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小说中的女性死亡叙事

苏曼殊小说中女性的死亡类型主要有两种：疾病死亡和自杀。疾病，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杀则是一种有意识地选择死亡的行为。苏曼殊笔下的女性自杀原因有二：一是不堪忍受现实的痛苦；二是以柔弱的生命对社会的铁壁进行反抗。对女性死亡的书写，是对当时社会中女性严酷的生存处境的隐喻，也是对女性追寻自我价值的肯定。

民国初年（1912），苏曼殊的悲情小说《断鸿零雁记》风行一时，苏曼殊几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延续了《断鸿零雁记》的风格：“以爱情为题材，情节曲折生动，文词清丽淡雅，情调凄凉苦涩。”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恋悲剧有极强的感染力，引起了当时很多读者的情感共鸣，而小说里多个秀外慧中的女性主人公，在青春年华之时生命之花就已凋零，渲染了小说的悲剧性，令读者扼腕。有论者认为苏曼殊写女性悲剧命运的目的是借此传播一种神秘的“宿命论”：“小说把个人身世的凄苦和婚姻问题上的不幸遭遇，归结为命运的拨弄，似乎一切都由冥冥中的天意所使然，因而显露出非理性的悲观色彩。”此观点其实是对于作者意愿的一种简单化处理。实际上，一个个年轻女性的死去，与社会现实的围困与扼杀不无关系。解读苏曼殊小说中的女性死亡叙事，可以一窥当时女性压抑的生存处境，并从审美角度探寻其死亡的价值。

一、苏曼殊小说里的女性死亡类型

在苏曼殊的小说里，女性的死亡类型主要有两种：疾病死亡和自杀。

（一）因病而亡

小说中因病而死的女性相对较少，共有三人。除《断鸿零雁记》里病故的三郎乳母年纪较长，另两位女性——五姑和阿兰都很年轻，她们均病死在了为爱“逃家”的路上。

五姑和阿兰年纪轻轻就患上重病的情节设置，自然有作者在叙事功能上的考虑，一是有意制造情节之“曲”，二是渲染作品的悲剧性。如果拓宽解读的视野，就不能将人物的“病”仅仅视作身体疾病，还可以看出其寄寓了苏曼殊对社会的绝望和控诉之意。对于疾病的社会隐喻功能，苏珊·桑塔格早已指出，疾病“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五姑和阿兰的“疾病”，从社会隐喻的角度看，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方面，“疾病”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之折射。小说设置的时代背景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正处于动荡之际，衰落腐朽的封建思想还未从这片土地上离去，西方文化又进行了一番猛烈冲击，社会呈现出“礼崩乐坏”的局面。封建家长们既墨守成规，维护传统，不允许子女自由恋爱，可在“重利”的商业文化影响之下，又会因利益驱使而将婚约随意作废。正因为苏曼殊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因贪财而悔婚或阻碍有情人来往的家长，“重情重义”的少女们才会毅然离家。《绛纱记》里，五姑与昙鸾本已订婚，但其养父却因为昙鸾的舅舅生意失败而逼他退婚，五姑与昙鸾坐船私奔，却因沉船失散。后来，五姑患上干血症，在对昙鸾深深的思念之中死去。《焚剑记》里，阿兰的爷爷在临死前将她托付给她一直心仪的独孤粲，可嫌贫爱富的姨妈要另订婚事，阿兰只得出走，在乱世中历经坎坷，暴病而亡。可以说，人物的疾病是其遭受“失爱”精神折磨的一种身体外化，而“失爱”的幕后黑手，不是“负心汉”，正是严酷的现实。

另一方面，恶劣的社会环境也给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出走，只能逃离自私冷酷的封建家长，却无法逃离兵荒马乱的现实世界。虽然苏曼殊的小说以男女情爱传奇为主要内容，但穿插其中的盗匪劫财、小人欺诈、官员大造冤狱等反映社会治安混乱的事件层出不穷。《焚剑记》里甚至出现了一个以“人肉”为食的村庄，这可怖的“人吃人”村庄不是个别的存在，正是当时社会环境的象征。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在人物的漂泊之旅中，常面临水灾、饥荒等灾难。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使这些弱女子屡受折磨，也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小说中对黑暗的社会现象的多处着墨，不仅勾画出人物的悲剧处境，其实也投射了有着丰富游历体验、于各地漂泊的苏曼殊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

（二）自杀

苏曼殊的小说皆为悲情之作，才子佳人的爱情注定会在哀伤和怨愁中成为永远的遗憾。自杀，成了作家笔下很多痴情女子的选择，与“病死”不同，这是一种主动选择死亡的行为。《断鸿零雁记》里，三郎的未婚妻雪梅坚定地等待着幼时有婚约的三郎，还在他出家、落难之后赠金予他，当继母逼其另嫁时，雪梅绝食而死。《碎簪记》中，庄堤身陷杜灵芳、莲佩二女的情感旋涡中，最后，杜灵芳自缢，莲佩以小刀自断喉部而死。《非梦记》中，燕海琴与画师汪玄度的女儿薇香有婚约，但婶婶刘氏却嫌弃薇香家境贫寒，极力撮合他与自己的外甥女凤娴——一个富家女。另外，燕海琴也误会薇香已与其他男子相好，进而悲观地认为情爱只不过存在于梦境中，现实却总是残忍伤人，“世人梦中，悠然自得真趣；若在日间，海阔天空，都无意味也”。于是，燕海琴以自己身体多病为借口，出家为僧。之后，薇香历经劫难，还坐了一年冤狱，出狱后，她矢志不嫁。燕海琴始终牵挂薇香，却得知她已投江而死的噩耗。

