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曹舟，电视连续剧《卧虎》编剧（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浙江卫视等播出）；电视连续剧《娘》策划（山东卫视、河南卫视播出）；电视连续剧《云上的诱惑》监制（湖南卫视播出）。

年轻时读金斯堡的长诗《祈祷》，我不会想到，那个十二岁男孩送母亲去纽约疯人院的故事有一天会在我身上重演。不同的是，我已人到中年。

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早上，哥哥从美国的北卡打来视频电话，表情凝重。那天在哥哥家，母亲突然晕厥，喝了杯糖水后才缓过来。类似的晕厥过去也发生过几次，哥哥没太当回事，我们都知道她有低血糖。

但这次不一样。母亲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理睬。傍晚时，她走到哥哥面前：

“你弟弟被人杀了，满身都是血。你看见没？”

我听得脊背发凉。哥哥说只要母亲看到我，就会明白那只是一时的幻觉。哥哥把手机拿到了母亲面前，她对我的问候毫无反应，眼睛从镜片上方直勾勾地盯着我，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看得我心里发毛。终于，她开口了：

“晓东，你放心，我会给你报仇的！”

晓东是我的小名。

我感觉整个人掉进了冰窟。随后与哥哥单独通话时，他说当时母亲正在跟他说给外公迁坟的事。外公外婆终于能合葬了，她很欣慰，还让哥哥给她订一个月后回国的机票。

“咱们可能有大麻烦了。”我说。

母亲的事，对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我而言是雪上加霜。

那段时间，颖带着女儿从北卡搬到了加州。移民美国大半年后，她仍不适应在北卡的生活，女儿也不喜欢那里几乎没有华裔孩子的学校。加州离哥哥家太远，颖不顾我的反对做了决定，暂居在她中学时的闺蜜家里，她说这都是为了女儿。这让我很生气。

三十岁时，我认识了小我十岁的颖，那时我们都还生活在那座西北省城。婕去西安后的两年里，我辞职和朋友开公司，赚了些钱，准备开一家酒吧。酒吧装修快完工时，我们从美院请来几个学生给酒吧画天顶画，乔托的《哀悼基督》。其中有一个瘦高的男孩，他正在追求我没还见过的颖。那时我已从与婕的情伤中慢慢走出。几天后，颖出现在酒吧。面目清秀的颖坐在脚手架下安静地看他们画画，递递东西，偶尔也爬上去画几笔。

酒吧开业两个多月后，颖成了我的女朋友。我对那个瘦高男孩心存愧疚，颖却说即使没我，她的下一段恋情也不会是他。

生下女儿后的十多年里，颖做了全职妈妈，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我，事业却与年龄像一对冤家般此消彼长。我和颖因为生活琐事的摩擦日渐增多，在不时地夫妻冷战中，女儿不可阻挡地成了一名学渣。家里的空气让人窒息，幸好，移民申请的获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颖带女儿走的那天，在机场看我的眼神有了许久未见的一丝湿润。回家路上，我买了一小箱啤酒，我猜家里只剩我一个人，我会不习惯，会睡不着觉。可那晚，啤酒一瓶没开，我倒头就睡，睡得十分香甜，像一头离开狮群的疲惫的公狮。

那以后，每月给颖和女儿寄生活费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一个多月后，趁着母亲精神状态较好的时候，哥哥终于把她带回了上海。两次远程会诊加上脑部CT，基本确定了母亲的病情。她日夜颠倒的癫狂让哥哥一家担惊受怕。两次走失，都是哥哥开着车沿路寻找，把她带回了家。所幸哥哥的家在远离城市的郊区，除了沿路边行走，母亲无处可去。

时隔大半年，我又见到了母亲。

尽管已有医生的诊断，我们仍抱有一丝幻想。母亲在回国路上的闹腾断绝了我们最后的侥幸。我联系好了千里之外的西北省城里最好的一所养老院，那里有专业的护理，接收失能、失智的老人，从饮食和气候考虑，那座母亲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是最好的选择。病情一个多月的迅猛攻击已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它的对手。

母亲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哥哥问她我是谁，她瞥我一眼，平静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好像已经忘掉了那个被“杀死”的满身是血的儿子。哥哥告诉我，他给大舅打了电话，“我知道了，妈幻觉中那个浑身是血的人不是你”。

那人叫阿庆，死在一九四九年。那年夏季的末尾，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西北省城炮声隆隆，解放军的攻城已蓄势待发。

