轻匈奴对汉王朝的依赖，保证匈奴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抗衡刘敬的和亲政策。

四、结语

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的和亲政策多是刘敬的外交战略构想，刘敬所提出的和亲政策并非一味求和于匈奴，而是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对匈奴加以遏制和同化，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然而和亲并没有给汉王朝带来绝对的和平。并且汉王朝与匈奴双方之间始终互不信任：汉希望以和亲政策从多方面打压匈奴，稳定北疆，以保证自身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从而能更好地处理国内事务；匈奴则试图通过和亲政策攫取相关利益、获得经济资源，进一步控制西域。同时，汉匈双方内部始终存在以战争解决两国关系问题的声音，再加上汉廷在推行和亲政策上大打折扣，使得刘敬积极的和亲政策构想流于形式，最终于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匈之间的烽烟再起而宣告失败。

（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王奇（1995—），男，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