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与人

田兴家，贵州人，1991年生。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山花》《湘江文艺》《作品》《野草》《广州文艺》《湖南文学》等刊物，有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

一九九〇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枣树上的公鸡叫得正欢。一间破旧低矮的茅草屋里，响起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暗黄的油灯下，一个瘦脸男人坐在旁边，正焦急地抽着烟，他妻子昏死一般沉寂，稳婆抱起婴儿，用苗语高声宣布：“是个耕田的。”男人把烟扔地上，猛地站起身来踩灭，控制不住地手舞足蹈，他妻子说着什么，声音哽咽，随即哭出声来，疼痛里裹着无边喜悦。男人用苗语说：“我早就想好的，就叫冬你。”接着又说：“等读书了就叫滚冬你。”并用别扭的汉语喊了两声“滚冬你”。

请允许我稍停片刻，作一番自我介绍。我姓滚名冬你，现年二十九岁，于这个雨夜坐在书桌前，为陌生读者写下树与人的故事。我有三个姐姐，用我们苗族的话来说，她们都是织布的，直到耕田的我出生后，母亲才去做结扎手术。在苗语中“冬你”是个好听的名，但音译成汉语却略显怪异，再加上我父亲没什么文化，无法挑选出合适的字，为我上户口时便写下“滚冬你”，因此我走出大山经常受到别人关注。当然，这是升入初中以后的事，现在不着急讲，先接上一段故事，慢慢往下写。

我父亲翻出崭新的毛毯，待稳婆为我洗好澡，把我包起来放母亲身边。这块毛毯是我二姐出生前买的，当时父母都说若是儿子就使用，若是女儿就留着，于是一直留到我出生。忙完后父亲取下枪来到门口，朝丛林深处开了一枪，惊吓到枣树上的鸡，它们怪叫着纷纷飞到地上。住在坎下的贾阿带习惯早起，正对着草丛撒尿，抬起头来喊道：“滚布吉，一大早上就鸣枪，生儿子啦？”我父亲骄傲地向他点头，唱了几句古老的苗歌。把枪放回屋里，舀一碗苞谷粒洒在门口，鸡争先恐后抢着吃。他蹑手蹑脚地走近，抓住一只毛色鲜艳的公鸡。

那时我大姐已经八岁，接到父亲的命令后，赶紧翻身起床烧火。父亲把鸡肉剁成块放锅里煮，叮嘱我大姐把火烧旺，然后他扛着锄头往后山走去。父亲找到属于他的那棵树，用锄头砍下一截树枝，打算栽在旁边的空地。但挖好坑后他改变主意，他想：我儿子于鸡鸣时出生，以后一定能成为人物，他的树不应该跟普通人的树在一起。父亲转遍两座山，选中一个荒芜的土坡，把树枝栽在正中央。抽了一支烟，他用苗语对树说着话，大概意思是请求树陪儿子长大、保儿子平安，说上许久才转身回家。

跟苗王拿到一包灰白的粉末，取适量加入水中，搅拌均匀后浇我的那棵树，每两天就得浇一次。据说这种粉末能促使植物生根，是从某种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但提取方法只有苗王一个人知道，他在临终前才会传给下一任苗王。我满月那天，我的树已发出新芽。母亲把我背到土坡上，几乎请来了全寨人，都身着苗族盛装。苗王念着咒语开始做仪式，正式向大家表明这棵树是我的。在场的男人围成一圈，在苗王的指令下，依次朝天空鸣枪。然后男人吹响芦笙，女人跳起舞唱着歌。待所有程序结束，人们去我家享用准备好的酒肉，对我父母说着恭维话。

我逐日长大，我的树也逐日长大。它的生长速度极快，我的身高总比同龄人矮一个头，而我的树却比同龄人的树高一大截。父母把我当成宝，平时跟三个姐姐玩耍，只要我哭闹她们就遭殃，久而久之，连仅比我大两岁的三姐都知道不能惹我生气。过度的溺爱致使我性格有缺陷，在家里以自我为中心，在外面却胆小如鼠。有一天苗王路过我家门口，对我父亲说：“冬你有点怪怪的，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父亲说：“整个苗寨只有他是鸡鸣时出生的。”每当提到我的出生时间，父亲都感到特别自豪，他经常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

电线刚拉进丛林没几年，唯一的用处就是点亮电灯，整个村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求知欲强的孩子晚饭后会向父母问这问那，父母也只能讲一些遥远的故事。从父亲讲的故事中，我知道苗族祖先的首领叫蚩尤。蚩尤与黄帝于今天的河北发生战争，蚩尤被俘虏并被处死，他的后代便往西南方向迁徙。在长达千年的迁徙中，为了躲避战乱，苗族人都是住在森林里，于是对树产生独特的感情。出生时种一棵树，死后砍这棵树作为棺木，入土了又在坟墓上种一棵树。都认为死者的灵魂转移到树里，随着树的生长永远存于这世上。

