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西施题材戏剧（1920-1949）

西施传说最早为民间口头故事，诞生于春秋末期。该传说以吴越争霸为背景，讲述越国战败后，将美女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西施不辱使命帮助越国攻入姑苏台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戏剧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陈独秀倡导戏曲改良起，以西施为题材的话剧层出不穷。西施由越国入吴国再归越国的过程，集聚了国民（西施、范蠡作为国民需要摒弃私情）与个人（西施与范蠡之间的爱情）、传统女性贞洁与新女性自由恋爱、国家民族存亡等多重矛盾纠葛，极具戏剧张力，这也正是众多剧作家以西施故事为素材创作戏剧的缘由。

一、西施剧本的贞洁问题

经笔者整理，发表于1920—1949年，以西施为题材的作品有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西施》、林卜琳的历史歌剧《X光线里的西施》、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陈大悲的乐剧《西施》、舜卿的《西施》、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绀弩的拟剧《范蠡与西施》、孙家琇的历史剧《复国》（又名《吴越春秋》）等。这些剧作或以新女性之姿批驳传统女性的顽固思想，又或随着个性解放思潮唤醒自我觉醒与平等意识。

女性解放进程中的第一步是对传统贞洁观的启蒙。现代时期以西施为题材的剧本十分默契地淡化了对女性贞洁的关注，突出表现为西施在恋爱中的自主选择权。有的剧作家通过讲述西施不以失节为耻，自愿入吴诱惑夫差的故事，来表现剧作对贞操问题的淡漠。例如，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中的西施主动向范蠡请缨入吴换回越王勾践，并叮嘱范蠡不可因私忘公；陈大悲《西施》中的西施主动提出愿意进献吴国，范蠡与西施在对方眼里都是十分了不起的英雄；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中的西施以家国为先，为越国牺牲自己，劝范蠡不要再讲个人的事情，交还与范蠡定情的玉佩，直言在国难未拯救之前没有爱人的自由。在剧作中，剧作家不断强化西施在越国复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在梅兰芳《西施》中，西施在入吴后引诱夫差纵情歌舞，劳民伤财，更是成功劝说夫差伐齐，为越国赢得了攻入吴国的机会；在顾一樵、顾青海《西施》中，西施入吴之时略施小计便令夫差立刻释放勾践与文种，后西施又与太宰伯嚭携手除去吴国大将伍子胥；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中的西施对夫差释放勾践和文种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西施离越入吴的正确决策，认同淡化贞洁观所带来的现实效果。

除此之外，在现代西施剧本中，范蠡对西施的爱始终如初，不会因西施曾为夫差的妃子而心生嫌隙。例如，顾一樵和顾青海的《西施》中，范蠡作为前锋攻入姑苏台时，他仍想接西施回越国，并为抢夺西施与夫差斗争；舜卿的《西施》中，在吴国灭亡的最后时日，西施父亲和范蠡站在从吴归越的必经之路上焦急地等待西施归来；陈大悲的《西施》中，西施在意贞洁，在完成灭吴的使命后消极否定自己的人生，范蠡并未对西施弃之不顾，而是一直追随着西施的步伐。西施与范蠡一逃一追，象征着旧传统贞洁观念的西施沉入了湖中，蕴含着剧作者对传统贞洁观的批驳。剧作如此巧合地采取同一要素进行转化书写并非空穴来风，妇女解放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尤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剔除传统文化中禁锢妇女的思想糟粕——贞洁观。

二、西施剧本中的女性图谱

《新青年》曾在“通信”“讨论”等栏目开展“贞操”论辩。随着讨论的高涨，传统糟粕桎梏女性的枷锁被解开了，女性解放之声不绝于耳，“自由恋爱”的呼声也随之愈发高涨。在戏剧界，1918年6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推出的“易卜生专号”专栏翻译了挪威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该时期以西施为题材的剧本追随先辈的脚步，大胆突破西施与范蠡相爱的固定模式，通过描写西施与夫差的爱恋，使恋爱自由的春风流淌在剧作之中。在顾一樵和顾青海的《西施》中，夫差卧病在床，西施在旁细心照料。越国军队攻入吴国时，西施甚至想与夫差一起逃离。当夫差执意要像个英雄一样与勾践战斗时，西施坚定地守在宫内等待夫差归来。夫差重伤逝世，西施取佩剑自刎，愿追随夫差而去。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中的西施不舍夫差去黄池，感慨二人若只是平常百姓多好，甚至直言她的爱情意识重于国家意识。西施因夫差的疼爱和尊重，可以突破旧有的爱情模式，再次选择爱人的权利。若夫差仅仅因西施的美貌而爱她，那么西施也可以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般毅然决然地出走，如舜卿《西施》中的西施，她在卫倩的启蒙下意识到夫差仅将她视为玩物，故而放下了内心道义上的负担，随卫倩退回到南林。男女情爱自由的现代新型价值观已初具雏形。

