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佩甫乡土小说的“进城叙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已然成为乡下人的选择。“乡下人进城”也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许多作家也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变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乡下人进城”已然成为一种叙事模式。百年以来，这一叙事模式出现了诸多变化，也彰显出了不同时代风貌下的文学创作特点。

在这些“进城叙事”当中，河南作家李佩甫的作品独具特色。他在作品对城乡关系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观照，从1999年发表《羊的门》到2017年出版的《平原客》，在这将近20年的时光中，李佩甫对“乡下人进城”、城乡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将豫中平原作为其创作的文学领地，通过河南乡村叙事构建出独特的文学王国，传递他的“中原声音”。李佩甫的大多数长篇作品中都有对一种城乡对立模式的书写，其中《城的灯》《生命册》便是典型的城乡双线并行的结构模式。在这些城乡两地书写的背后是其对乡下人进城书写的思考，本文将选取李佩甫笔下的“乡下人进城”书写为研究对象，探究“进城”书写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一、“乡下人进城”背后的城市诱惑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市与乡村发展之间的格局也在暗暗发生变化，城与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但与乡村相比，城市发展仍有一定的优势，如教育、医疗、交通资源等。于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纷纷选择进城。乡下人选择进城除了是为追求物质生活外，还为了实现理想。

（一）物质生活的追求

城市较之于乡村，最大的优势就是经济优势。乡村以土地生产为主，农民们依靠农活劳作获得生存资料，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相对传统，而城市在商品经济的大浪场中快速发展，处处充满了现代气息，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生活在乡村里的人看城市是闪烁的、充满光芒的。《城的灯》这一标题就表现出了作者在作品中所塑造的“灯”的意象，城市对于生活在乡村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盏盏亮着的灯光，吸引着大家，其中描写冯家昌看到了城市里“连成片的灯光！那灯光像海一样广阔，亮着一汪儿一汪儿的金子一般的芒儿……”，充分激发了新时期农村青年们奔赴城市奋斗的决心。《生命册》中描写吴志鹏初到省城时满眼都是灯，“灯就像菊花一样一盏一盏开放着，却没有一盏是我的。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暖意。”“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些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繁华对乡下人产生了诱惑，就像《平原客》中描写童年的刘金鼎跟随父亲在县城面包房闻到的面包香气一样充满了诱人的气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为了所谓的体面，这些人甘愿在城市里浮沉。冯家昌为了获得城市身份，在爱情和亲情之间奋力挣扎，在权力场当中不断选择，最终，他背叛了感情却完成了家族向城市进军的使命。吴志鹏为了“钱”这一目标，蜗居在北京的一个地下人防工事里“呼吸着污浊、潮湿、阴冷的空气”当“枪手”，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二）理想实现的途径

城市对于乡下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进城”的乡下人不仅是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更是为了精神上的追求，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进城”实现自己在乡村无法实现的理想。《城的灯》中的冯家昌与刘汉香都走向了城市，李佩甫以两人相似又不相同的“进城”心理阐释了他对“乡村人进城”的新的认识。冯家昌与刘汉香进城的心理动因都是受到了伤害，冯家昌是因为贫穷，以及冯家兄弟丧母后“外来户”的父亲在乡村环境中的底层地位。他认为能够留在城市是摆脱他卑微地位的一个途径，因此在与刘汉香的感情被撞破后他选择走向城市。冯家昌使尽浑身解数都要留在城市里，他能够忍耐，有着异于常人的韧性，最终用他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和思维模式变成了“城市人”。

不同的是，刘汉香走向城市是一种觉醒，这种觉醒的一部分原因是冯家昌对感情的背叛，另一部分是她来到城市后所看到的城市对人的伤害。城市对刘汉香来说是陌生的，她对城市的了解来自对冯家昌的想象，在城市里，她唯一熟悉的也是冯家昌，但当她亲眼看到冯家昌在城市中卑微的处境后感受到了想象与现实的差距。虽然她无法从被抛弃的痛苦中走出来，但她仍然原谅了冯家昌，可她也不想回去面对同情她的全村人。机缘巧合下，她遇到了老梅，老梅的园艺场给了刘汉香人生新的方向，她跟着老梅学习种树，并且决定回到家乡完成她的“花镇理想”。

李佩甫在《城的灯》中让刘汉香选择了与冯家昌不同的进城之路，展现了城市的包容性。冯家昌在这里完成了他成为城市人的理想，并且将家里的兄弟们都“日弄”到了城里，刘汉香也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李佩甫试图借助刘汉香这一形象，为乡村找寻找一条发展的道路，但显然，乡村现代化进程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虽然有些评论家认为在结尾的情节设置中刘汉香这一人物形象有些神圣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李佩甫在《城的灯》中对城乡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乡下人“进城”描写也因此有了一个转向。

