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叙述符号探究

谈及电影，对其默认的艺术类型就是以情节为内容，由画面和声音组成的视听艺术。在符号叙述学看来，人是叙述性的动物，叙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电影叙述，也是今日文化的各种叙述中最重要的种类之一。对电影的叙述符号进行探究，更能清晰地明白影片的结构与内容。

电影符号叙述学在文学符号叙述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叙述者和叙述角度是叙述学的基本问题，在电影领域也不例外。从影片的叙述者与影片叙述特点来分析影片的叙述符号，正是解读影片的重要角度。

一、叙述者的不同分工

（一）采访者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虽然采访者从未露面且尽可能地避免发言，但从被采访人的坐姿角度、目光交流等细节来看，导演贾樟柯并未想要隐藏采访者存在的事实。采访者作为影片内容的叙述者之一，虽然在人物的采访过程中只是偶尔出现的画外音，但人物的交流依然采取有问有答的引导方式，以突显采访者的存在。因此，采访者是参与影视内容叙述的主要引导者。

（二）摄像机

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受众除了能感知采访者的引导，也能充分感受到摄像机的存在。在拍摄时，摄像机镜头像人的眼睛一般与影片人物对视；在放映时，摄像机的对视视角被观众所替换，使得观众与影片人物之间构成视觉聚焦的交互状态。这里的“视觉聚焦”，指的是摄影机拍出的电影画面与故事人物所见之间的关系。戈德罗和若斯特认为，电影画面存在三种可能状态：第一种，把它看作是某一眼睛所见，电影画面正是某个人物所见；第二种，把它看作是电影故事世界之外的“大影像师”的操控；第三种，把它看作旨在取消“眼睛—摄影机”的手段，用来造成电影的“透明性幻觉”。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对第一种状态进行了大量展示。例如，在影片开始的食堂吃饭的长镜头中，摄像机以盛饭人的视角存在；在西安火车站，摄像机以候车人的视角存在；采访人物时，摄像机作为采访者存在等。该状态的视角，向观众展示着影片创作过程中最大限度的真实。影片的纪录片属性，不在于重视工具的隐藏，也不在于重视给观众打造“透明性幻觉”，而在于拉近影片内容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在视觉方面给观众营造现实的真实感，这便是摄像机在影片中引导观众审美心理的主要作用，摄像机是叙述影片内容最重要的工具。

（三）被采访者

影片中的被采访者分别是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段惠芳、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分别代表四个时代，分别讲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影片在拍摄前没有对内容做过多的设定，较多是被采访者的自由表达。所谓叙事一开始只是拍作家，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根据被采访者的讲述慢慢地调整，划定影片内容的主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导演更像是影片叙述内容的整合者、提炼者。从这个角度看，影片的叙述角度其实是由被采访者不自觉地“内定”的。被采访者作为影片人物的重要构成，在影片的叙述中便同时拥有了类似于编剧的身份。

二、叙述特点

在影片创作之前，影片的主题并没有清晰的预设。随着拍摄和采访进度的推进，导演贾樟柯才慢慢从中归纳整理出一个模式：每个人的讲述核心都是一些生活的基本问题，即吃饭、恋爱、生病等。影片一共有十八章，以类似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方式呈现，主要涵盖以下内容：一是在影片的前三章由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段惠芳讲述关于作家马烽的故事，如吃饭、恋爱、马烽；二是由贾平凹讲述贾家庄及本人的故事，包括回乡、新与旧、声音、远方、贾平凹、病，共六章，是影片所占篇幅较多的部分；三是作家余华的叙述，分为余华、活着两章进行呈现；四是作家梁鸿的故事，虽然时长不长，但章节较多，一共有梁鸿、母亲、父亲、姐姐、收获、儿子，共六章，以梁鸿的视角展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介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发展；五是以余华的故事“游泳”作为影片的最后一章，并以余华的一句话作为影片片名与影片结尾。以主题人物为对象来探究影片的叙述特点，更符合该影片的叙述特色。

从各个章节的命名来看，每一个名称既是章节内容的关键词符码，也是对影片内容主题的提炼。因此，可以将影片按不同的主题人物分为四个部分。章节与章节之间在叙述同一个主题人物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

（一）同一主题人物在不同章节内容叙述的连贯性

影片中，贾平凹、余华、梁鸿都谈到了自己最初决定写作的原因，以及将创作内容投入乡村视野的初心或转型。以贾平凹为例：在第四章“回乡”中，贾平凹谈到他创作的乡村类型作品相较于城市题材的作品质量更高，因而选择回乡写作；在第八章“贾平凹”中，他表示，刚开始的写作没有特定目标，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才有意识回乡，“这段时期，终生的快乐是这个时候，终生的痛苦也是在这个时候”；在第九章“病”中，贾平凹又谈及“快乐与痛苦”这个话题，同时强调正是在这个时候创作出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慢慢在商洛立足，“站在商洛，或者说站在家乡，来看中国，来看整个世界”。导演利用不同的章节，叙述了主题人物找寻创作方向的成长历程。

