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迷宫

本文从福柯的《雷蒙·鲁塞尔》入手，结合鲁塞尔的最后作品《我如何写作我的书》，探讨鲁塞尔作品中的语言实验及其死亡背后的哲学意义，以此窥见福柯对语言、文学的观点。《我如何写作我的书》作为一把打开秘密之门的钥匙同样具有自身的秘密，鲁塞尔以文字构成真实的陷阱，使读者只能在迷宫外逡巡；语言在诞生之初于偶然中与物完成“同一”，作为能指的“词”永远无法抵达作为所指的“物”，词与物之间看似同一，实则是不断转化、经常断裂的关系。最终鲁塞尔选择了死亡，作家退场，将舞台让位于作品这个真正的主角。

一、加倍的秘密：入口即防御

雷蒙·鲁塞尔的文章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从文字与写作中探寻语言问题的作品，他以疯子的方式去思考语言，用语言认识事物并点明表达情感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是以一种“语言实验”的方式来写作文章的，而该实验的代表作便是《我如何写作我的书》。1932年，鲁塞尔将这本书的文稿并交给印刷厂，并要求在他死后再出版。之后他便离开巴黎来到意大利，在棕榈酒店里自杀了。整个自杀的场景体现了鲁塞尔赴死的坚决——这是酒店内的一扇门，这扇门过去一直是打开的，他自杀的时候门被关上并反锁，杜绝了他人施救的所有可能，但他也可能是想要打开这扇门自救。“死亡，锁，这扇紧闭的门，在那一刻，永远地，构成了一个谜一般的三角。”

福柯在《雷蒙·鲁塞尔》第一章中指出，鲁塞尔的最终之作是一部既草率又严谨的自传性作品，在揭示其作品运作机制的同时又将这种机制遮蔽。最晚出版的《我如何写作我的书》使用了大量的文字解释早期创作的作品，但很少解释距最终作品时间更近的文本，鲁塞尔的这种解释方法使得“切近之物”变得遥远，清晰之物变得模糊，因此福柯认为其“话语的结构似乎受限于其内部的逻辑……颠倒了时间的三角关系”。根据“时间三角”理论，在“门锁”开启的瞬间，读者就到达了时间的终点。因此，鲁塞尔将这部具有启示性的作品——《我如何写作我的书》，作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并要求在他死后再发表。这一作品和行为不仅将人们引入语言的秘密之中，还将人们引入他与语言的秘密之间的秘密关系中。这一秘密关系保持在这个突然被解开的文本之中，这不是为了在其中引导人们，相反，这是为了将人们置于无能为力且绝对尴尬的灰色地带。

首先，《我如何写作我的书》是一个秘密的和在作者死后才能发行的文本，鲁塞尔结束生命时所关闭的那扇“门”对应书中提供的打开作品之门的“文学钥匙”，前者既能成为鲁塞尔自救的通道也能成为阻止获救的障碍，同样的，后者既可以是解释先前作品的“入口”，为解释先前作品提供的“门”，也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防御，阻止人们发现秘密。表面上，这本书是解释性段落，但它实际上是以解释为借口，隐藏语言迸发的原初的真正地下力量。其次，鲁塞尔作品中纯粹的解释性功能的部分是作者编织的语言之网，在澄清的过程中秘密无限增衍，“作品建立在多层秘密之上，一个秘密编定另一个秘密，但没有一个秘密拥有一种普遍的价值，或者是绝对揭示性的”。

再次，鲁塞尔在书中提供了一种对其创作手法的解释，手法本身即是一种结论，它既是一种断开又是一种保护，既是一种门槛又是一种进化仪式。这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文本，诱导读者用现有解释去理解作品，但这个文本同样是他的作品，揭示秘密的文本同样具有自身的秘密。语言的使用既可以真挚无比，也可以虚伪狡诈，《我如何写作我的书》所呈现的文本程式既慷慨又吝啬，它通过重复的过程引领读者寻找秘密的答案，又故意隐藏文本的深层秘密，“门槛”在打开的瞬间紧闭。面对这种突然的沉默，读者感到自己陷入一种若隐若现却又无法证实的秘密迷宫当中，鲁塞尔以变幻莫测的形式和语言迫使读者在迷宫外焦躁不安。

二、言说的思想：语言本身就是目的

鲁塞尔是一个反模仿的、实验性的作家，他沉迷于发明新型的语言游戏，在他的文本当中存在着许多看似随意却又无比严密的写作规则，他喜欢在小说和诗歌中使用同音结构，即通过两个结构相同、发音相似，只有字母存在细微差别的句子构成一篇完整的作品。福柯在《雷蒙·鲁塞尔》第二章中分析了“Les lettre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pillard”（关于老劫匪帮的白人书信）与“Les lettres du blanc sur les bandes du vieux billard”（旧台球桌边缘上的白粉笔字）之间的区别，这两个字母序列，仅仅相差一个字母，却构成在形式上尽可能相同但在意义上却尽可能遥远的两个系列。福柯痴迷于这种由词语构筑的艺术迷宫，他将鲁塞尔的语言实验称为词汇的“置换空间”（tropological space）。词语为了置身于另一可见形象，在某种同时作为界限和对策的模糊性中指称这一形象，通过这一词的意指（signification）与自身相连的形象彻底分离。根据需要和选择进行语言拆分，词语会改变原初的意义产生一个与原有含义具有某些联系的新的含义，这种生产新意义的转变即“比喻”。