二、“城市异乡者”的生活境况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下人“进城”的方式逐渐多样化，除了打工、经商这种方式，还可以凭借上学、参军等进入城市。然而城乡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城市相比农村有多方面的优势，这种差距使得“进城”的乡下人在新环境中总是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无法像城市人那样享有同样的资源。丁帆将进城打工的乡下人称为“城市异乡者”，这个称谓有强烈的漂泊感，这些乡下人在城市中谋生存要忍受城市对他们的排斥，忍受处在城市边缘的位置。即便是通过上学、参军的方式走进城市并且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这条道路也是难走的。这些人走进城市，想要在城市里扎根，成为城市人，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李佩甫的作品当中涉及以婚姻为辅助手段帮助主人公改变身份的情节，如《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送你一朵苦楝花》中的哥哥，他们为了改变自身或是改变家族的命运、为了更好地扎根在城市当中忍受着现实带给自己的冲击，改变着自己的处事方式。例如，《城的灯》中冯家昌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了军职后，认识了市长的女儿李冬冬，他凭借着与李冬冬的婚姻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脱胎换骨彻底洗掉了“乡下人”身份，并且帮助自己的兄弟进城，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但冯家昌是痛苦的，婚姻是他成为城里人的手段，为此他背叛了对刘汉香的承诺，并且这种痛苦无处诉说，只能放在自己心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面对乡村和城市的不对等，冯家昌是自卑的，当他终于能够与李冬冬发生性关系时，他在心里疑惑“到底是他占领了‘城市’还是‘城市’强奸了他”。他在李冬冬面前需要事事服从忍让，隐藏自己的情绪。冯家昌是屈辱的，他的屈辱来自城市，也同样来自乡村。在他逐渐落脚于城市时，冯家昌意识到，他已经回不去乡村了。

三、作品中的“返乡”情结

河南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的地方，因此，小农思想观念影响着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处事方式等。当他们带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走进城市时，这种思想就会与城市文化产生碰撞，随之发生变化。有些人在进城时就做好了在城市里扎根、摆脱“乡下人”身份的决定，但他们是怀念家乡的，这类人的“返乡”是精神上的“返乡”。当他们在城市中遭遇精神危机时，乡土是找寻自我的精神支撑。

李佩甫笔下的“进城”人物都有“返乡”情结，不论是《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还是《生命册》当中的吴志鹏，李佩甫都在用理性的眼光从人物身上审视城与乡之间的关系。对冯家昌和吴志鹏来说，家乡是一个回不去的灵魂归宿。《城的灯》结尾处，作者设置了冯家兄弟们返乡迷途这个情节，暗示了冯家兄弟们进城后迷失精神家园的漂泊状态。《生命册》中，乡村不再是简单的主人公情感的归宿，而是吴志鹏在城市中生存、不断反思的精神救赎。吴志鹏吃百家饭长大，他身后是无梁村这片土地，长满了“眼睛”，那是无梁村的父老乡亲们，是老姑父一张张字条，是他对这片黄土地的牵挂。他虽为了金钱堕落沉沦过，但他身上仍旧有农民身上质朴、纯良的品质。在创业过程中，无论是对待金钱的态度还是为人处事的原则，吴志鹏都有底线、有坚持，没有在欲望当中迷失自己。他在回忆乡村时也是对自我的反省，当吴志鹏躺在医院的病房时，他才意识到家乡是他心目中的一片圣地，是能够安放他灵魂的地方。在小说的结尾，李佩甫同样设置了主人公返乡的情节。在老姑父迁坟那天吴志鹏回到了无梁村，他发现家乡“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但他这颗种子已经扎进了城市里，他意识到：也许他真的回不去了。可在在越走越远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够托住他的东西”。吴志鹏在不断地反思与救赎中完成了他的“精神返乡”。

四、“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的突破与愿景

“中国乡土小说从肇始至今，一直存在‘在乡叙事’与‘进城叙事’两个传统”，如今中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传统乡土小说那种进城叙事传统模式所形成的强调进城群体的边缘化处境、着重放大城乡对立的矛盾冲突、叙事对象聚焦于单一的进城群体的模式倾向也急需突破。从《城的灯》到《生命册》前后的十年跨度中，作家的讲述方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骨子里仍旧有一些不可更改的东西：对乡村书写的冲动。正因为李佩甫本身也是一个“进城者”，他能够用城乡双重视野去审视城乡的关系，看到了“进城”潮流对乡村的影响，看到了城市当中涌动的欲望和诱惑。李佩甫执着在当下的语境中书写城与乡之间的关系，也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突破“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他不再简简单单地展现对乡下人进城后“城市异乡者”的身份塑造，而是将乡村文化放入到城市进行书写，表现了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侵袭，展现了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作家始终在描写人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世界。作为一位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作家，李佩甫在他的作品中基于城乡的对照，审视着城市与乡村的变化，不断地反思“进城”的乡下人的命运，用理性沉郁的笔触书写了乡下人面对城市现代化冲突的艰辛与局促。

“乡下人进城”是一种叙事模式，不同时期、不同作家所呈现出来的叙事有诸多变化差异。“进城者”们大多是富有理想抱负的乡土知识分子，在面对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文化的冲突时，感受到了来自城市的落差感。《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陈奂生系列小说”当中的陈奂生、《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生命册》中的吴志鹏，这些人物都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中丰富的脸谱，折射出了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与变化。作为植根于中原沃土的作家，李佩甫在他的“乡下人进城”的书写中超越了城乡对立的基本模式，展现了其对于生存、命运的关怀。

（渤海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邵佳（1996—），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