（二）不同主题人物在整部影片内容叙述上的相互呼应

1.时代的接替变化

影片开始放映画面前的黑幕，导演加入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起来，争取最大胜利”的画外音，为首个主题人物马烽的出场烘托出相应的时代背景氛围。电影具有声音和画面两个轨道，更多时候两个轨道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声音“领导”画面。虽然此时影片的画面上只有黑幕，但该画外音极具时代特色，故也很好地达成了介绍时代背景的目的。

不同的被采访人物反映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关键期，从最开始的已故作家马烽到最后的梁鸿，串联出一条完整的时间线。马烽写作的黄金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时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作品多含中国社会结构探索的气息；贾平凹生于20世纪50年代，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所以他的主要作品多反映知识分子在该时期经受的困境；余华生于20世纪60年代，影片中主要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时值中国改革开放，社会思想逐渐臻于解放，余华也通过对不同职业的探索和尝试，在作品得到肯定和支持后，走上了作家的道路，象征着在该时代背景下，作家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功能再度被社会认可，生存空间也得到拓展和重视；梁鸿，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影片中唯一的女性作家，求学之路虽坎坷，但最艰难的还是求学与家人利益之间的取舍。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不仅作为鉴赏判断与美相关，而且作为出自某种精神情感的判断与崇高相关。”梁鸿的姐姐牺牲个人的光明前景，放弃了更好的工作和倾心的婚姻，在婚后依然自觉选择担任原生家庭的“顶梁柱”，这不仅具有牺牲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更显现着无私奉献、长姐担当的崇高精神。梁鸿与父亲关系的改善，与家人之间的相处，不断唤醒她的创作灵感并激发其创作目的。在故乡，亦即家庭的呼唤下，她并未选择在城市停留，代表着一批能够有机会远离村庄却自觉复归的作家形象。最后一位人物，梁鸿那14岁的儿子，影片专门创设让其说几句家乡话方言的片段，最终却是在母亲梁鸿的引导下完成，此处象征着21世纪新一代人的生存面貌，再次通过语言来暗示部分新生代的生活环境同农村文化的隔层与脱离，揭示城市对农村的冲突具有显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宿命感，即便是持有自觉回归意识的作家后代也不例外。

家与国从来都是无法分割的，二者分别为社会面貌微观与宏观的现实显化。影片各个人物在叙述个人经验的同时，不仅反映了其成长过程的关键期，也展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从未中断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探索，并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来不断完善。影片借作家群体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来反映时代发展的向好趋势，同时也揭示在任何时代，文艺创作者不仅需要去关注宏观的社会背景，更需要去理解和探寻该社会背景下个人精神世界的必要意义。毕竟，人既是过去历史的叙述者，更是未来历史的缔造者。

2.创作上共同选择回乡

在对故乡、乡村的聚焦上，导演在第五章“新与旧”与第六章“声音”中，把镜头投向贾家庄的室外公共文学讲座，并记录了作家对乡村、对故乡的描述：“每个人都是勃拉姆斯”（余华）；“我们在贾家庄，是大家一次共同的回乡”（苏童）；“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威廉·库珀）；“回到这个乡村，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乡村了”（阿来）等。

乡村是常被作家用来称为故乡的符号，被赋予寻根的意义载体和创作的现实来源。三位作家同样选择了回乡创作。贾平凹回到熟悉的乡村，以商洛为起点运用乡村视野提取熟悉的文学素材；余华受童年经历的影响走上文学之路，提取乡村素材以疼痛叙事的方式进行死亡美学的审美风格创作实践；梁鸿选择以文学的方式为家乡梁庄“做点什么”。同为西部文化的创作者，作家偏现实主义的创作与对家乡的关注，均与导演的影视风格倾向不谋而合。在现代化的冲击和快节奏的压迫下，逐渐消亡的西部原始空间更像是发出了一声声呼唤，带着深沉厚重的西部之音，唤它曾哺育过的游子，唤它那早已逝去却依然精彩的时代，唤它那些眼看着仍然艰苦奋斗的普通的人民。蓝色，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象征天空和大海，不仅有着接近永恒的意味，更被赋予了真实理智、沉着平稳、信念持重等情感色彩和精神内涵。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复归，是以往时代在这一片土地上成长的人的回忆录，更是期许，是对未来有着更加美好生活向往的宣言书。

三、结语

无论是安德烈·戈德罗称作“大叙述者”的电影叙述主体，还是麦茨沿用阿尔贝·拉费的“大影像师”的概念，在贾樟柯的这部电影中都不适用。因为在这部影片中，即便是既身为导演又身为编剧的贾樟柯，也未对影片有明确清晰的内容设定，给影片的解读布上了逻辑的迷雾。但由于被采访者相似的生活环境和写作风格，各个主题之间又可以相互呼应。贯穿影片始终的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作为重要的叙述符号而存在。摄像机作为叙述影片内容的工具，所带来的纪实影像同样对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主题人物为对象，同一人物在不同章节间的连贯性和不同人物在整部影片内容叙述上的相互呼应，是该影片的叙述特色之一。导演从宏观角度把握着中国社会20世纪40年代后近70年的变化，将其聚焦于个体身上呈现。

西部电影理论及创作研究基地成果。（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夏金阳（1999—），女，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