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文城》的悲剧美探析

《文城》以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北方富家少爷林祥福带着女儿背井离乡寻找妻子纪小美的故事。本文结合悲剧学理论相关知识探讨作品中的悲剧美学，林祥福面对悲剧命运时毫不退缩的精神，让读者对人性、爱情和命运都有新的思考。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之一，是当代文坛极有个性的作家，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多部悲剧作品，如《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在作品《文城》中，余华对人物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毁灭，将小说的大背景设定于匪祸横行的乱世年代，营造了恐怖和肃杀的氛围，通过刻画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环境来凸显悲剧，展现悲剧的美感。

余华的《文城》自2021年3月出版至今，受到了不同学者的关注，有褒奖也有批评。不少学者关注到了作品的悲剧书写，如丁帆、洪治纲、马璐瑶等。由于作家本人悲剧意识的觉醒和改造，作品《文城》一方面继承了他固有的书写悲剧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种符合现代悲剧审美阅读的模式，为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一、《文城》中悲剧的呈现

《文城》是一部悲剧小说，寄托着余华在新时期对美和人性的理解，作家使用正篇和补篇相结合的叙事手法，分别对林祥福、纪小美等人的悲剧进行阐述，下面将从人性、爱情和生命三个方面，阐述《文城》中悲剧的呈现。

（一）人性视角下的悲剧

《文城》中蕴含了深厚的伦理意味，从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魅力，作品中林祥福、顾益民和陈永良等人，具备人性中善良、有情有义、用情专一等优秀品质，是作家对当今社会“情义危机”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回应。作品主要对人性善与人性恶进行书写，在善与恶的对立冲突中，真善美战胜了假恶丑，但以众多善良之人的牺牲为代价，承载着作家对人性的关怀，作家呼唤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林祥福是作家有意塑造的一个“至善”之人，是道德规范下的理想人性代表，作者在一个访谈中直言想要塑造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物形象，林祥福是一个集一切美好品质于一身的好人形象，在他身上几乎没有恶的影子，他不仅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义士。林祥福从寻找“妻子”小美的个人意愿出发，逐渐卷入了匪祸横行的历史洪流当中。他的悲剧命运走向是作家有意设置的死亡之路，从他用情专一主动踏上寻妻的道路的那一刻起，从他对义的恪守决定为顾益民送30支枪的赎金开始，他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的道路，一个“至善”之人的毁灭更能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引发读者共鸣。

作品中的天灾和匪祸是恶势力的代表。顾益民敦厚正义的家庭中诞生了三个作恶的纨绔子弟，他们的出现在善良的世界里开了一道恶的口子。紧接着土匪头目张一斧等人陆续登场，张一斧是极恶的代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最后土匪内部也看不惯他的作恶行径。随着恶势力逐渐的亮相，土匪的世界里却出现了罕见的善，“和尚”叫他的母亲放走了陈永良并给予食物，在恶势力中开了善的口子。善恶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在两者的对立中恶被善所消解。

（二）爱情视角下的悲剧

《文城》作为一部具有悲剧审美价值的作品，通过林祥福爱情的毁灭达到悲剧的高潮。作品以林祥福寻妻为主线，串联其他一系列人物的故事。林祥福与纪小美爱情的毁灭，引发读者思索两人之间的情愫到底是不是爱情。

对于小美的欺骗和离开，林祥福并没有丧失对爱情的追寻和信心，他依旧相信爱情，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生的挚爱小美。悲剧的美学体现就是抗争，林祥福在悲剧中敢于抗争，他对爱情专一、对家十分渴望，怀抱女儿千里寻妻，离开故土在溪镇生活长达16年，林祥福凭借小美留下的证据：木屐、方言等，逐渐断定溪镇就是小美和阿强所说的“文城”。当他返回溪镇打算落脚时，小美已经离开人世，林祥福寻妻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他的爱情已经结束了，但他至死不知道小美已经离世的事实。一生的爱情追寻以两次短暂相遇和错过告终，以此达到对他用情专一的解构，为他的爱情悲剧附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小美饱受命运的折磨，她生命中出现的两个男人是救赎她的两束光。沈祖强作为解救小美的第一束光，将她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林祥福作为小美人生中的第二束光，在两人一年多的夫妻相处中，林祥福给她的是成熟和安稳的爱，给了她一个完整的家。在小美临死之前内心独白中，可以看出小美内心的挣扎，包含着对第二次婚姻的丈夫林祥福的愧疚，两人之间是“爱而不得”的爱情悲剧，她内心放不下解救她的初恋，但更放不下对林祥福的爱。值得庆幸的是，小美在死后的第17年终于等来了林祥福，为两人的爱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人做了短暂而又永恒的告别，两人的爱情毁灭的悲剧在美学上获得了某种意义的永生。

（三）命运视角下的悲剧

宿命论是一种无常的命运感，属于悲剧意识范畴。余华的很多作品中都弥漫着宿命感，作品中林祥福、纪小美和林百家的命运都体现了较强的宿命感。有人对《文城》中的“命”和“命运”等字眼进行统计，大概出现了13次，这场悖论性的寻妻之旅中人性悲剧上升为命运悲剧。

