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经世致用视域下的儒释道融合

金代是由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朝代，共历时119年，相较于我国古代历史上其他朝代稍显短暂，但时间上的长度并不影响其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之厚度。儒释道三教是贯穿我国古代社会的三大主流教派，在精神上指引、行为上规范众人。金代承接辽宋时期儒释道意蕴内涵，将其与金代独特的社会现状相结合，使三教在金代获得不同程度的丰富与发展。金代儒释道三教不仅在教化百姓、稳定秩序、维系统治等方面有深刻影响，对随后建立的元朝甚至后世其他朝代亦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并存，彼此互动共生

儒释道三教作为我国古代的三大主流教派，自产生或传入之日起，便成为历朝历代的思想意识源泉，对统治者、士子文人、百姓苍生各有影响。三教在金代并存，且彼此互动共生。金代三教并存，具体而言，儒释道在金代呈现出以儒为主、兼容佛道的特点。儒家思想是金代的主流意识、官方正统思想，颇受统治者重视。金朝诸位皇帝都或深或浅受儒学影响，相较于前期诸帝，熙宗之后儒化程度更深。史书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由此可见，熙宗自幼雅好诗文，熟读儒家经典，颇具汉家仪态，儒家思想提高了统治者的文学素质和个人修养。

以儒为主还体现在金代的治国理念上。金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遵循以德为本的观念。世宗曾发出“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的感慨，以强调“德”。在选拔任用官吏时，世宗认为需要以“德器为上，才美为下”，章宗亦明确提出“官吏有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便是教导人们不断修炼自己，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德”意蕴丰富，是孔子所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诚悌勤雅恒的最终实现目标，因而金代统治者将以德为本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这实质上是积极吸收孔子思想精华的表现。

金代上下以孔子为师，盛行儒学之风，但并不是儒家独大，而是三教并行、兼容佛道。金代佛教、道教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熙宗、世宗两位皇帝对道教尤为推崇。道教在金代形成了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三个新教派，熙宗曾于皇统八年（1148）召见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大加赍赏，并御赐太一万寿观。大定年间，世宗召大道教始祖刘德仁住京城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召太一教三代祖师萧志冲居中都天长观，在大定二十七年（1189），亲自接见全真教祖师玉阳真人，继而召见长春真人丘处机。世宗持续的召见及恩赏在国家层面给予道教以肯定与推崇，因而民间兴起崇道信道热潮，道观随处可见，道士及信众数目增多。

与道教相同，佛教亦在金代稳占一席之地。金太宗曾亲迎旃檀像，并将其安置于燕京悯忠寺（今称法源寺）。熙宗在位时采取了尊崇名僧、镌刻石经、广建寺庙等一系列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措施，其嗣位之后不久便将高僧海慧自悯忠寺请至上京，并特建大储庆寺，请其当住持。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曾召华严高僧居上京兴正寺开讲《华严经》，盛极一时。正隆元年（1156），海陵王亲至宣华门观看迎佛，并以绢绸、白银赐诸寺僧人，可见海陵王时期亦对佛教持开放包容之态。经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崇佛举措的积淀，发展到世宗时期，佛教已呈繁荣之势。世宗曾亲幸多庙，大定二十六年（1186）八月亲至香林寺、净名寺，九月遍至中盘寺、天香寺等。章宗继位后，佛教继续保持世宗时的繁荣景象。

由此可见，儒学已渗透到金代统治集团的方方面面，在个人修养及治国理政方面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从金代诸帝对佛道二教所实施的政策与采取的措施来看，其对佛道二教持包容、接纳之态，甚至在某一时期积极鼓励发展佛道二教，因此金代对三教的态度可总结为以儒为主、兼容佛道。

金代以儒为主、兼容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出现。儒家、佛教、道教在保持自身独特思想意蕴的同时，兼收并蓄别家之言，以丰富、发展本教。其中以道教三教融合的意识最为强烈。全真道创始人重阳真人将三教融合作为立教准则，且明确提出“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的观点。只要创建教会，就一定以“三教”命名，以此显示其三教融合的创教理念。此外，三教融合还表现在精通三教的士子文人的出现，其中李纯甫最具代表性。刘祖谦曾言：“公博学，兼通佛老百家言。”又《中州集》载李纯甫自言：“自举子日，亦自不碌碌，于书无所不窥，而于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为尤长，文亦略能似之。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从他人讲述及自述中不难看出，李纯甫兼通三教，学识渊博，遍览群书。

据以上分析可知，儒释道三教在金代呈现并行态势，具体表现为以儒为主、兼容佛道。儒家思想是金代的主流思想，金代历朝统治者不仅个人层面借助儒家思想修身养性、提高文学素养，而且在国家层面坚持儒家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与此同时，金代统治者并未全盘否定佛道二教，而是持包容、认可态度，还采取相关措施加以鼓励与支持。三教并行客观上促使三教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其中以道教中全真道创始人重阳真人的融合理念最为深刻。三教并行既是三教出现融合的原因，亦是三教融合的结果，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二、三教各有所专，各家倾其所长

