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乌托邦世界：“茶人四部曲”的诗意建构

沉潜二十余载，王旭烽以《望江南》再续茶人故事。与“茶人三部曲”相互观照，小说从20世纪中叶属于华茶的时代谈起，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17年，囊括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艰难也最值得注意的几个重大时间段。游离于“肤浅、淡薄、短暂”交织的多重社会关系里，茶一物在王旭峰笔下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凭借饱满的诗意气质贯穿于漫长的叙事体系中，不仅赋予身体向死而生的功效，更化虚为实地创造出现代化的诗意国度，引领处于混沌的人们走向光明与美的“乌托邦”世界。

一、向死而生的身体转向

代代更迭，死亡是家族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这意味着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启。身死只是客观上的消失，主观的精神意志并未消亡，茶的存在给予这些灵魂栖身之所，以此实现向死而生的转化。

究竟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造就了时代，至今争论未休。对于这个问题，王旭烽塑造的一批茶人形象生动诠释了英雄和时代互相成就的关系，他们身上凝聚着茶最为精纯的部分——“莲心”。吴茶清短暂却绚烂的一生流淌着对茶的炽爱，不管是垫在棺底的茶叶，还是去世后分放在左右肩的黄山毛峰和西湖龙井，以茶入殓，这和他大隐于世的理想生活不谋而合，那是通往内心理想的乌托邦，是对花间品茶时代的深深眷恋。转至赵寄客所处的抗战年代，茶人精神上升为家国情怀，不拘于亲亲之情、骨肉之爱。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寄客自杀结局传达出茶的主流是严肃、严酷和重大的，隐藏在背后的阴谋注定是和光明磊落的真理格格不入的，由此为抗日胜利奠定基调。嘉平嘉和属于“与火车同行的一代人”，是现代性茶人精神最好的体现，嘉平未看到的新世界，嘉和代以延续和见证，这种由死到生的变换无意中与茶禅一味的精神相契合。故此，茶的出现为老人受难、新人出生、年轻人逃亡的纷争时代提供了精神慰藉。文末落成的茶叶博物馆也象征他们理想的空间——“茶的乌托邦世界”。

嘉草是西湖女子的典型代表，空谷幽兰、平和宁静的茶花特质在她身上一览无余，无奈战火令她生离儿子、死别丈夫，最终也埋葬了自我。王旭烽在描写她的死亡场景时赤裸而真实，战争的残忍和嘉草的疯癫无知形成鲜明对照，她身死前那一丝欣慰的微笑类似于安德烈耶夫笔下的“红笑”，是对黑暗现实的辛辣讽刺，笑面具下隐藏的是无尽“人”的悲哀。“疯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对死亡的威胁”，因而视死亡为生存，转而寻求一种更深层次的正义惩罚。和嘉草相比，蕉凤性格更为纯善，可“这样快快乐乐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就是最容易去死的人”。茶叶愈采愈发原是茶农的茶谚，富有诗意之气，但在特殊时期却变成反动话语，支配统治着人的身体。从这个角度出发，蕉凤等无辜之人的惨死是国家统治的终点，也是国家建设“生”的起点，他们用鲜血激发白夜等青年一代铸就时代新的气象。“筑草为城”，大概说的就是上述人，中华民族的无数子民团结起来众志成城，终会构建精神上的乌托邦世界。

围绕在杭氏家族周围的还有许多小人物，他们或居高位，或地位低下，但归结到底，他们均是权力的牺牲者，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着慢慢死去。吴升、小掘一郎、杭嘉乔表面上看是施暴者，本质却是被权力体系束缚最深的人。对于杭嘉乔，文中多次强调他身体上的疼痛，这反过来凸显了茶的正统性。茶是和平之饮，注定与离经叛道者不相为谋，它虽有时无法在现世救赎身体，却为来世之“道”提供一种可寄存的生之方式。正如嘉乔的骨骸安葬在山脚下的茶园边，小掘一郎于西湖前归还曼生壶……由此可见，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后人，也保有诗意的纯洁性。

综上，杭家人尽管每个都很有个性，但基本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注重心灵的，细腻的，忧伤的，艺术的；另一种是坚强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热的。前者是乌托邦精神的建构者，后者是乌托邦世界的实践者，他们创榛辟莽地开出了茶文化的先河，以似以续。

二、化虚为实的诗意国度

按照内容性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乌托邦可分为远、中、近景式三种类型，由远及近，“茶人四部曲”依次展开对不同乌托邦世界的探索，从鲁哀鸣的《极乐地》开启对无政府主义的幻想，徘徊于《红楼梦》“话语暴政”之上对“家”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继而顿悟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三种意识形态纵横中，王旭烽关注到虚无之境外具象之“物”的重要性，所以始终以茶为根基，在虚构的乌托邦里不断找寻与现实相对应的支撑，诗意般协构茶的乌托邦世界。

《极乐地》是民初政治小说的杰作，其讲述了主人公白眼老叟领导的“金钱革命”及其失败后再次革命的故事，以天下大同的愿景作结，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未来姿态。它因又名《新桃花源》为杭嘉和喜爱，从而穿插在其写给弟弟嘉平的书信中，隐晦地表达对理想家园的憧憬。无政府主义最初在嘉平看来是“一切权力都是罪恶……反对建立一切政权”。这种摧枯拉朽、振聋发聩的话语看似朝向着光明、自由、科学、进步，却在实践中频频受挫，沦为“被颠倒了的现实世界之再颠倒”。虽然一三之愿涉及整体社会政治道德层面难以实现，但嘉和以虚入实，转向过渡性质第二愿——隐入深山的现实乌托邦，展开对理想茶园和实践新村的探索。在其游历过程中，他发现男女不平等地位始终存在。跳珠上吊和《极乐地》的被焚恰似无声对抗，透露着对黑暗社会的讽刺和嗟叹。正如平林论及《极乐地》时所言：“除了贫病垂死的呻吟之外，谁还会想到人类应该还有这样一处极乐之地呢？”乌托邦所要面对的现实在于观念上的现实，唯有改造人性基础才能使茶带给人们以纯粹的心灵抚慰。