人的生命力与早已注定的灾难无法协调，推进了人物命运悲剧的发生。在悲剧中，“死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悲剧结局最常见的“形式”。善良之人的生命在命运面前不堪一击，十恶不赦的匪首张一斧对至善之人林祥福的迫害，将善与恶的对抗推向了极致。林祥福相亲时阴差阳错为后来的爱情悲剧和家庭悲剧埋下了伏笔，也为他命运悲剧作了铺垫，感情专一之人没有得到一份真挚的爱情。他崇高的死亡姿态与小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为了社会大义的英勇赴死的光辉形象，一个是满怀愧疚的冰雕负罪者姿态，实则都是对人物内心真实世界的写照，散发着美好人性的光芒。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纪小美，作为小说情节发生发展的关键人物，她的出场推动了林祥福做选择，间接改变了女儿的命运走向，作家将她放置在正篇宏大历史之外的补篇当中。她死于祈福仪式，死后长眠终日不见阳光的西山北坡，死后无人收尸、无人祭奠，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被人遗忘。如果说林祥福的死是明知结局的慷慨赴死，那么小美的死亡就显得微不足道，可以说是一种无人在意的弱者的“受死”，而她的死亡恰恰正因为这种“无意义”而具备了命运悲剧的美学价值。身为童养媳的小美，她的人生走向与所处的环境在无形中被纳入了循环当中，她代表着一个家庭中两代女人身份的承继，不知不觉陷入循环的命运走向，生发一种无力挣脱的宿命感。

作品以一种诗化的语言，在诗意的风景和人、诗意的风情和风俗的意境下，缓慢地书写着人物的人性悲剧、爱情悲剧与命运悲剧。诗化语言在人性悲剧、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的冲突中产生了巨大艺术张力，突显了人在灾难面前无力反抗的残酷性，正因为人在悲剧面前抗争的失效，悲剧美油然而生。

二、《文城》中悲剧的原因探析

在处理悲剧的问题时，一方面，由于余华本人悲剧意识的觉醒，作品中悲剧的书写沿袭了悲剧固有的内涵，另一方面，作家对“悲剧能否在当代文学中获得新生”的问题进行了思考，通过文本创造了一种符合现代读者阅读需求的悲剧审美格局。

悲剧美源于悲剧情节的构造和悲剧人物的成功塑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六要素，他最看重的是悲剧的情节，力持悲剧情节的转变应该由福转祸，情节结构应该是复杂曲折的。林祥福寻妻路中碰上了龙卷风和雪冻灾害，他和小美两人的爱情悲剧，既是一种福也是一种祸，他的悲剧并不是由于罪恶，而是因为他能文不能武的弱点。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对悲剧人物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余华在访谈中直言要塑造一个“至善”的人物形象，作家对林祥福人物形象的塑造符合理想悲剧人物的要求。

悲剧美源于作品的叙事张力。比如作品中善与恶对抗的张力，作品对土匪恶的书写更加彰显了溪镇人民的善，而绝对善的环境也会有恶的滋生，如顾同年三兄弟，恶的环境中也存在善意的可能，如土匪窝子里的“和尚”。善恶是此消彼长的过程，顾益民作为善的代表战胜了恶的代表张一斧，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作家对人性善的赞扬和对正义伦理的捍卫，人性的善良，折射了作家对正义的张扬。

悲剧美源于崇高感。作家将小说的大背景设定于匪祸横行的乱世年代，塑造了恐怖和肃杀的氛围，让读者恐惧的同时，给予悲剧人物以怜悯。悲剧的崇高感是情感升华的理性美，崇高感由独耳民团的殊死奋战和林祥福的死亡姿态体现，独耳民团与土匪发生了大场面的战争冲突，朱崇伯、徐铁匠、孙凤山三任民团团领相继去世，民团十八人的墓碑在城隍庙前连排竖立，独耳民团的不幸遭遇引发读者的同情和怜悯心理。林祥福死亡时人性光辉的回光返照，崇高赴死的姿态也引发读者深思。

三、《文城》中悲剧书写的意义

余华不依赖文学之外的场域，塑造了一座“说不尽”的文城，他靠作品自身的文学性获得较高审美意义，通过人物人性悲剧、命运悲剧和爱情悲剧的书写，小心翼翼地建构情与义理想审美世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生态危机、诚信危机等问题频发，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余华有意塑造一个仁义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是讲仁义、讲诚信、充满人情味的，溪镇人民的生存状态犹如“世外桃源”的理想状态，“文城”是作家心中累积的人文精神凝结而成一个空间意象，隐含着作者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建构理想世界的美好诉求。

尼采认为“悲剧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悲剧的效果是审美的效果”，这就要求对悲剧作出审美的解释，余华通过悲剧的书写，通过对人性、爱情和命运悲剧美的塑造，一方面达到对文化迷失、历史迷失和个人迷失的批判，另一方面达到对理想社会的建构，“文城”可能是人们最终值得期待和守护的地方，是人们活着的信念和意义所在。余华为现代悲剧叙事提供了新思路，在男女主人公的悲剧的叙事中增添人性内涵，隐含着作家对现今人类生活状态的思考，展示了作家对人性问题、爱情问题及命运问题的思考。作家对林祥福找寻爱情的执着、深陷悲剧命运之中依旧饱含乐观精神的欣赏和肯定，给读者谱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让读者既看到了人生苦难的一面，又看到真善美必然战胜假恶丑的一面。

在《文城》中，作家将悲剧发生的大背景设定于匪祸横行的乱世年代，变动的社会期待英雄的到来，文学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巧妙重合，激发了读者对历史未来走向问题的想象和思考。作家塑造的“文城”，象征着另一种精神空间的可能性，他致力于为现代人面临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困境寻找出路。作家通过书写善良之人毁灭的悲剧和绝望，呼唤人们心中的真挚和美好的情感的觉醒，表达了作家在时代洪流下对文化的坚守与选择。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亓雪莹（1973—），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