语言的特性是指称的术语少于指称的事物，能指和所指的数量差异较大，这是语言的贫瘠之处；但语言又能通过细微的改变造成语义上的丰富多彩，鲁塞尔用相同的词语讲述互不相关的两件事。福柯认为在语言秩序之外，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重复，“语言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绝对重复的存在”。语言可以在结构、语音和语义上重复，甚至可以抛开意义，仅仅重复语言的形式。鲁塞尔认为利用修辞扩展语义的游戏是一个被尽可能地拉开和精心测量的缺口，在表达之外还存在“空缺”，即与现实相对的“思想”。语言的重复就是形式的重复，比喻空间不是诞生标准言说形象的场所，而是在语言中精心设置的空白，鲁塞尔的目的是发现在语言的双重性中存在的“空缺”，而不是用语词来复制现实世界。福柯认为这种复制中存在着映像和镜子的关系，语言自我再现、折返、褶曲，在不断回到自身的重复运动当中促使语言在反复叠加之后获得一种空洞的厚度，因为“它们只呈现自己所展示的东西，却没有揭示其中的内容”。

当一个词被用来指称某一事物时，意义仿佛是瞬间抵达的，这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因此，“词”与“物”的结合完全是偶然的，从词语使用的角度来看，作为能指的“词”永远无法抵达作为所指的“物”。福柯的研究正是要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出发去界定词与物之间看似同一，实则不断转化、经常断裂的关系。语言并不总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运作，词与物的结合也不是固定不变。有鉴于此，必须要找回语言的秘密，要找到让语言的各个元素越来越实用的办法，这是使其摆脱束缚恢复自身能力的唯一手段，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是语言（langue）在言说，而不是人在言说语言，语言本身就是目的。

三、作者的死亡：被幽禁的太阳

正如鲁塞尔发表的第一部作品《La Doublure》（法语中“衬里”或“替身”的意思）所预示的那样，相较于欣赏他的作品，人们似乎更愿意关注他的各种怪癖和轶事，比如他一天只吃一顿，或者从中午十二点半到傍晚五点半，将早餐、午餐、晚餐、宵夜一起解决；他不想听关于死亡和恐怖内容的谈话，因为担心语言会带来不幸。鲁塞尔的作品既不遵循任何文学理论，也不从属于任何的文学流派或运动，玄幻奇特的书写风格使他的作品晦涩难懂。

在《替身》中，鲁塞尔用长达五千多行的亚历山大体长诗叙写了一个只能当替身的三流演员和他的情人在尼斯遇上狂欢节的故事，而其中大部分的内容仅仅是描述花车、面具等与文章主旨无关的事物。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很难让读者接受和理解，自信满满的鲁塞尔面对出版社的拒绝和超低的销量，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中身体过敏、精神崩溃，并被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让奈（Pierre Janet）诊断为精神异常。历经失败的鲁塞尔坚持认为自己是文学天才，每天醉心于文学和艺术，称自己在写作《视景》的那段时间感受到一种异常强烈的荣耀感，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发光的炉灶，在写作时自己就是太阳，“我所写的内容是围绕着光芒的。每行都映出数千类似物，我是用发出火焰般光芒的数千笔尖来写的”，这不是对名声的渴望，而是一种被占据的生理状态、一种对视觉的着迷。但是，这种在最小的音节中发光的语言，像一种神奇的液体，现在被溶解在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世界中，“当这个年轻人带着强烈的情感走到街上，发现人们对他的经过并不会回头，荣耀和光亮的感觉突然熄灭了”。

鲁塞尔的作品从整体上可看作是一种无意识的和幻影似的自传，《非洲印象》（Impressions d’Afrique）的发音与“lmpressions d’fric”相同，意为“掏钱印刷”，这是在嘲讽自己的作品不被理解，一生都在自费出版。鲁塞尔的语言装置，包括机器、戏剧人物、历史重构、杂技、语言、表演动物和人工等，不只是隐藏的音节的重复或一个有待发现的故事的元素，而是一个可以感知但无法破译的图像。他的语言可以清晰地被识别，但是却不能揭示它本身，只能为读者提供空白页面的沉默。《我如何写作我的书》是鲁塞尔的最后一台“语言机器”，其包含并重复了所有他以前描述过并付诸行动的内容，是留给世人的一把打开迷宫的钥匙。在这部作品结尾时，鲁塞尔谈到自己仿佛再次感受到他的作品遭遇敌意、几乎完全不被理解时的痛苦，所以他寻求死亡的庇护，希望其作品会得到一些后人的关注。生命可以在死亡后依靠语言存在，鲁塞尔把他自己的存在的再现交给最后一部作品，将自身的存在变成展示文学创作过程的作品，而他自己作为作者就此退场，终结自己的生命，使作品这个真正的主角留在人们的视线中。

四、结语

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理性的系统，“词”的秩序和“物”的秩序之间存在严密对等关系，细读福柯《雷蒙·鲁塞尔》，发现鲁塞尔的文学实践是从反方向来解构对语言的固有观念。鲁塞尔通过改变话语的顺序使能指和所指发生位移，进而使词与物分离，揭示出语言并不能再现现实，词所表示的内容与人们认为的“物”不同，词与物连接的线索始终会被打断，词永远无法到达完整的物。鲁塞尔的语言尝试改变了福柯对语言的看法，语言不再是表达的工具，而仅仅成为语言本身；文学也不再叙述故事，而是成为词语的迷宫，文学的任务就是切断“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打破词与物对等的迷信，进而发现语言的基本结构。综上，福柯在对鲁塞尔创作手法的研究中找到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依据，《雷蒙·鲁塞尔》一书中的观点有助于理解“词”与“物”的关系、文学的虚构性及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

（陕西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张婷（1999—），女，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