通观王旭烽的作品，《红楼梦》在她的“西湖小说”里“出现”过多次，“茶人三部曲”对人物和主题的投射，至《望江南》对“大观园”本质的揭露，这些作品中不只是女性解放声音愈发高涨，男性也开始挣脱身上的枷锁，向内回转，以求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家”的回归。

众多人物中，盼儿这个女性角色寄寓王旭烽独特的心灵体验，在“茶人三部曲”中她孑然孤身，以茶为生，不仅长得像中国小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性格高傲，藏着许多小性情，连她生的病也和黛玉的一模一样。第四部曲《望江南》中，王旭烽赋予了这个人物另重身份——矢志不渝的恋人，且这种恋爱不仅是对于另一半曹家远的等待和信赖，也是对茶文化的坚守和热情，她在父亲与母亲之间毅然选择父亲，从小的病疾使她熟稔茶文化。这种骨子里的韧性，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具备新时代女性的自由精神。从这个角度分析，盼儿基于黛玉，却又突破《红楼梦》关于女子无法掌控自我悲剧的局限性，明喻出人类摆脱话语悲剧的救赎之途，即靠自身劳动为物质基础进行有“情”的对话，不断朝真情实感的、名副其实的家靠拢。

这种“情的话语”的发现，代表着对“话语暴政”的叛逆和反抗，也意味着如杭家醉由色悟空地“离家出走”不是真正的回归。不论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抑或“劫难的甄士隐一般，露出一副下世人的光景”，都没有办法使自己独善其身，因为“家”的围城外还有现实社会这一座更大的围城，唯有像杭嘉和一般认识到《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本质，即社会权力在其至深根源处彻底的消解，这也是茶文化“和”的精神内涵，才能一步步向社会的大“家”皈依。至此，红楼之“梦”不再是春宵一刻，而是“梦想成真”的乌托邦蓝图，它指向社会应当如何。

抗日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茶人们面临着不同时间段的困境，思想也变得具体可感，不再一味追求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将视角放在近景式的乌托邦。此时出现的《资本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伴着诗意的西湖和香郁味甘的绿茶，留存于人们的精神家园。而那蘸着血书写下来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会逝去，相反会和忘忧茶庄的历史一同流淌进生生不息的时间缝隙里，留给后人追怀和摇祭。

三、以丑显美的光明世界

王旭烽的“茶人”系列，没有把纯粹的风土人情传奇作为文化来表述，而是将其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影下，以茶历史和茶文化为切入点，从这一特殊角度“把握和揭示了吴越文化体现于杭州人的神髓，他们在那小天地里自得其乐和对周而复始生活的叛逆冲动，那血性起来时的慷慨悲歌和总也摆脱不掉的颓唐，那细腻敏感的内心感受和优雅散淡的市民习气”。从生活丑走向艺术美，忘忧茶庄历经各个历史阶段的挫折和挑战，掀开了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和、杭汉、杭得荼五代人的宏大故事。笔触所向，皆是光明与美的乌托邦愿景。

据此，第四部曲《望江南》所处的“中间时间”既弥补了“茶人三部曲”的遗憾，也触及了对国民生存性的新思考。它使人们看到，这个转型期的社会在根本上摧毁了国人慵懒的生活根基，促进了人们心灵向更远境界的漂泊与迁徙。杭府门外的锣鼓喧天和杭府内的从容优雅形成截然不同的景象，外界的混沌提醒着人们时刻处于一个复数名词的世界，而杭家内宅却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美好乌托邦。杭嘉和于危乱迷惘时刻以茶器相赠府中上下，是对众人皆醉、举世皆浊丑恶现实的嗟叹，也是对“君子不器、道以成器、器以载道”茶人精神的坚守。

茶的文化认同除了茶人们的前仆后继，众多文化意象的集结也暗示着光明与美交织的“茶的乌托邦世界”。在杭天醉看来，每一朵莲花灯背后都有一个人的魂儿，附着隐秘欢喜与痛苦，化作了烛光。灯光照亮了魂魄的归路，英雄之魂、巾帼之魂、群众之魂、歧路之魂……他们肩负着各自使命，却共同驶向一个彼岸。“莲心正苦”预示着这条走向光明道路上必然有风雨和坎坷，但黑暗过后的众生面孔是美与极致并存的。这和末曲“阳光”意象相照应，这里的“阳光”指向着信仰和不懈的追求，此时文化认同不单是茶人们这一类人群的民族责任感，还寄寓着广大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家国概念的强烈认同感。

正如陆羽《茶经》云，“茶性俭，不宜广，广则其味黯澹”，王旭烽据此加以阐释和延伸，“茶是拉住欲望的强有力的东西。茶文化叫俭，不是勤俭，而是内敛，表现的是中华民族饱满的、被裹住的力量”。比起排斥和冲突，茶在广博时间线中的建构力量是巨大的，这使得“乌托邦”一词不止于至善的道德理想之实现，还充分展现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溶后的产物，而这就是王旭烽笔下“茶的乌托邦世界”。卡尔·曼海姆曾说过，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们将会失去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以茶为救赎，以流动历史中的人们为叙述主体，王旭烽通过深厚的人文底蕴使得乌托邦与历史结缘，从而形成布洛赫所说的“有希望的‘希望’”。

（南京大学）

作者简介：殷智轩（2000—），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