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叔嗣诗学观之“因心师古”初探

被同时代人称誉为“我朝第一”的高叔嗣，在明代复古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在追踪李梦阳、趋步薛慧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生活情感经历、创作实践和心性，师古而不泥古，博采众长，合理扬弃，逐步完成了“因心师古”、以心为宗的诗歌创作道路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诗学理念和情调清婉、感情色彩浓厚、内心感受细腻的诗歌风格，“独以清和婉约为宗，密咏恬吟，自标新颖……其冲淡清腴，实有不可名言之妙”，奠定了其在明代诗坛的独特地位。高叔嗣的诗歌创作实践、诗学理念和诗歌艺术，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高叔嗣（1501—1537年），字子业，号苏门山人，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有《苏门集》八卷（文四卷，诗四卷），存诗三百一十首，被同时期文学家蔡汝南推崇为“我朝第一”，陈束《苏门集原序》称誉为“洋洋乎斯可谓之诗也”。其身后各家诗评对其诗作也有着极高的评价，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高叔嗣诗歌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但在今人的研究中，高叔嗣诗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高叔嗣的诗文创作和后世对他的评价为依据，通过分析李梦阳、薛蕙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对高叔嗣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对高叔嗣诗歌中“因心师古”的诗学思想作简要探讨。

一、追踪李梦阳与“师古”理念

陈束在《苏门集原序》中称高叔嗣诗歌：“既雅见推重，益自贵珍。谢绝品流，因心师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秘，会晋余润，契唐本宗。”明正德、嘉靖时期的诗坛以复古思潮为主流，师古是一种普遍现象，而高叔嗣之所以“乃能壁立自树，超千载而上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众人不同的师古道路，即“因心师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

高叔嗣《读书园稿·自序》载：“当是时，李空同先生方盛，邑子之属皆出其门，撰为文辞，模于古人，若宋苏轼、唐韩愈薄不为也。余私心不能无慨慕，时时窃撰一二篇。”陈束《苏门集原序》：“子业盖常谓束曰：‘余生平所向慕两人，后渠崔子为余文不如诗，空同李子为予书不如诗，诗乃不如文矣’……束发就傅，受知北郡李生。”《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高叔嗣条：“叔嗣少受知邑人李梦阳，及官吏部，与三原马理、武城王道同署，以文艺相磨切。其为诗，清新婉约，虽为梦阳所知，不宗其说。”可知高叔嗣年少起便受知于李梦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叔嗣“师古”理念的形成。

李梦阳（1473—1530年），字献吉，号空同，明代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旗帜鲜明地主张诗文“复古”，追踪秦汉盛唐的文风诗风，摒弃汉唐以后的诗文，李梦阳所掀起的文坛“复古”运动盛行了一个世纪，直至被后来崛起的“公安派”所替代。明正德、嘉靖年间，李梦阳在诗坛有大批追随者，高叔嗣便为其中之一。作为李梦阳的同乡，高叔嗣在中举之前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亲身体会了以李梦阳为中心的作家群落所形成的唱和氛围，并在第一次谢病归家之时又目睹了李梦阳在复古运动中的领袖效应，“子业以吏部郎谢病归，时献吉留开封”，所受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苏门集》有两首诗写于高叔嗣拜访李梦阳期间，即《空同宅海棠树下赋》（卷二《读书园稿》）和《饮酒空同海棠树下分得一字》（卷四《入楚稿》）。诗歌从晨景写到迟暮，以一日内时间的流转喻示人生岁月的流逝，感慨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让时间永驻一处。一日时光的飞逝，使其不能更多地与心慕之人畅谈诗作；而一生时光的飞逝，使如李梦阳这样的“龙门之才”，也难逃“白首”的命运。诗歌表达了其对梦阳的敬仰之情与“白首”之惜，并以海棠花的繁盛为衬，更增添了一份“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情思。从中可以明显看出高叔嗣早期诗作对“七子派”诗特别是梦阳诗作的模仿。