七岁那年我进校读书了。学校在一棵古榕树下，仅有四间木房，由相邻的几个苗寨合建而成。三个老师六十多个学生，每两个年级共用一间教室，剩下一间供老师办公吃饭休息。学生得自带桌子板凳，这一年的七月半刚过，父亲就开始为我制做桌凳。大姐和二姐先后从这所小学毕业，我本来可以用她们的桌凳，但父亲固执地要为我做新的。在我们岜沙苗寨，树命几乎等同于人命，没有得到苗王的批准不能随意伐倒一棵树，但制桌凳这类小事苗王绝对不会批准。父亲翻过山去，从粗壮的树上砍下合适的枝，断断续续忙了一个月，我的桌凳才终于完工。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天入学的情形。那天早上飘着几颗雨，我背上母亲缝制的书包，父亲扛着桌凳牵着我到学校。我在座位上四处张望，前后左右都坐着小孩，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惊恐得几乎哭出声。不一会儿老师走进教室，他清点人数后开始讲话。小孩子难以安静，不停地翻这动那，为了让我们保持良好坐姿，老师用汉语说：“把手背起来。”此时的我还不会汉语，没有完全听懂，便把桌上的书包背起来。一、二年级共用教室，一个女生用苗语说：“他太笨了，不合适读书。”过后我才知道她是二年级的，名字叫石窝妹，左脚有些跛。

放学回家我向父母哭诉，我不愿意再去学校读书。父母答应得好好的，可第二天还是喊我起早，想方设法哄我跟三姐去学校。多年后我才明白，老祖宗确实说得对，笨鸟定能先飞。一年下来，我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只是我内心深处依旧胆小，具体表现出来就是害羞，村里人都说我比姑娘还害羞。大概是入学三年后，同龄孩子已学会唱苗歌，唯独我连口都不敢开。苗寨的人都能歌善舞，而我却声音如鸭叫动作似肥猪。估计父母的优秀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至今都不会吹芦笙不会唱苗歌。

学校的老师只有初中文化，几个苗寨凑米和肉从镇上请来的。镇上遥远，步行得三四个小时，因此老师受到所有人尊敬。我五年级快放暑假时，有位老师让苗寨一个姑娘怀孕，但他却不愿娶她。在全寨人的逼问下，这个老师说出原因，他早已有了妻儿。全寨人都非常愤怒，把他捆绑在柱子上，有人提议把他解决掉，受害姑娘的哥哥把枪抵住他的额头。最后苗王阻止道：“公安机关批准我们带枪，我们不能乱使用，否则就对不住上级对我们的信任。”经过一番商议，当即把该老师赶出苗寨，扣下其整个学期的报酬，用来为受害姑娘处理事情。

也许被崇尚武力的岜沙人吓着，新学期开学，老师没再来。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接替，这所私校暂时停办。将近一半学生辍学，其余的转到五公里外的苗寨就读，这当中包括我。我们每天早上都起早，一起穿过树林去学校，午饭是从家带来的饭菜，下午放学又一起穿过树林回家。这边的学校是公办的，三年级以上开设了英语课。也许是换了环境的缘故，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英语直接一窍不通。入冬后，天没亮就离家天黑才回到家，我经常抱怨不想读了。父母好像不再对我抱希望，大姐二姐出嫁得到的彩礼仍留着，打算用来为我筹备成人礼。

在我们岜沙苗寨，男孩十四岁左右举办成人礼，接过父亲为其准备的枪，标志着成为了男子汉，然后唱歌追求心仪的姑娘，接着就是恋爱、成家、立业。考虑到我不会唱歌，跟外人说几句话就脸红，再加上我家极其贫困，父母决定开始为我的婚姻忙碌。经过父辈们的多次交谈，石窝妹的父母对我感兴趣，说我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晚上吃饭时，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仿佛遭到侮辱一般，瞬间放下碗大发脾气。母亲哭着劝我平息，说：“如果外人知道你的脾气，估计连窝妹都看不上你。”父亲喝了一碗酒，说：“你有本事就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这样那样的小病，母亲总用土办法为我治，如果治不好就去找树帮忙。母亲哀求一般地说：“树呀，你让冬你好起来，树也是需要人陪伴的，冬你好起来才有人陪伴你。”神奇的是，我竟然就好起来了。整个晚上，母亲的声音都在我耳边响着，于是我第二天起早就朝树跑去。凉风习习、露水湿人，我对树说：“树呀，你说我是读书的料吗？”树枝抖动几下，似乎在回答我“当然是了”。我又问：“树呀，我以后的老婆会是石窝妹吗？”树一动不动，我放下心来。我再说：“树呀，那你就保佑我好好读书吧。”