肖有财一家住在省城的一条深巷里，他是个本分的小商人，多年打拼出的一间临街百货店和两座小四合院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计。肖有财娶了黄河北岸石家的女儿石兰珍，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每次都是肖有财亲手把孩子抱去坟岗，他不让旁人插手，给娃裹上席子，自己小心翼翼地铲土填埋，生怕娃被压坏。

那年十三岁的秀芹，也就是我们的母亲，是肖有财的第三个孩子。哥哥姐姐的夭亡让秀芹成了家中孩子的老大。也因此，肖有财格外地宠爱这个女儿。

比秀芹大四岁的阿庆是个孤儿，他从小就被亲戚送到肖家当学徒，每天接送在女师上学的秀芹是阿庆最喜欢做的事。阿庆的勤快踏实让肖有财想起年少时的自己，在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肖有财对石兰珍说：“以后，把阿庆留在家里当女婿。”

被围的城里已经有些乱了，店铺被砸抢的事时有发生。靠着肖有财的先见之明，家里储存的米面够吃一阵子，肖有财拿上老婆烙好的一口袋饼子、一块腌腊肉，又从厨房的腌菜缸里捞了一罐酸菜赶往几里外守店铺，留下阿庆在家里帮石兰珍。

难熬的几天过去，城里的炮声、枪声渐熄，石兰珍打开院门，看到了已经开始在街头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她把阿庆和秀芹叫来，让他俩去给肖有财送吃的。这座省城是中国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在家闷了几天，沿着河边走的阿庆和秀芹都有些兴奋，直到开始看见河里的死尸。

一具具国民党兵的死尸顺着河水漂到岸边，浸红了平日里浑浊的河面。一天前，经过多日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已从省城的南山打到了黄河边。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官兵涌向黄河上唯一的铁桥，试图逃往黄河北岸，没能上桥的很多人慌不择路，跳进河里想游过去，但他们低估了河面下暗藏的急流漩涡，溺水淹死不少。十几年前的祁连山下，这支骑在马背上的国民党军队挥着马刀追砍红军西路军，现在，到了他们还债的时候。

秀芹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阿庆让秀芹赶紧回家，自己一个人赶往店里。那时除了小股残余的国民党士兵在街巷里做零星的抵抗，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河边到处躺着死尸和哀嚎声渐息的国民党伤兵。

秀芹回到家没过两个时辰，院门口传来震耳的叩门声。石兰珍打开门闩，肖有财扑进院门，肩上扛着浑身是血的阿庆。阿庆是快到店里时中的流弹，他撞上了一小股藏在巷中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阿庆中枪后挣扎着爬到肖家店铺门前，身后的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肖有财从店门缝隙里看到了趴在门外的阿庆，他开门背起阿庆跑向最近的诊所，诊所却大门紧闭，阿庆就这样死在了肖有财的背上。

多年过去，母亲一直没能忘掉满身是血的阿庆。七十多年后，垂垂老矣的老妇人与少女秀芹在她已然混乱的脑神经回路中再次相遇，阿庆幻化成了她的小儿子。

与我碰面后，哥哥趁母亲不注意悄悄离开，送母亲回老家进养老院的重任传递到我身上。母亲病发后日夜不休地折腾了一个多月，哥哥已身心俱疲，游走在自己世界里的母亲，对身边的人换成了小儿子并不在意。从这一刻起，我将陪伴母亲踏上归途。母亲那天的精神状态不错，我决定当晚就走。

担心母亲在飞机上出状况，犹豫再三，我给婕打了电话。我俩的手机号多年未换，随时可以找到对方。接到我的电话时，婕正在休假，久未联系，我的电话让她很意外。

按婕的建议，我订了她的同事做乘务长的当晚最后一个航班，方便路上关照我们。我给婕发微信致谢，三朵玫瑰绽放在文字后面。婕幽幽问我，是否记得上次送她玫瑰是什么时候？

我当然记得。婕嫁去西安的前一天晚上，我来到她家门口，那天很冷，我用砖头把一支玫瑰的枝条夹放在她家门边的墙角。我知道，经过一夜寒气的摧残，第二天一早婕看到时，那支玫瑰早已在寒风中萎谢凋零。这是我与婕告别时挣扎出的最后一点矫情。

认识婕时，我才二十多岁，在我记忆里，那是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的一位朋友是婕同事的中学同学，他俩吃饭时，分别叫了我和婕作陪。那是我第一次见婕。从那一刻起，我对漂亮姑娘的定义就由长发飘飘变为短发齐眉。