作为前辈，李梦阳对这位后学的才华颇为赏识。嘉靖二年，高叔嗣举进士二甲十七名之时，李梦阳就曾惋惜其不为状元，表达了很高的期许：“当是时，空同子讲学大梁墟中，叹曰：‘高某奚不为状元耶？高某才万人敌也。始吾举进士第亦与此人同，然亦无如造物者何也。’”可见李梦阳不仅是高叔嗣进入文学殿堂的引领者，更是其明确师古方法的指路人。

二、趋步薛慧与“博学”观

“嘉靖初，后生英俊，稍稍厌弃李（梦阳）、何（景明）”，《静志居诗话》中的这一记载，说明了部分后学在追随李梦阳的同时，也感觉到其诗文主张的缺陷。尤其是高叔嗣，在经历了几年的创作实践后，在众人皆“懵不知返”的状态下，较早意识到李梦阳所主张的“诗必盛唐”并不适合自身情感的表达。但由于对李梦阳的敬重，高叔嗣并没有对李梦阳的诗歌复古主张提出异议，只是说自己“性弱复善忘，不能为弘丽之辞”（《栗陈州诗序》），“夫（学李）本非所长，而强力慕之，度必取讪于众”（《读书园稿自序》），从自身出发言明不适合“模于古人”这一诗歌创作道路的原因。就在彷徨迷惘之时，高叔嗣遇到了其一生的良师益友——薛蕙。

正德年间，杨慎因不满李梦阳诗学主张而提倡“博学”，主张诗法六朝盛唐。薛蕙因与杨慎交往密切而深受影响，作诗不仅仅局限于对盛唐的学习，开始刻意模拟魏晋六朝，其《考功集》中的《杂诗五首》《游仙十首》《效阮公咏怀三十首》，均是效魏晋名家之作。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王廷《吏部考功司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等文献记载，高叔嗣于嘉靖二年参加会试并以二甲第十七赐进士出身，作为会试同考官的薛蕙对其“一见叹服”，二人遂成为忘年知己。嘉靖三年（1524年），薛蕙受诬南归。送别之际，高叔嗣作《赠西原二首》，前一首通过回忆与薛慧友情日渐深厚的经过，表达了自己对于其知遇之恩的感激、所受诬陷的不平和辞官南归的惋惜；后一首表达了对薛蕙不平际遇的真挚慰藉。这正是他们交往密切的最好见证。不久，高叔嗣也因“不能取容”而以养疾为由乞求还里，于嘉靖七年（1528年）获准“退而耕于野”，在家乡建读书园，过着“丘园之乐，使人忘老”的生活。从这期间创作的《寄亳州薛考功》一诗可以看出，他与薛蕙仍有书信往来。

受薛蕙影响，高叔嗣“始为隶古之学，本以说文，证以鼎彝，考以汉碑，准以章草……为辞赋之学，先国风楚骚，次汉乐府昭明所选，下涉盛唐……为制度之学，考周五官，酬汉八书及唐六典，遵诸司职掌……”（《苏门集卷五·研冈先生集序》）。陈束《苏门集原序》亦有类似记载。可以看出，高叔嗣将薛慧的“博学”观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断拓展“因心师古”的对象和范围，从周秦到晋唐，从说文到六典，在博采众家的基础上，其内心情感得到更加充分的表达，逐渐形成自己的诗歌创作风格，表现出异于当时的诗学观。陈束《苏门集原序》认为高叔嗣的诗歌“合于风骚，有应物之冲淡，兼曲江之沉雄，体孟、王之清适，具高、岑之悲壮，词质而腴，兴近而远”。《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传三）高叔嗣条引用王世贞言：“子业诗，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清；又如卫洗马言愁，憔悴婉笃，令人心折。”

三、尊重自我与“因心师古”