金代以儒为主、兼容佛道这一三教并存的局面促使儒释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融合，各教兼收并蓄别家之言，以丰富、发展本教。三教虽然在教旨、教义、教规等方面存在交融的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在思想意蕴、主张内涵等方面各有侧重，故而金代三教并行使得受众可以从不同的教派中获得不同层面的思想养分。

就儒家而言，儒家将意蕴丰富的“仁”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将“礼”作为个人行为及社会运行的准则，且主张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儒家以上思想主张在“游方之内”层面给予金代百姓以熏陶，对其性格特点、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女真人居住在白山黑水苦寒之地，生活环境恶劣，生存条件艰苦，想要存活需要有过硬的生存本领。不仅如此，女真人还需要抵抗外族入侵，因而其性格具有英勇无畏、骁勇善战的特点。金朝建立之后，战乱远去，生活安定，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女真人昔日好战的性格逐渐变为平和、谦让、恭敬、质朴等孔子所提倡推崇的个人美德。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亦有所变化，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诚仁义成为金代社会约定俗成的公认美德。对于具备这些美德的人物，无论是上层统治集团还是民间百姓都大加称赞与传颂。例如，女真人温迪罕斡鲁补十五丧父，“居于墓侧。母疾，刲股肉疗之”。据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确立的行为规范及思维模式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与儒学不同，佛教讲缘起、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而道教中大道教则以无为清静为宗，以真常慈俭为宝，太一教以柔弱自守为旨、以符箓为用，全真教以柔弱谦下为本。佛道二教在“游方之内”层面对金代百姓精神境界加以开拓与延展。

在金代建立初期，佛道二教对百姓产生的影响甚至远大于儒学。女真人的政治制度管理粗放，思想文化相对落后，因而金朝建立初期统治者采取简单粗暴且残忍的管理政策，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甚至将女真人迁至汉地，监视汉人、捕捉汉人为奴。在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打击下，许多士子文人苦闷抑郁，转而投身佛道二教，以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解脱。

据以上分析可知，儒释道三教各有所专，在金代共生并存，分别从“游方之内”“游方之外”两个角度对百姓思想境界、生活观念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点，金代文人有较为清醒深刻的认识。李纯甫在《鸣道集说》的序中对道家之祖老子与儒家之先孔子进行了甄别：“有老子者，游方之外，恐后世之人塞而无所入，高谈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游方之内，恐后世之人眩而无所归，切论天地既生之后，而封之以仁义，故其言不无有少相龃龉者。虽然，或吹或嘘，或挽或推，一首一尾，一东一西，元圣素王之志，亦皆有归矣。其门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于支离也。”老子高谈天地混沌之时宇宙万物自然之状态，于“游方之外”给予后世之人精神归属；孔子多论天地既生之后交往相处之准则，于“游方之内”赋予后世之人仁礼之义。又“孔子游方之内，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邹衍、列御寇、庄周方外之士，已无所不谈矣”，“孔子游方之内，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说，则荡而无所归，故约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导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辞，则塞而无所入，故示之以真理”。李纯甫在《司马温公不喜佛辨》及《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中再次重申儒道二教游方内与游方外之别。

金代儒释道三教之所以呈现出以儒为主、兼容佛道这一三教并存的状态，主要可归因于统治者在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士子文人在交游中的推崇与交流。统治者之所以推行、士子文人之所以倡导三教并行而非一家独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教尽管联系密切、存在交融倾向，但意蕴内核不同，主张观念各异，各有独特内涵。受众可以从不同的教派中获得“游方之内”“游方之外”两个层面的思想养分，即百姓可以从儒释道三教中各有所得，获得观念上的教导、精神上的启发。金代统治者及金代士子文人正是看到了儒释道三教各自对百姓的启发、指引作用而极力支持三教并行。对儒释道三教的有用性加以强调，这在本质上体现了金代统治者与金代文人的经世致用意识。

三、结语

金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其存在时间相较于别朝短暂，但金代统治者及士子文人为维护统治、稳定秩序所付出的努力与别朝并无二异。在金代经世致用意识的驱使下，统治者及士子文人深刻认识到思想观念这一上层建筑领域在维持国家长治久安、教化百姓择善而从等方面的实际作用。在统治者采取措施、颁布政策的积极鼓励与号召下，在金代文人响应号召、频繁传播交流的日常活动中，儒释道三教呈现出以儒为主、兼容佛道、三教并存，且彼此互动共生的态势。三教各有所长，各家倾其所长于“游方之内”“游方之外”两个层面给予百姓不同的思想养分。金代统治者及士子文人对儒释道三教并行、彼此互动共生的推崇与助力，以及三教各有所专、各家倾其所长的认识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意识。

（上海大学）

作者简介：陈雨涵（1998—），女，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