那个时候王朔风靡一时，我独爱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那是婕的职业。我中了朔爷的毒，经常打车赶往几十公里外的机场，只为住在机场宿舍的婕能吃到一口温热的麻辣烫，当然，还有婕的一个热吻。那时我大学毕业没几年，在国企拿着微薄的工资，喜欢着一个薪水高于自己十倍的姑娘。这种事在那时并不鲜见，人民还没有富裕起来，穷小子们不管不顾地窥伺着喜欢的姑娘，我觉得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我没想过以后，肆意挥霍着对婕的喜欢，这一切在一年多后婕突然结婚时戛然而止，她得到了一个调往西安的机会。

有很多人在追求婕，他们的条件都比我好，对此我心知肚明。婕比我成熟，知道喜欢一个人和与他谈婚论嫁是两回事。她嫁给那个西安的飞行员时，我被暗自神伤和如释重负两种奇怪的情绪交织缠绕着。我承认，我是一只鸵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婕不会是那个与我共度一生的姑娘。在我和婕的交往中，婕是一团随时可以吞噬我的烈焰，我一边不顾死活地拥抱着这团让我迷恋的火焰、一边努力让自己不被灼伤，这场飞蛾扑火的游戏让我疲惫不堪。婕走后的夜晚，我浸泡在啤酒的微醉中，欣赏着自己被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胳膊。无论高兴还是生气，她都喜欢掐我，我猜她不会这样掐那个飞行员。

当天晚上，我陪着母亲踏上回老家省城的归途。从市区到机场，她一心以为我要带她再回哥哥在美国的家，对我说：“给你爸打个电话，说我去美国了，让他不要等我回家。”她的时空已经错乱，我哦哦答应着，这是母亲在路上唯一一次提起父亲。

事实上，父亲去世已二十多年，那年，母亲六十刚过。父亲是在回老家探亲时突发心梗的，下葬时母亲和我都在。乡下的亲戚们代我们忙碌着，请风水先生看好了父亲下葬的位置。我对故乡并不熟悉，站在他们给父亲选好的墓址旁看向四周，目光落到不远处另一座孤零零的坟头上，凸起的坟包上杂草丛生，显然已很久没人来祭扫了。一马平川的田地里，目之所及，只有那一座孤坟与即将长眠于此的父亲相伴。

亲戚告诉我，那是我马霞婶婶的坟。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却看向母亲。

马霞婶婶是祖父母给父亲包办婚姻的第一任妻子，不识字，却是村里数得着的漂亮姑娘。母亲说，父亲一直不承认这门亲事，直到他进城十几年后，无望中的马霞婶婶才终于同意离婚，她后来患了眼疾，直到去世，父亲一直给她寄钱治病。坟址是邻乡的风水先生选的，他并不认识我父亲和马霞婶婶。兜兜转转五十年，他俩终究没能躲过彼此。

飞机上，婕的同事帮我和母亲调换了远离其他乘客的座位。坐在宽阔的第一排，母亲出乎意料的安静，她看着舷窗外，捂着嘴与闯入她脑际的幻觉中人窃窃私语。婕的同事微笑着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在她的提示下，我终于想起来：十来年前在上海的商场里，我和颖曾与婕和她的这位同事迎面相遇。那是颖与婕唯一的一次碰面，但颖并不知道。

我和婕多年未见后的那次不期而遇，让我至今也觉得匪夷所思。两千多万人穿梭其中的城市里，我此生最亲密的两个女人竟然能在偶然间相遇，距离咫尺之间。我们错身而过时，我仍然不确定那是婕，直到几分钟后收到婕的手机短信：“是你吗？”

颖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迅速给婕回了短信，婕说她和同事在商场顶楼的酒吧。当颖提着购物袋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在琢磨撒个怎样的谎去与婕见面。颖打开购物袋，里面是刚才我看中却嫌贵没买的一件衣服。那时我和颖移居到上海不久，重新开始的一切远不及预期顺利，购房后还贷中的生活日渐拮据。颖没去洗手间，去给我买了这件衣服，那时她刚刚找到一份薪水不高的工作。那一刻，我为自己的龌龊感到羞愧，一件衣服浇灭了我想见婕的

念头。

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颖倚着我的肩睡着了。我收到婕的短信：“你还在吗？”最后一个短信是婕的同事拿她的手机发来的，说婕要了瓶红酒，醉了，在哭。我最终没回短信。我那时不知道婕已经离婚，带着儿子独自生活。与婕偶遇的那一面让我知道，只要见到，我仍会顷刻间为她沦陷。我以为那晚的爽约是我和婕之间最后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