由于高叔嗣的诗歌不注重在字句篇章方面对古人的模拟，所以乍一看并不会发现其学习前人的痕迹，但其实这些前人的创作经验早被其融会贯通，并在创作过程中契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而熔铸成真实独特的情感，呈现给读者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诗篇。例如，《送别德兆武选放归》一首，意境开阔高远，情感悲凉却又清朗，凄清而不失浑厚，真切婉转，既包含了浓浓的惜别之情，又体现了淡淡的文人之愁，甚至还能体悟到一定的生活哲理，确实达到了“憔悴婉笃，令人心折”的境界，颇有孟浩然诗的淡然洒脱，细细品味却又全然不同。由此可见，高叔嗣师古没有拘泥于任何一家的学说主张，而是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采纳各家理论之中的合理成分为其所用。

结合其大部分诗歌表现出的清远冲淡的特点不难看出，在诗法众家的过程中，高叔嗣的师古主要是源于其自身心灵的选择。

高叔嗣受老庄思想影响极深，其早年就醉心于老庄之言，且颇有体悟。他第二次为薛慧著《老子集解》作序时，在所作的序言中说“始余少读老子，谓犹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尔，朴而不华，后世弗能用也……壮益读之，则见与圣人之道无抵牾，可施于世”，自称“几穷柱下策，颇识壁中字”。在仕途遇到诸多磨难之后，高叔嗣放弃诗文、归心道学的想法更强烈了。其生命最后阶段所写的《题刊高氏日程后》，有明显的自励成分：“余少好老庄之言……及四九之年，缅思哲人竞时之训，俯而自吁。然悟来者可追，则又阑宵起坐不寐……将有所树，立以自效，不泯泯于斯世。至于隐显之际，非吾好所存。因刻日程以示吾志。”并给自己的书房取名“焉文堂”，大概是取“身将隐矣，焉用文之”之意，准备潜心研究道学。高叔嗣先后二次为薛蕙的《老子集解》作序，并在书信往来中对“道”“性命”“虚无”及“生死”的问题进行过诸多探讨，使得老庄思想在其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愈加深刻。但由于叔嗣性格稍显懦弱，就更倾向于对老庄“虚无”的领悟，对人间的苦难、生命的短暂、人生的渺小等的体悟就更为敏感。同时，在与薛慧的交往中，高叔嗣的创作道路——从“诗必盛唐”的“前七子”到追求纤丽蕴藉的“六朝派”的成功转变，必然给薛慧以极大启发。薛慧在诗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关于“神韵”“清远”的思想，诸如“论诗当以神韵为胜”，“清远”为“诗之至美者也”，认为南朝谢灵运、唐代王孟韦柳的诗歌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当为学诗所法。

可以看出，王孟韦柳一派在诗歌中所呈现出的“至乐至味”的精神状态、澄淡超俗的艺术风格、思致悠远的主客体交流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于其自身情感的表达，也更能发挥其在诗歌创作时的长处，这正是高叔嗣所找到的与其来源于老庄思想的超脱心灵的契合之处。因此，高叔嗣在之后的创作道路上，以心为宗，依照自身的喜好，摒弃其他众家之说，选择了王孟韦柳一派为最终的师学对象。表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就是情调极为清婉，感伤色彩极为浓厚，对内心感受的咀嚼极为细腻，“独以清和婉约为宗，密咏恬吟，自标新颖……其冲淡清腴，实有不可名言之妙”，自成一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何（景明）李（梦阳）虽似大家，去唐却远；苏门虽云小就，去唐却近”（《钦定四库全书·苏门集卷首》）。试看这首《秋情》：“凉风吹庭树，萧然已暮秋。岁运空云往，客行胡久留。良时每易失，微志果难求。余光倘可积，但恐成山丘。”诗歌将对于美好时光易逝的感慨融于“凉风”“暮秋”“空云”的意象中，读来一派清远萧散之气，是高叔嗣后期诗歌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至此，高叔嗣在对前人的学习之中，秉着“因心师古”的理念，最终完成了从对李梦阳“盛唐高格”的继承到对薛蕙“六朝神韵”的接受的转变，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诗学理念。这在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显得难能可贵，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不无启迪。

（河套学院）

基金项目：河套学院科学研究项目“文化传承与创新视域下高叔嗣诗歌研究”（HYSY202047）；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应用性人才培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以河套学院为例”（NGJGH2020402）。

作者简介：高业（1981—），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