现代时期西施剧作对贞洁的淡化和对恋爱自由的呼吁，促使剧作家在剧作中谱写出极具风貌的女性图谱。周作人在《可爱的人》中写道“希望将来的女子……成为刚健独立、智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该时期西施剧本对新式女子的期望接续了周作人的畅想，创造出了诸如卫倩、南林处女等独立自强、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新式女性。比如，林卜琳的《X光线里的西施》中为勾践入吴国探听情报的南林处女，当她深知勾践成功是木已成舟之时，便不顾勾践挽留告辞还乡，纵深树杪，俨然一副来去如风的自在高人形象。再比如，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中的浣纱女们，因身为弱女子不能抵御外敌而惭愧，在听闻一批伤兵即将到苧萝村时，自发前去照料。浣纱女们已经摆脱了旧传统中龟缩于旧家的身份，主动承担家国之责，为家国出力。整个越国呈现一副军人在织布、农夫在舞剑、女人会射箭的全民奋战的面貌。还有舜卿《西施》中的卫倩，她从小习武艺，精于剑戟，被文种聘请入京教习士兵剑戟。卫倩也是西施人生选择上的启蒙者，在西施为入吴之事徘徊不定之时，卫倩以启蒙者的身份劝慰西施入吴；当西施将吴国灭亡之责归于己身而产生负罪感时，卫倩劝慰西施夫差对她的爱是自利性的，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仅将她当作玩物，此番劝说使西施终能醒悟归越。在现代文学中，往往是男性承担启蒙者一角，如《伤逝》中的涓生。该剧本不仅一反常态以女性启蒙女性的模式出现，更是打破了男女在职责分类上的固定模式，表示女性也可以如男子一样教导习武射箭，这与周作人在译文中的期许一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刊登于《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的文章《敬告青年》中提到，“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自《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始，女性教育、参政、经济独立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三、西施剧本的平民关怀与觉醒意识

1920年至1949年以西施为题材的戏剧并非仅仅将女性这一类群体作为解读对象，而是从“类”到“群”，关心整个人类群体。在剧本中，剧作者不再仅将视线聚焦在几位主要人物身上，而是会有意识地创作出许多被历史忽略的小人物，通过他们的视角为历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扩充历史的维度和厚度。

除梅兰芳主演的京剧《西施》以及篇幅极短的绀弩的《范蠡与西施》外，该时期的西施戏剧均在剧本中加入了小人物的话语和行动。比如，在林卜琳《X光线里的西施》的剧本中，对越国百姓樵夫施小乙与渔夫王老伯之间、奉命寻觅美女的越国士卒老卒陈和小卒李之间、吴国宫内的侍女侍卫之间的对话均展开了细致的呈现。通过这些对话，重压下的平民认识到了战争起于贵族私心，百姓沦为牺牲品的真相，最后再由西施道出小人物心中“无贵无贱，人人都平等，四海一家华夷也不分”的期盼。在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中，浣纱女们在浣溪沙旁发出愿为国家奉献的爱国之音，表现出弱女子不能抵御外敌的惭愧之情。吴王宫外侍者甲、乙在私下议论国王夫差的行为也被剧作家纳入剧本之中。陈大悲《西施》开篇便是吴王殿外的卫士甲、乙、丙、丁四人讨论越王以钱财美女贿赂太宰伯嚭之事。在舜卿《西施》中，剧作者更是直接设置了卫倩这一形象，在剧中卫倩作为西施的启蒙者总能在关键时道出发人深省的言语。在西施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对吴国有愧之时，卫倩一语道破吴王宠爱西施的真相——吴王是爱西施的美貌，将西施当作玩物，成功卸下西施的道德枷锁。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目前尚存三幕，分别为第二幕、第三幕和第四幕。第二幕和第三幕均是通过小人物的行为和对话开篇，第二幕开篇是借吴国皇宫外的侍卫甲与侍卫乙之言道出故事发展的背景，又通过二人对话展现小人物对君王行为的揣测和解读，提供了另外一个看待历史的角度；第三幕则以两位宫女的疑问开篇，两位宫女不知西施深受恩宠却始终不快乐的缘由。在孙家琇的《复国》中，剧作者花了大篇幅塑造出北威、张七嫂、黄老爸和叔公公等形象。该剧作中，小人物的作用是还原西施的生活场景，侧面展现少女西施的天真与不成熟，与入吴后逐渐变得坚毅的西施形成对比。这些小人物在剧本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些剧本或以小人物为历史事件的说明者，在谈话中揭开历史发展背景，展现人物对主人公的行为的揣测，使个人意识在历史中显现，如陈大悲《西施》、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等；有些剧作者则化身为剧中某一人物，借该人物之口言作者之思想，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如林卜琳的《X光线里的西施》、许地山改编的粤语剧《西施》等。

剧本中小人物的所思所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剧作者思想的投射。剧作者把自身的经历和想法作为创作素材编入剧本，借剧本人物之口将心中所思所想展现出来。他们的觉醒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剧本人物具体的对话中，剧本的编排布局也可显现剧作家的自省，如剧作家对西施结局的处理。该时期剧作者大多未采取传统戏曲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是以西施之死为结尾。李今教授曾说“死属于个体，只有对于个体，‘死’才能显示出它的全部意义。因而，‘死’是作为自我的边界一个个体的人，而非类的一员所必须直面的问题，死亡意识向来标志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现代西施题材的戏剧对死的正视，象征着剧作者对自我意识的重视。在顾一樵和顾青海《西施》中，夫差死后，西施悲痛欲绝，取剑自刎；陈大悲《西施》中的西施认为灭吴之后自己的人生也结束了，跳入了太湖中，众人只寻回一件衣裳；在舜卿的《西施》中，越后派人刺杀西施，西施不愿身边之人被越兵杀害，急跳入江中。

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西施题材戏剧从顽固的传统糟粕——贞洁观入手，凸显西施的自主选择性，又由西施个人的解放延伸至女性群体的启蒙，再由女性群体的觉醒扩展到关注淹没在历史背后小人物的声音，从而实现从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启蒙与解放。

（绍兴文理学院）

基金项目：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世纪以来西施题材戏剧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45D067）。

作者简介：孙拉拉（1998—），女，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卓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