也许是为了逃离石窝妹，也许是父亲的话激励了我，也许是树保佑着我，我又开始在学习上下功夫。小学毕业，我居然考上了镇上的中学。这一年村里只有五人考上，其余的要么辍学要么留在村里“混”完初中。镇政府对我们丛林深处的苗寨比较关心，相关领导和老师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父母一时为难了，把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让我自己选。第一，留在村里读书，举办成人礼，拥有一把枪；第二，放弃成人礼和枪，去镇上读书。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第二个。父母送我去报到的那天，一路上都叮嘱我，他们离开时母亲还流了眼泪。

第一节课老师点名，我的名字引来一阵哄笑，让我尴尬得整节课都不敢抬头。还好，我跟隔壁苗寨的易里让同桌同宿舍，他性格开朗，很快跟班上同学熟悉起来。除了名字以外，我们的发型也引人注目。千百年来，岜沙男性都是户棍发型，把四周的头发剪短，保留顶部的头发扎成辫子。学校允许我们留这样的发型，但鼓励我们剪成标准的学生头。为了融入现代文明，我毅然把辫子剪了，而易里让却舍不得剪。因为成绩跟不上，易里让初二没读完就辍学了，回家重复父辈的生活。一天易里让突然来到学校，说明天是他的成人礼，叫我请假回去参加。

易里让家里富有，成人礼办得很浓重，把邻寨的同龄人都请来了。我们到易里让家吃了早饭，说笑着随他去山上看树。经过土坡时，有人说：“冬你，你一直在外面读书，你的树多么孤独呀。”有人轻拍我的肩膀，开玩笑道：“没事，石窝妹会来替你看望的。”大家开心地笑起来，我想发火但忍住了。看了易里让的树，又随他去田里捉鱼，在太阳偏西时满载而归。苗王做完仪式，用镰刀为易里让剃头，然后对着无边的大山说：“里让今天成人了……”随后，易里让接过他父亲为他备的枪，往前跨半步、指向天空、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响彻山谷。

直到今天，易里让鸣枪的情形仍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这是枪支最后一次出现在岜沙人的成人礼上。过后不久，政府以保护野生动物为由，开始对岜沙苗寨禁枪，只留下几支用于表演。经过媒体的不断报道，外地人对我们感到好奇，都想来一探究竟。于是，现代旅游业渗透进来，鸣枪和剃头都失去原有的味道，变成一种商业表演。就连表演队里的一些姑娘都不是苗寨的，而是从外面请来的，仅仅是因为她们的形象好。在鸣枪的环节里，她们紧紧蒙住耳朵，完全没有苗寨姑娘特有的那种“野”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参加完易里让的成人礼，我回镇上继续读我的书。学校新来了一批老师，都是大学刚毕业的。他们描述的大学生活让我非常向往，于是我更加奋发图强。升入初三后，我两周回一次家，甚至有时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待在学校里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解数学题。石窝妹偶尔来镇上赶场，会带腊肉或干鱼来学校给我，我骗室友说她是我妹。室友好奇地问：“你妹怎么比你还高？”次数多了以后，我的心似乎软了些。这么一个年轻姑娘，脚不方便却还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送东西来镇上给我，她到底图些什么。

后来，易里让结婚了，新娘是村里最美的姑娘之一。后来，岜沙的年轻人往城市涌去，回村都是奇装异服、爆炸头型。后来，电视机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唱流行歌曲。后来，摩托车成为岜沙的交通工具，生活的速度逐日加快。后来，我考上高中……去县城报到前，石窝妹约我见面。黄昏时我们爬到山顶，望着慢慢下坠的太阳。她说：“以后你会经常回来吗？”我说：“当然，我的家还在这里。”她摇摇头，说：“等你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就很少回来了。”稍停片刻，她唱起苗歌，歌声清脆，似夕阳染遍天边。我突然感到鼻子发酸，随即眼睛湿润了。

坐在去县城的客车上，石窝妹的歌声一路追逐着我。窗外小路长青苔，妹在家中等哥来，一天到晚不见哥，月亮爬上山坡来……但是新的学习生活还是让我忘记了她。高一读了半个学期，我竟然收到一封信，是石窝妹从浙江寄来的。她说在工厂打工很辛苦，叫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她说她总梦到岜沙的树，在梦中我的那棵树是苗寨里最高的，她相信我一定能成为苗寨里的首个大学生。同桌是县城的，把我的信抢去看，好奇地问我：“听说苗族喜欢定娃娃亲，你不会也定的吧。”我摇头不语。后来，石窝妹又寄来两封信，再后来，就没有音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