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岱看晚明士人的人生选择

张岱是明末清初颇具代表性的文人。以明亡为界：晚明吏治腐败、心学鼎盛、世风放荡豪奢，张岱一类士人厌倦政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物质与精神的满足；明亡后，士人们民族意识觉醒，或以身殉国，或选择成为明遗民，保持了民族节操。这部分士人离经叛道，重视个性，内心却深藏忠诚道义。本文将从张岱的人生经历及诗文作品入手，以张岱为典型，探究晚明士人人生选择的历史意义。

明朝末期，经济上，商品经济的繁荣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学术上，西学东渐，阳明心学广泛传播；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吏治腐败，奸臣当道。

在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历史环境下，士人群体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士人固守科举取士的传统道路，坚持寒窗苦读；一部分士人意识到功名无望，或“隐”或“狂”；还有一部分士人转而将目光投向自我价值——交友结社，游历唱和，纵情山水，追求一种闲逸自适的生活。

张岱（1597—1689年），字宗子，号陶庵，晚号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生于山阴望族，年少时有意仕途，年近三十屡试不第而折节著述，在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均有成就。张岱身上几乎凝结了晚明士大夫最为典型的心路历程。研究张岱及以他为代表的晚明士人群体人生选择的变化，对观照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立身行事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晚明士人的探索与躁动

（一）对人生之乐的追求：欢娱极欢娱

明朝末期，自上而下兴起的奢侈纵欲之风席卷整个晚明社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以张岱为代表的晚明士人们尽情追求口腹之欲、声色之美，在游历交往、品鉴玩赏中获得艺术的诗情和生活的意趣。

张岱年少时是一个典型的贵游公子，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欢娱的追求：“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张岱涉猎广泛，他学丝竹书画、赏古玩戏曲、品美食茗茶，生活的富足与人生的热情理所当然地反映在张岱的作品中，这一时期张岱的诗歌色彩饱满、鲜活生香又自在飘逸。他形容火腿是“珊瑚同肉软，琥珀并脂明”；形容佳人是“白瓯沸雪发兰香，色似梨花透窗纸”。在他看来，“生活多是光彩耀目，审美乃是人间至真”。

同时期的卓人月（1606—1636年，字珂月，号蕊渊，浙江塘栖人）在失意之余徜徉于声色之场。余怀（1616—1696年，字澹心，号曼翁，福建莆田人）诗言：“老爱青春贫爱酒，寻花只当作生涯。”他们沉醉于声色享乐，可谓：“清歌夜夜倩莺陪，红楼日日扶人醉。”

稍早于张岱的袁宏道称人生有五大乐，其中“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其弟袁中道进一步强调“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晚明士人在思想上逐步挣脱了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开始关注沉寂已久的情感欲望，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对科举功名的尝试：学而优未必仕

张岱在《快园道古》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万士亨、士和举进士，其父古斋公每致书曰：‘愿若辈为好人，不愿若辈为好官’。”可见晚明士人的科举观较以往的朝代已有很大改变。

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常被摈斥埋没，考生们还要忍受贡院里无尽的屈辱与折磨。“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天气酷暑炎热时，“汗淫浃背，勺浆不入口……霖雨倾注，以衣覆卷，疾书而毕事。”张岱的叔叔张葆生曾写诗嘲讽十七位近花甲之年才登榜的举人，“却言序齿却无齿，共叹同年是暮年”“可怜到手乌纱帽，反带儒巾入九泉”。尽管如此，那时候的士人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科考的藩篱，张岱亦不例外。张岱认为朝廷以八股文来“镂刻学究之肝肠，消磨豪杰之志气”，但他同时觉得科举考试有其可取之处：以苦读消磨岁月，结交师友，充实人生。然而，学而优未必仕，张岱的才华一直未能受到考官赏识，他屡试不中，最终无奈放弃。他将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之情寄于山水诗歌，“人迹不到之处，名山胜景，弃置道旁，为村人俗子所埋没者，不知凡几矣”，但他在鄙薄世俗的同时也不忘诙谐自负，“山果有灵，焉能久困？东武怪山，有例可援。余为山计：欲脱樊篱，断须飞去”。

（三）对传统道路的背离：非仕则隐与宁为狂狷

“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千年来士人实现抱负的传统道路，然而这条狭小的道路容纳不了日渐庞大的士人群体，于是一些士人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与政治生活保持距离，避世玩世，此间狂人、隐士层出不穷。

1.“非仕则隐”与“避世自修”

追求“隐逸”与“闲适”是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在功名无望后，一部分失意才士们选择疏离社会，逃避“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避世逍遥。“隐”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对张岱而言，“隐”可以是寄情山水，他的一生遍览名山大川，“冶艳山川合，风姿烟雨生”“入山路，如遇熟友，一看而馋，二看而饱”；“隐”可以是沉溺声色，张岱“家世通显，服食豪侈，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谐谑杂进”，有论者将其形容为“色隐”。此外还有大隐于市者，如陈继儒，二十九岁弃绝功名，过着“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入山水却又不绝然尘外的生活。