绝食、割喉……一个个弱女子选择以极度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其性情之刚烈、意志之强大，令人震撼。具体可以将自杀的原因总结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爱情之梦破灭时，弱女子以个体的牺牲向爱人作“终极告白”。面对家中一个个嫌贫爱富、棒打鸳鸯的亲人，这些女性已经很难感受到家庭温暖。心仪的异性唤醒了这些深闺女子的生命意识，她们在心灵空间里为自己构建出理想的个人天地。有时，这种情感的炽热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像雪梅只是在幼年见过三郎，就一直坚守；灵芳只因为庄堤是哥哥的朋友，且见过庄堤的照片，就已经认定庄堤。也许这些少女太过寂寞，社交圈又太过狭窄，其“心仪对象”太过“随机”，而其“牺牲”精神又太过惊人，她们奉行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爱情。伴随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生死与共的爱情观，她们以对另一半的忠贞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死亡在她们看来是一种生命的超越。

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才能维系，更何况是处在这样一个个体生命不被尊重的时代。可悲的是，她们心仪的才子多为敏感脆弱之人，或者因长辈反对而退缩，或者在同时暧昧的两女之间犹豫不决。面对困难，他们没几分抗争的勇气，一受挫就自怜自伤，当压力逼近才子们的极限时，他们就独自出走或出家，如三郎、燕海琴，最肯为爱情承担的行为也不过就像《绛纱记》里的昙鸾那样，带着爱人五姑一起离家。当失去了爱人这个唯一的情感慰藉后，这些女性对于即将到来的生存境遇深感绝望，义无反顾地以肉体的毁灭来结束生之痛苦。

第二，女性以自毁身体的行为，寻找个体的尊严。在封建礼教观念中，自杀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因为身体属于父母家长而不属于自己。于是，家长就会不顾儿女的意愿、完全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儿女身体的未来去处。传统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些青春佳人的身体被禁锢于强大的传统观念之中，成为家族获取经济利益或者社会利益的工具，“自杀是维护人的生存尊严的一种残酷无奈的手段，也是主体勇气的强烈释放”。为了找回个人的尊严，她们宁愿以决绝的方式为自己的身体作最后一次抉择。

二、苏曼殊小说里女性死亡的价值

“死亡价值暗含了两类目的性：一是外在性的主人公的目的，他以自我的死亡去实现某种目的和意义；二是内在性的创造者即艺术家的目的，他凭借死亡意象的创造去追求某种艺术目的，实现文本的美学价值。”

首先，死亡价值的第一种目的：当苏曼殊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个体的死亡悲剧时，除了对当时社会中女性严酷的生存处境有所隐喻，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与批判，也是对女性抗争社会、追寻自我认定的价值的一种肯定。苏曼殊借死亡叙事传递的观念其实与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苏曼殊的身世比较特殊，父亲是到日本经商的中国人，母亲则是父亲在日本的情妇。苏曼殊7岁的时候离开了日本，也离开了母亲，来到广东老家。因为苏曼殊尴尬的出身，家族里的人对他十分歧视，他在这个没有温暖的环境里过了几年极度压抑痛苦的生活，封建家族给他带来的不是本体性安全和温情，而是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所以在苏曼殊的小说作品中，“家”的面貌也是如此。

李蓉认为，女性身体一直处于权力结构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中，男性文化控制女性的手段是通过控制女性的身体而使之成为一种缺失主体意识的物的存在”。苏曼殊小说中的雪梅、莲佩、杜灵芳、薇香等如花少女自杀而死，不是对生命价值的漠视，而是试图摆脱他人的权力控制、寻找自身的一种手段。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也许这些女性的反抗有时代的局限，她们缺乏真正的独立意识，将自身价值系于家庭或系于某一个钟情的男性，将爱情视作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旦失去了希望，其生命也无所附着。但是，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长期依附于家庭的她们一旦走出家门、亲身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也很难凭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生。所以她们的绝望自尽不仅仅是爱情毁灭的痛苦之举，也是在时代局限之下无路可走所发出的最后的悲吟。

其次，从小说美学角度考量，人物的死亡价值有二：其一，渲染了小说的悲剧性。在演绎着悲欢离合的言情故事里，死亡宣告着“情”之终结，爱人之死也给小说里的男性主人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为摆脱俗世的情爱折磨，《绛纱记》里的昙鸾、《非梦记》里的燕海琴均选择了出家为僧，以宗教为精神逃遁之所。其二，增添了小说的戏剧性和神秘色彩。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看，人物“死亡”是一种突发、极端的情况，有将情节推至“高潮”之叙事功能。而且从叙述视角看，苏曼殊的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死亡不是由男性主人公现场见证的，都是通过他人的转述。这一方面增强了“死亡”事件的震撼性和戏剧性，在情节上造成了极具戏剧性的“突变”效果；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细致的正面描写，也没有对女性进行深入的内心刻画，这些年轻美丽的女性之死“事实”的突然被揭露，无疑为情节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

三、结语

苏曼殊小说中女性的死亡，是肉体的毁灭，却不是精神的终结。这一刹那用强大的意志迸发出的生命之光虽然很快会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但却会留下她们对生命意义追寻的痕迹。当然，死亡绝不会成为女性在反抗道路上的终点，若干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几千年礼教束缚下女性身体的“解放”视为重要目标，婚恋自由题材在小说家们的笔下大放异彩，小说中一个又一个女性踏上了反抗社会、寻找个体生命价值的道路。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2023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苏曼殊小说的身体叙事特征”（2023KY0974）。

作者简介：高珊（1980—），女，广西桂林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础写作、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