2.“宁为狂狷”与“玩世不恭”

如果说“隐”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狂”则是一种积极的“进攻”。“狂”，即个性的极度张扬，表现为对权威的不屑与对传统的挑战，如以“童心”对抗道统而被视为异端的李贽，叛逆狂狷、空无依傍的徐渭等。张岱的“狂”则体现在他的率性而为。张岱自幼聪慧、多病的体质使他倍加敏感、多情。张岱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在与人交往时推崇“真情”与“真气”，创作中主张直抒性灵，与儒家主张的“克己复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代的吴中士人张献翼则将“狂”发挥到一个极端，他饮酒狎妓，故作乖张，凡事只求大快己意，过着“毁誉不入于耳，忧戚不干其心”的逍遥生活。

二、士人精神的回归与复兴

在张岱四十多岁的时候，满人铁骑的入侵踏破了中原的平静。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这群“贪图享乐”“不务正业”的士人尽管早已抛弃“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他们的立身行事，依然无愧于忠义之大节。

（一）由隐入世，碎首金阶

天启年间，政局混乱，张岱以“东海布衣”的身份向鲁王上书，请斩卖国贼马士英，“以谢天下，以鼓军心”。“敢借宰官医国手，天下精神尽抖擞”，张岱一心匡扶明室，甘为犬马，散尽家财。此时的张岱重燃入仕的热情，为的是能更好地为国效力，但天不遂人愿，鲁王只给了他微不足道的官职，张岱空有才干难以施展。往日纵情于声色犬马的燕客（张岱的堂弟），在这王朝倾危之际，竟也变卖所有家产，以助鲁王一臂之力。而此时的张岱已经渐渐意识到，鲁王不足成事，明朝气数已尽，沉疴

难愈。

（二）以身殉国、以死明志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明朝既亡，复国无望，张岱的好友祁彪佳选择了“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在家中投水自尽。张岱在《增沈歌叙序》中表示称赞沈素先的大义：“吾友沈素先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其忠愤不减文山。”张岱的又一友人王思任，在清朝统治者派使者以礼请他出山时，闭门大书曰：“不降！”誓不剪发，不入城，绝食而死。张岱曾调侃自己，“忠臣邪，怕痛”。张岱以为，尽管“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但是如果多活几年，兴许能找到更好的报国

良方。

（三）隐居山林、不仕新朝

明清易代之际，清初文坛涌现出了历史上数量最多的遗民。遗民指的是改朝换代之后不愿仕于新朝的亡国之民，明遗民们坚守“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以自己的方式追思故国。

在乙丑年的秋天，张岱写道：“余见时事日非，辞鲁国主，隐居剡中。”张岱为躲避清兵追捕辗转寄居佛寺，隐居剡中，居山林，居快园……“腹饥徒煮字，樽空耻自斟”。常至断炊的穷途窘境，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惶恐不安，隐居的张岱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尽管贫困交加，张岱宁可挑粪种田也不仕新朝。布衣诗人吴嘉纪也在此时表现出铮铮铁骨。他虽有治世之才，但在见证了明朝的灭亡后，他决心隐居山林，终生不仕。以明亡为界，他前期的诗歌充满对明朝的批判，反映民生疾苦，后期亦不改初衷，一方面心系百姓，砭刺时弊；另一方面则心念故国，积极参加抗清的文学活动。对于张岱一类的士人来讲，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国家危难竟使他们复归到他们曾经羞于提及的“君臣之义”，他们外表落拓不羁、装痴佯狂，骨子里却仍刻着“忠义”二字。

（四）笔耕不息、著述存史

与张岱心气相投的陈老莲曾题壁自讽：“国亡不死，不忠不孝。”张岱自己也曾作“忠孝两亏，仰愧俯怍”的题语。正如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忍辱负重地活着，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恨《石匮书》，平生修不足。”“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于人世。”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反清复明的念头已经逐渐淡去，张岱杜门谢客，著述等身。“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以诬妄之世界。”故国分崩离析，“如今他后半辈子的任务，就是要重塑、撑起毁坏前的世界”。何满子在《张岱评传序》中指出，此时的张岱“由士大夫抒发性灵的闲适转型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纵观文坛，由明至清，文风逐渐由务虚转向务实。张岱早年文字的轻松飘逸风流自赏，到如今已经逐渐有了杜诗的沉郁顿挫。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遗民士人们纷纷在言谈作品中流露出以诗存史、修史存明的意识。屈大均在《东莞诗集序》中提出：“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沉迷声色的余怀自言其作《板桥杂记》之意：“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治之是传也哉。”

三、结语

以张岱为代表的晚明士人群体，遭逢着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明朝末期，旧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建立，在这样的困局中，他们不甘于荒废，在避世与玩世之间找寻身心的安放之地；同样是这些士人，在经历了改朝换代之后，有的以死明志，有的隐居山林，有的著书立说，对故国的“忠义”成为他们生命新的寄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声色之好与忠义之节可以并存于一身。

（福建人民武装学校）

作者简介：李树艳（1992—），女，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